聞一多把詩人、學者、鬥士三重人格集於一身，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照亮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至暗時刻。
他的雜文猶如從火山口噴射出的巖漿, 以其震徹人間的怒吼動搖舊時代, 以其光芒萬丈的烈焰為新時代催生。
01
聞一多雜文, 內容豐富，既包括社會評論、文藝隨筆、雜感, 也包括一部分講演錄、序跋、以及書信。
從他1916年發表的文言雜文《論振興國學》、《新君子廣義》、《辯質》開始，至生命末期，其間雜文寫作雖時斷時續, 但也為我們留下了包括文言雜文在內的共60餘篇。
其中白話雜文來50多篇，30篇是在1943年後寫成的, 它們也是聞一多雜文最主要的部分。
聞一多雜文的思想和眼光, 縱貫古今歷史, 橫及政治、教育、文藝、軍事等諸多社會現實, 組成了一個較長的時序結構和較寬的空間結構。
正是在這時空交叉、縱橫伸延的結構，讓他的雜文具有了：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文藝的社會使命、解剖自我、揭露時弊等意識。
聞一多在一系列雜文中深刻反思了儒家思想的危害，告誡人們認清歷史前進的方向，警惕時代開倒車。
他還把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加以比較，指出中國文化「每放一次光，都是受了外來的刺激」，提醒人們注意，要敢於和善於「學習旁人的民族」。
把反思歷史和現實需要結合起來，把中外文化聯繫起來加以審視，顯示了學者的鬥爭藝術和思想家的遠見卓識。
聞一多始終強調文藝要走向人生, 詩人必須為人民而歌唱, 具備強烈的社會使命意識。
在紀念 「三·一八」慘案時，他發表的《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又認為新文學運動應和愛國運動攜起手來，詩人應該將那「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也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為一些詩歌集所寫的序言和一些文藝雜談中，他熱情讚揚的是那些「有頂真的生活意義」，「象徵搏鬥姿態」，具有反抗精神，能夠鼓舞人民戰鬥的詩，而反對那些以油頭粉面和嬌聲媚態去粉飾生活的詩。
他說文藝家應從個人的圈子走出來，積極參加社會實踐。這些雜文，顯示了聞一多積極參與文藝變革的社會責任感。
聞一多的思想發展走過一條漫長而曲折的路，他的某些雜文，實際上也就是自己心靈歷程的紀實史和不斷進行自我剖析的懺悔錄。
他毫不諱言地承認，自己在抗戰初期也與其他教授一樣，「大家似乎都不談、似乎也不太想政治問題」是很錯誤的，批評「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不能像進步青年那樣能識大體。
他嚴厲地自責:
「我們覺悟了我們昨天的那種嚴守中立，不聞不問的超然態度，不是受人欺騙，便是自欺欺人。因為只有我們超然，老爺們才敢放手幹他們卑鄙的勾當。」
當他看到人民的力量，就反覆強調，「假如我們是和人民在一起，我們就有希望了。」他堅信，中國的前途，「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後勝利是屬於人民的」。類似這些心靈剖白文字，透射出作者的真誠和勇氣。
而在聞一多後期雜文中，他多於揭露反動政府的黑暗統治，抨擊時弊，激蕩著他強烈的抗爭意識。
抗戰時期，前線兵潰如山倒，大後方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聞一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以雜文與腐敗當局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他及時戳穿了報紙上宣傳的「我軍愈戰愈強」的謊言，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是在「爭取失敗」。
他痛心於國統區「一部分人為著旁人的剝削，在飢餓中畜牲似地沉默著，另一部分人卻在舒適中興高採烈的粉飾著太平」的可怕現實。
抗戰勝利後，聞一多更是大聲呼籲民主，呼籲和平，與反動統治寸步不讓地進行了抗爭。
當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被特務暗殺後，聞一多面對手槍，作出了雄渾的《最後的一次講演》，以震憾山河的氣概喊出了「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的錚錚誓言。
這是他最偉大的一篇雜文，卻也是最後一篇。
02
聞一多善於透過事物紛繁複雜的表象, 抓住要害和本質, 作鞭辟入裡的縱深剖析, 使雜文具有一種穿透力的效應。
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卻能洞幽燭微，舉重若輕，由今及古和由表及裡地去探視它的行蹤，刮它的腸肚。
比如《關於儒·道·土匪》一篇，文章起筆即肯定了一個事實:「中國是生著病，而且病勢的嚴重，病象的昭著，也許賽過了任何歷史記錄。」
接著借用一位英國人的談話，指出中國人靈魂裡潛藏著的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並從文化上追根索源，探其底蘊，指出儒家是慣於「巧取」的「偷兒」，道家是看去「一無所取，一無所奪」，實際上是「無所不取，無所不奪」的「騙子」，墨家是破壞既定秩序的搗亂分子，它是「上匪」的前身。
聞一多的診斷是:儒墨道的傳統思想就是「中國文化的病」。不過比較起來，「講起窮兇極惡的程度，墨不如儒，儒不如道」；三者之中，儒和道最為狡猾，更容易迷惑人，也最值得警惕。
在對中國文化的病源進行了分析批判之後，作者又把筆鋒轉到了針對現實，指出如今反動統治者一一這些新的偷兒和騙子，打著儒道的旗幟，「天天剿匪」，實際在做著殘害人民的勾當。
文章批判儒道思想，抓住了它們維護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利益的實質；針對現實，又巧妙地揭露了反動派天天鼓吹所謂「剿匪」的要害。
聞一多看問題洞若觀火，分析事物力透紙背，使文章具有很強的穿刺力。
他還利用批判對象的心態邏輯進行駁斥，以無可辯駁的道理壓住對手，使文章產生一種震懾力的效應。
比如《愈戰愈強》是聞一多根據報紙的一則自欺欺人的報導，寫成的評論文字。
作者以「豁出去了」、「跟你拼了」的態度，要和「自己諱言失敗，同時也禁止旁人言失敗」的反動派「算帳」。
其算帳方式是抓住對方的「聞敗則餒」、「聞勝則驕」一一即只能告老百姓以「樂觀」消息，不能示人以失敗真相的邏輯進行批駁。
文章說：
「你既把我們當作聞敗則餒的人，那你洩露了許多樂觀的消息，難道又不怕我們驕起來嗎？明知驕是抗戰的雞毒，而偏要用『愈戰愈強』來灌溉我們的驕，那你又是何居心？依據你自己的邏輯，你這就是漢奸行為，因此你是出賣了你的祖國，你又曉得嗎？」
作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雄辯的道理化成了連珠炮似的詰問，使對方理屈詞窮，毫無辯解餘地。
同時，聞一多還經常結合具體事例，以確鑿的證據、周密細緻的分析，充分剖析時事的真相，以喚起人們的思索，使文章產生一種鼓動效應。這種手法在聞一多的講演稿中用得最多。
在名為《組織民眾與保衛大西南》講演中，聞一多講演一開始，就沉痛地列舉正面戰場節節潰退，連連失地，以致大西南後方也受著威脅的具體事例，把嚴重的時局擺在人們的面前，引起大家思考。
接著，他一方面指斥了涎著臉皮要無賴的流氓相，一方面又引導人民認清自身的責任與力量。他分析道:
「國家是人人自己的國家，身家性命是人人自己的身家性命」，國民黨政府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還是我們人民自己。」
對於昆明的前途，他又設想了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敵人不來，第二種是來了被人民打敗，第三種是不幸我們失敗了退出昆明。他告誡人們，應該準備第二種甚至是第三種可能的局面：「從黑暗中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創造出光明來」。
雖然「這是一個夢」, 但這是「 一個美夢」; 如果不願意實現這個夢，那另一個等著人們的, 便是「 一個惡夢」對於「惡夢」的結局，他又細緻分析了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當「順民」的屈辱的路，一條是當「難民」的悲慘的路。
聞一多號召人們不要選擇這兩條路，而要組織起米，下定決心，走抗戰到底的路……
雖是一篇講演詞，卻有事實，有分析，有論證，條分縷析，深入淺出，頭頭是道。文章貫穿著周密的思考，充滿著戰鬥的渴望，便聞者興起，血液沸騰，力足以振人，氣足以奪人。
03
思維過程的情感化，是聞一多雜文創作的最大特點。聞一多雜文不但具有精闢透徹的說理，更帶著詩人般濃烈的抒情意味和鮮明的形象性。他的理性評價總是同時滲透著情感，許多時候，甚至連理性評價也情感化了。
聞一多雜文濃烈的抒情，表現在一些評論詩歌的文章中。因評論的對象是詩歌，評論本身也籠罩著一種濃鬱的詩意。
《時代的鼓手》是一篇評論田間詩作的文章。聞一多針對國統區疲睏與衰竭的文藝風氣。特別頌揚了鼓的整肅、莊嚴、雄偉、剛毅，讚揚田間的抗戰詩就具有「鼓的聲律」與「鼓的情緒」。因為它：
「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捧著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動你愛，鼓動你恨，鼓動你活著，在這大地上。」
作者呼喚，「當這民族歷史行程的大拐彎中，我們得一股作氣來完成大業。這是一個需要鼓手的時代，讓我們期待著更多的`時代鼓手』的出現。」
整篇文章的寫法如抒情散文，沒有明顯的推理、判斷、論證過程，但邏輯思考卻不著痕跡地暗融在激情抒發中。
聞一多的更多雜文，是有較明顯的邏輯推理、判斷的，但情與理仍然高度融合，絕非枯燥的哲學論證方式，同樣具有強大的感人力量。
這類雜文的寫情方式，大致有「從容自如地揮灑」與「奔騰激蕩的宣洩」兩種方式。
他在向同事、朋友、青年學生闡述某一種見解，抒發某一種感想時，常用前一種方式。他寫《文學的歷史動向》、《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五四斷想》等文章時，採用了款款而談，娓娓道來的手法。
他骨子裡蘊含著蔥鬱的情愫，外表上卻較為平靜和緩；鮮明的愛憎滲透在敘事、說理之中，使得文章並無大波大瀾的劇烈起伏。
比如《五四斷想》這篇頗具詩趣的短小文字：
「舊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個跟一個一一這是演化。新的已經來到，舊的還不肯退去，新的急了，把舊的擠掉一一這是革命。」
全文圍繞著「演化」與「革命」的區別，聯繫「新」與「舊」、「青年」與「老年」、「變」與「亂」、「跟」與「擠」等諸多問題，對照著行文，自如地揮寫。
得出的結論是:
「變是悠悠的演化，亂是擠來擠去的革命。若要不亂擠，就只得悠悠的變。若是該變而不變，那只有擠得你變了。」
文章中的情感濃鬱，哲理深刻，抒情與說理融合得十分自然。行文的筆調舒緩，內在的骨力卻是非常勁健，柔與剛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反觀「奔騰激蕩」的抒情方式，多用在直接面斥假醜惡、放聲向人民吶喊的時候。
作者胸中的激情不吐不快，常用直抒胸臆的手法，一任其奔迸跳躍而出。有時，文章一開頭，作者便出其胸中所憤，以感情的烈火炙人。
如《獸·人·鬼》的開篇:
「劊子手們的這次傑作，我們不忍再描述了，其殘酷的程度，我們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獸行，或超獸行。但既認清了是獸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類的道理和它費口舌了。甚至用人類的義憤和它生氣，也是多餘的。」
對特務們「一二一」屠殺群眾的憤慨之情、鄙薄之情，溢於言表。
有時，文章的開頭則是儘量按捺住情感，不太多露聲色，到感情實在控制不住時，堤岸一旦衝開，狂濤怒浪便呼嘯而來。
如《從宗教論中西風格》一文, 前半部分都是分析論證宗教的產生、宗教的作用, 情感的潛流蘊藏在縱橫議論之中; 到後半部分, 突然轉為激昂:
「中西風格的比較, 你拿什麼跟人家比? 你配? 儘管有你那一套美麗的名詞, 還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怯儒、虛偽, 掩不住你的小算盤, 你的偷偷摸摸, 自私自利和一切的醜態。你的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和你古聖先賢的什麼哲學, 只會令人作嘔, 我都看透了!」
痛快淋漓地嘲諷了腐朽發黴的封建文化, 也毫不掩飾地把批判矛頭對準了尊孔復古思潮。
然而無論哪一種方式，他的抒情總是和敘事、議論水乳交融，難解難分。人們讀後，既了解到一種道理，一種觀點，又感受到作者心靈的顫動，被他的熱情所感染，所激動，久久難以忘懷。
聞一多雜文創作的另一個特點，是思維過程的形象化趨向。作家不是一般地借形象來說理，借形象來抒情，而是自覺地運用形象來作為思考問題和表述見解的符號或載體。
形象是貫穿在其作品內部結構中的有機血肉，而形象化的思考離不開豐富的聯想和想像。恰好，聞一多的聯想力之強令人欽佩的，甚至連一件最平凡的小事，都能觸發他的聯想，寫出一篇既緣於題材又超越題材的有力的文字來。
如「龍鳳」，本是一個刊物的名稱，聞一多卻由這兩個字聯想到龍鳳的來歷。他在《龍風》一文中，由遠古神話講到圖騰時期，由圖騰時期講到封建時代，再講到古籍中以龍比老子、鳳比孔子的故事。從而展開形象化的議論:
「龍鳳只是『帝德』與『天威』的標記」，從此打量孔、老，不過是一條「『見首不見尾』的陰謀家一一龍」和一隻「『戴聖嬰仁』的偽君子一一鳳」。「有了主子，就得用著奴才，有了奴才也必然會捧出一個主子……主子的淫威和奴才的惡毒一一暴發戶與破落戶雙重勢力的結合，壓得人民半死不活。」
作者意味深長地提醒人們，要防備「窮兇極惡而詭計多端的蛇和受人豢養，替人幫閒，而終不免被人宰割的雞」；「萬一非給這個民族選定一個象徵性的生物不可，那就還是獅子罷!」
文章就是這樣利用聯想的鏈條，形象化的分析，環環相扣，層層推進，貫通古今，聯類無窮，將古今反動統治者狼狽為奸，摧殘正義的共同本質揭露得一清二楚。
這與《「新中國」給昆明一個耳光罷》一文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新中國」本是一個話劇團的名稱， 聞一多說它「真能名副其實的象徵了新中國」，於是順手牽來，給予昆明「當胸一拳，再找上兩個耳光」。
這一耳光是對「充滿了偽善和臭美的頑固知識分子」的抗議，是要讓他們「受點教育」。
由於聯想得巧妙、自然，推理判斷又始終伴隨著可感的形象，使文章別有一種出奇制勝的效果。
作者也善於運用多種手法，把抽象的道理或感情化為具體形象，以有趣的畫面、場景作為結構思維的具體材料，使理性評判在生動的感覺描繪中活撥展開。
反動派昆明駐軍營房門口，曾豎著一塊上寫「頂天立地，繼往開來」八個大字的標語牌，聞一多把這塊標語牌和現實聯繫起來，寫成了一篇絕妙的諷刺文章。
他寫道：
這塊「極盡醜惡之能事的木質構造物闖入了視野，象黑夜裡冷不防跳出一聲充滿殺氣的口令!那東西可把人嚇一跳，再看那八個大字，「我只覺得一陣頭昏眼花」，「象被某種氣味燻得作嘔」一樣。這燻人臭氣「引起的一種惡性發炎的癰疽，浮腫的肌肉開著碗口大的花，那何嘗不也是花花綠綠的絢漫的色彩，其實只是一堆臭膿爛肉!」
作者從視覺、聽覺等生理，心理角度寫來，運用通感、比喻等修辭手法，把這塊標語牌化成了一種審美意象，讀者不難從中體察到反動派色厲內茬的真面目。
有時為了加強形象性，作者還特地新編一則寓言，藉以深入淺出地說明事理。例如為了引導人們認清劊子手的獸性，聞一多便創造了一則寓言故事:
村子附近發現了虎，孩子們憑著一股銳氣和虎搏鬥了一場，結果不少人犧牲了，於是成人們之間便發生了一串分歧的議論一一有的主張「立即發動全村的人去打虎」；有的則認為「趕緊別提打虎了，免得鼓勵孩子們去冒險」；有的還幫虎說話:「虎本無罪，禍是喊打虎的人闖的。
不同的議論反映了不同的社會心理。聞一多勸告「善良的人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要被「『為虎作張』的鬼」所利用。
借寓言來引譬，用形象來暗示，新鮮而又機智，使文章有了言少意多、發人深省的效果。讀者不但可以領悟道理，還能感受審美的意趣。
有了感情的灌注，有了形象的顯示，聞一多雜文就不是抽象觀念的推衍，不是僵死形式的堆集，而是鮮活的藝術創造物。
聞一多雜文有時表現為奔放激越，潑辣犀利；有時又表現為從容灑脫，凝鍊寫意。
它似一團火，熱烈酣暢，剛健明快，溫暖了人民，灼傷了奸邪，傳達出時代的情緒與韻律，使邪惡者聞之喪膽，良善者聞之振奮，為我們譜寫了一段中國人民對抗黑暗時代廣闊而壯麗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