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晴時期，天津河東區陸家胡同2號，是光緒年間津門有名的「李善人」家。「李善人」名李世珍，字筱樓，原籍浙江平湖，中過清朝進士，還做過幾天的吏部主事。以後做生意，壟斷天津鹽業。晚年更致力於興辦錢莊銀號，是天津早期的銀行家。
光緒六年，李筱樓已68歲。九月，他那位芳齡僅18的三房姨太太，又給他生了個兒子。李筱樓長子早逝，次子文熙這年也才12歲。如今，晚年得子，雖是庶出，亦是喜不自勝。懷著一片虔誠之心，老人給老兒子取名文濤，字叔同。
文濤4歲，父親去世，兄長文熙繼承家業。文熙當時也只16歲，做了一家之長，除了管理偌大一份家業之外，還對弟弟嚴加督責。文濤一切行坐住臥，應時進退，都須按規矩。
他又自任文濤的啟蒙老師，教文濤讀千字文、朱子家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等文濤漸大，10餘歲後已感到家庭之中的壓力。底出的地位使他受到歧視，他的意識深處，培植起與強烈的自卑感俱生的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
李文濤漸漸長大，諸般學問，無論經史子集、金石書畫、詩詞歌賦、吹拉彈唱，都有了一定功底。尤其是書法，師百家而又以北魏張猛龍為專精。
張猛龍書法，點畫靈變，借讓巧妙，結構精緻而氣魄甚大，在方樸古拙之中，蘊勁健雄俊之氣，豪放又嚴整敦厚。李文濤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成為一種藏神無骨，柔軟中見稜角的特色，深為人們喜愛。
上海是當時中國新文化的中心。文濤來到上海，如魚得水。他才華既富，金錢實力又足，一擲千金也不需皺眉。
他很快加入上海文人圈子，成為「城南文社」、「滬學會」、「上海書畫家公會」等成員，在藝苑嶄露頭角，同上海灘文人騷客打得火熱，一同花天酒地，狎妓風流。在此期間，他的妻子為他生了兩個兒子。
這種醉生夢死、寄情聲色的生活，轉眼就是8年。人生的空虛，陣陣襲來。這年，他母親病逝，年方40餘歲。相依為命的母親的去世，對文濤是當頭痛擊。
他痛苦萬狀，心如風筍斷線，飄飄蕩蕩，仿佛失去了落腳之處。從此，他不再用文濤這個名字，改稱李叔同。這年，他26歲。
到日本後，叔同進入東京上野美術專門學校，攻西洋油畫，兼習音樂。還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留日期間他最重要的活動是戲劇。當時，日本戲劇界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借鑑歐洲浪漫派戲劇，改良歌舞伎，創造了新派戲—話劇。
留日中國學生因認為多看新派戲有助於學習日語和了解日本社會，常去看戲，李叔同也不例外，並由此而對戲劇產生了濃厚興趣。
叔同於1910年回國，回國後，他把春柳社也遷到上海，並在上海南京祿口辦起一個春柳劇場，建立起一個話劇演出的基地，當時春柳劇場的演出，大受上海觀眾歡迎。於是，上海各種表演文明戲的團體紛紛效仿組織，風起雲湧。
從此，話劇在中國正式成為—大劇種。對此，李叔同確實具有開山拓荒的首功。李叔同天津老家開有「義善源」和「源豐潤」兩處票號，這時相繼倒閉。天津的鹽商全部破產，李家是大鹽商，當然首當其衝。頃刻之間百萬家財，化為烏有。
叔同名下的幾十萬錢財自然也付諸東流。從此，生存的一切，要靠他自己謀取了。他別無所長，唯有一些藝術才賦。這種才賦，以往對於他是脫俗的，但以後要用來換取吃穿之資了。這個落差，對於他來說是巨大的。他以後出家，箇中原因種種，但人們大都認為，破產的刺激是最主要的。
1912年，叔同從天津到上海，任教於城東女學。3月，南社文友聚會，經人介紹，叔同受聘在《太平洋報》工作了一段時間。該報由辛亥志士陳英士創辦，葉楚愴任主筆，蘇曼殊、柳亞子皆是同仁，叔同當時任文藝副刊編輯。
到了7月，《太平洋報》很快倒閉。叔同又受聘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來到杭州，在學校中教授音樂和西畫兩科。
在兩級師範學堂時，他和當時任學校舍監的夏丐尊是同事，並結為至交。並與幾位資質上佳的學生如劉質平、豐子愷等交厚，以後終生都與他們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
漸漸地，叔同開始素食淡飯。37歲這年暑假，他學一種日本修煉法，到西湖大慈山虎跑寺試驗斷食。斷食期間，謝絕一切外界交往，每日只是靜坐，最多只再做些練字、刻印之類清心寡欲之事
。斷食的程序是先從早餐一碗飯，中餐一碗蔬菜開始，再至一天之中，除了喝水，什麼也不吃。這樣過21日後，才逐漸由少而多，恢復平時食量。這是一種精神修煉，同時也是一種身體修煉。斷食回來後，他覺得無論精神和身體，都有一種解脫感和輕鬆感，咳嗽也似乎好多了。
1918年7月13日，叔同在虎跑寺依了悟法師，正式剃度，出家為僧，從此自號「弘一」。弘一出家後，生活極其簡樸。他本有名聲，出家後，到各地去時，總有一些地方長官和各界人土拜訪他。
別人對他的供養也豐饒，但他總是移用作佛教事業經費，自俸極薄。他行遊各地時，往往錫杖芒鞋，三衣一缽，有時還自己用一根細扁擔挑行李，完全是一個苦行頭陀。
他又嚴格遵守「過午不食」戒條，外加有時缺醫少藥，生活清苦，體質仍舊羸弱。昔日富貴公子形象早已影跡全無。他一生待人以誠，一絲不苟，最不喜歡浮誇虛飾、言而不信以及所有不正派作風。
他出家後約3年，一次，夏丐尊、豐子愷等人從上海來信，要他去講經。弘一遂帶弟子寬願去上海，住在立達學園的宿舍中。第二日，弘一知交吳昌碩請他們去作客敘談。到吳昌碩家後，弘一提出，飯菜上一定要簡單，最好是吃碗麵條。
吳昌碩大師的兒媳婦做了美味素麵待客。飯後，弘一和吳昌碩兩位藝術巨擘相敘甚歡。臨走時，吳昌碩拿出兩枚自己篆刻的印章，一枚大的送弘一，一枚小的送寬願。寬願那枚，後來被弘一另一名弟子「借」去觀賞，不再歸還。寬願告訴弘一，弘一隻道那太不應該。
弘一性格中一個鮮明特色就是凡事講究徹底。既入佛門，他也就馬上發現，世俗社會固然一片黑暗，而佛門空曠之中，亦多充斥著混飯撞鐘、趨炎附勢之輩。
難怪社會各界對他入佛門大不以為然，總表示無可理解，因為從表象上，人們早已經習慣把沙門釋子列入三教九流、不上檯面的江湖人物之列了。弘一越來越堅定地認為，清淨佛門，須從比丘個人做起，而更建佛門戒律，實是弘法最為迫切之事。
然而，律學從晉末時初弘，至唐代而大興，迄今則千有餘年，早已無人深究力行。因此而顯得枯寂艱硬，白紙一張，幾成絕學。於是佛門中人，德行低下者比比皆是。
弘一認為，只有嚴格持戒，才能使自己的人格清白，德行崇高，心明如鏡，無掛無礙，如此，才可能攀上精神境界制高點。律學者不能重建，則中國將終無真正的佛法可言。
弘一出家後不久，有一天，杭州名士馬一浮來看他，送給他一本明代滿益法師和一本清初見月律師所著的佛經，都是律學書。說以此作為一份供養之心。
弘一很高興，發願重修律典，深研律學以後，他又得到其他律籍多部。在探研律學的同時，他身體力行，嚴格持戒。為使律學簡明易懂，便於初學和實踐，弘一寫了他的佛學主要著作。
寫成之後，由夏丐尊介紹，出身於江南民族工業資本家的穆藕初居士捐資，中華書局印行出版。當時共影印1000部，分贈國內各大從林，並通過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分別寄贈日本東西京兩大學，以及大谷龍谷、大正、東洋、高野山等各大學圖書館，並廣贈日本佛學界。
除此書外，弘一還寫了其他一些佛學著作，為宣揚佛學作出一定貢獻。弘一在俗時，天才的智慧火花幾度迸射，在戲劇、音樂、美術諸領域中都有成就。
雖然數經浩劫，畢竟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出家後的24年，他摒除一切藝事，唯獨沒有放棄書法。所寫的字多是佛文經號，並蓋有精美圖章，幾乎每幅都是藝術精品。他與葉聖陶、鬱達夫等文化界人士都有往來，他們也甚愛弘一書法。
1936年，弘一弟子劉質平慨嘆靡靡俗曲流行於世，特地央請弘一編撰《清涼歌集》,由大師寫詞，劉質平等作曲，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弘一還協助豐子愷編選過一本《中文名歌50首》,其中選入弘一的「悲秋」、「送別」、「憶兒時」等20多首。此書曾作為國內各學校音樂教材使用。1937年，弘一法師還為廈門市第一屆運動大會寫了會歌。由此可見，他內心之中對音樂很是不能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