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學的概念上，我們通常將類似《無名之輩》這樣具有多個故事支線和主角的電影歸類為「多線敘事結構」的電影作品。而在國內單一主線電影已經呈現飽和式的狀態時，近年來，多線敘事結構成功的從普通電影市場中猶如一匹黑馬一般殺出，憑藉獨特的風格和優秀的情感引導能力斬獲了國內電影的主要風向，塑造了不少近年來的票房神話。
而《無名之輩》則正好趕上了多線敘事電影的風頭，成為了當年國內少有的評分較高的現實題材主義作品。而談論到多線敘事題材的主要本質，其實還是給予了觀眾不同的觀影體驗，實際上，國內反映現實的主要題材電影，一直是力求將觀眾帶入到電影的氛圍和情節中，以藉此來造成觀眾和電影角色乃至導演本人的內心共鳴。
在這一問題上，多線敘事題材電影則算是另闢蹊徑，借《無名之輩》來管中窺豹當下市場的一般電影，則可見一斑。多線敘事結構電影恰恰不希望觀眾被代入到電影的大環境中，同時，由於角色和支線的相互切換，觀眾的確難以做到完美的與每個角色共情，但是這反倒是多線敘事結構電影的魅力所在，在國內電影紛紛追求「共情、共鳴」的時候，多線敘事結構電影力求帶給觀眾的觀影體驗恰恰是「上帝視角」。
觀眾們悉知全部的發展結局，對於誤會和情節的走向以「全知」的角度在體驗發展，從這種角度來看，觀眾的「全知」與角色的「偏知」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非常強烈的對比差異，但是也正是這種強烈的差異性，才使得整個電影的情節更具有戲劇化。
而探討關於影視作品的「戲劇化」這一點，《無名之輩》為人稱頌的一點也恰恰是它處理的最為精妙的一點。戲劇化的影視效果起源於西方歐洲文學中類似於「歐亨利式結尾」，人們追求的結局一定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在這種情況下，從《無名之輩》最後近乎是扭轉整個故事走向的結局來看，與文學家歐亨利的《警察與讚美詩》頗有相似之處：小偷一輩子以偷竊為生，在路過教堂時被其中唱誦讚美詩的牧師感化，正準備改邪歸正金盆洗手的時候，卻被警察抓住了。
實際上，這也能夠給予觀眾極強的落差感，而無論是從《無名之輩》的敘事結構來說，還是從這個戲劇化的結尾設置來看，《無名之輩》從始至終想要帶給人們的，一直是一種強烈的落差感，也正是這種落差感完成了觀眾在觀影時的需要避免的「平淡」。
事實上，在表達這種以底層生活者生活細節的影視化戲劇中，是很容易走進情緒平淡的誤區的，因為底層生活者的生活就是這樣百無聊賴，日復一日，不像身居高位的人每日都有新的花樣，就像那句話說的一樣「富人千姿百態，窮人大抵相同」，因此可以說，《無名之輩》通過結構的改變和結尾的戲劇化很聰明的規避了這種過度的「平淡」，不得不誇讚饒曉志導演在這方面可謂是下了苦工。
從電影的嚴格分類上來說，《無名之輩》在電影市場的定位是「喜劇」。這個喜劇本身的意義是廣義的，在此不做過多贅述，值得觀察和討論的一點是，作為定位喜劇的一部電影作品，《無名之輩》的本質卻是悲劇的內核，我更願意將這種強烈的反差稱作為「黑色幽默」。
在觀眾的角度看來，《無名之輩》在嚴格意義上是一部表述「平凡生活中眾生相」的作品，這一點從角色的設定上就可以完全看出來：笨賊、殘疾人、自暴自棄的警察、按摩女......這些處於人類社會底層階級的生活者甚至在不分方面處於對立階級，但是他們的生活卻是互相交叉，互相有感情的。在這樣的生活中，《無名之輩》借著這些小人物的動作、行為、語言完成了對於平凡生活中荒誕黑色幽默的詮釋，可謂是近年來同類型喜劇電影題材中較有深度的一部作品。
一、底層生活者和失敗者的愛情
電影《卡薩布蘭卡》有這樣的一句臺詞：「世界上有那麼多小區，小區有那麼多居民樓，你卻偏偏梭進了我這一間。」
這是本場電影的第一個巧合，兩個操著一口貴州方言被追剿的笨賊，一個因為車禍導致高位截癱的殘疾女人，就這樣在一個狹窄的房間內相遇，此時電影才開場不久，故事的敘述還沒有到觀眾能夠足夠的了解這兩個劫匪人物性格的地步，所有人都為任素汐飾演的殘疾女人馬嘉祺捏了一把冷汗。
在觀眾的心裡，馬嘉祺作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還是一個殘疾人，在與兩個持槍劫匪的對峙下，無疑一定是佔下風的，而她的反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痛罵了劫匪，並且要求持槍劫匪之一的胡廣生開槍打死自己，這也是電影這個支線的第一個反轉。為了尋死，她甚至不惜動用自己畢生所學的罵人話語去攻擊羞辱這兩個劫匪，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他們開槍打死他。
首先，故事進行到這裡，馬嘉祺的態度已經成為了一個懸念，但是反差最大的還在後面，看起來兇神惡煞，自稱「殺人如麻的悍匪」的劫匪胡廣生卻遲遲不敢開槍打死眼前的這個殘疾女人，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不敢，也許是因為之前的搶劫都是虛張聲勢，也許是因為他真的對這個可憐的殘疾女人起了什麼惻隱之心，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他並不是一個殺人如麻的悍匪，雖然他搶銀行、他蠢得無可救藥，但是他的本質甚至可以說是善良的。
他雖然已經年紀不小，但是他卻比大多數在社會上混跡的人都要單純，他的夢想只有一個，就是在江湖上能夠闖出名堂，成為轟動一時的悍匪。這個夢想倒是與孩子的夢想很像，孩提時代，每個人的夢想無非以後成為名動一時的科學家云云，因此可以說，胡廣生的心理年齡甚至就跟一個孩子差不多，他是個壞人，但是他也是個單純的壞人。
這種幼稚的孩童心理是他不願意傷害馬嘉祺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後來在他發現自己花了大工夫搶劫來的手機不過是一堆毫無用處的模型機，而自己被剪輯到電視上受到所有人的嘲笑的時候，他的自尊心和孩童夢想是受到了極大打擊的。
情節的設定固然是為了讓整部電影更加的具有喜劇風格，但是事實上，也可以將其看做是人性尊嚴的探討和探索。胡廣生的尊嚴在大眾的嘲笑下喪失了尊嚴，而相應的，殘疾人馬嘉祺在胡廣生的面前也喪失了自己的尊嚴——因為自己的殘疾，馬嘉祺在兩個男人的面前小便失禁了。
而馬嘉祺是一個十分在乎自尊心的女人，她之所以想要如此激烈和極端的尋死，無非就是因為她受不了高位截癱的自己從始至終一直受著所有人關懷和憐憫的眼神，而突如其來的小便失禁，更是讓她一直在虛張聲勢的尊嚴和毒舌在這一刻變得稀碎。在這一刻，她和胡廣生不再是兩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而是一個階級、一個處境的夥伴，他們都在生活的打壓下被迫失去了自己最看重的尊嚴。
因此在這個屈辱的時刻，即使馬嘉祺大聲謾罵、哭著求胡廣生趕緊走，胡廣生依舊沒有理會馬嘉祺的抗拒，蹲下身來幫馬嘉祺換下了紙尿褲。這一刻，兩個喪失了人格尊嚴的人在彼此的困境裡看到了自己最在意的一點，同病相憐使得他們走到了一起，關係比之前緩和了很多。
也正是出於這份同病相憐的理解，胡廣生答應了幫助馬嘉祺自殺。這個笨拙愚蠢的劫匪是善良的，到了最後關頭，他依舊想著要幫助馬嘉祺實現她的最後一個心願——拍一些站起來的照片，兩個愚蠢的劫匪利用各種辦法幫助馬嘉祺維持站立的姿勢，這給予了馬嘉祺已經很久沒有感受過的快樂。
在完成這一切之後，馬嘉祺要求胡廣生給了她一個擁抱，此時他們之間的感情，已經初見端倪了。這並不是來自於任何身體上的吸引，而是各種尊嚴上的試探和心靈上的匯聚，這樣難捨難分的情愫來自於兩個人都已經見識過對方丟失尊嚴的樣子，了解對方內心最深處的苦難。
但是最後馬嘉祺還是沒有成功自殺，她發現自己只是睡了一個溫暖的午覺，一切就像是做了一個 驚險刺激的美夢一樣，證明胡廣生曾經來過的，只有一張紙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我想陪你走過剩下的橋」。
二、生活的本質就是低頭和妥協
在電影《無名之輩》中，還有一個一直在人性的尊嚴和人格的獨立之間徘徊的角色，這個角色就是馬嘉祺的哥哥，輔警馬先勇。
他的悲劇是自作自受的，觀眾們在故事開頭看到的馬先勇的形象並不好，他是一個對待孩子兇狠，讓孩子覺得丟臉的父親；他是一個在工作上完全一事無成，什麼都幹不好只會混日子的輔警；在家人方面，他是一個受到女兒討厭，妹妹嫌棄的父親和哥哥。
這樣看來，馬先勇完全是生活中大多數失敗者的典型，在這個紛雜的世界裡，馬先勇扮演著完完全全的「loser」的 角色，他是人格上和事業上都受到打擊的典型。甚至於他還曾經害死過自己的妻子，害的自己的妹妹高位截癱。他身上背負的早已經不僅僅只有自己的失敗。
那麼他始終執著著要去證明的是什麼呢？是尊嚴，數年前他也曾經是局裡最優秀的警察，但是數年後的今天，他在警察局已經變得邊緣化。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的優秀，馬先勇固執地選擇為了這個莫須有的尊嚴放棄了一切，包括自己殘疾的妹妹，單身家庭無人管教培養的女兒。他的內心變得極度空虛，周圍人對於他的貶低使得他迫切地開始需要尋找自己存在的價值，甚至是證明自己的價值。
對於別人的貶低和嘲諷，他當然不如自己在表面上表現得這樣無所謂，甚至於他也是十分在意的，他的自尊心實在是太強了，這一切都註定著他要為自己被人貶低尋找一個合適的藉口和理由，也要在後期通過自己的能力想方設法的改變自己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因此他選擇不顧一切的去追逐事情的真相。
在這一點上，導演對於馬先勇這個角色的理解無疑是十分出色的，作為一名警察，馬先勇對於案子的調查和真相的探索並不是出於正義和道德的考慮，或者換句話來說，此時的馬先勇對於所謂的道德已經無感，他苦苦追求的，甚至不惜為此奉上生命的，不過是為了找回自己當年已經丟失的自尊。
當然，這樣的情緒在生死攸關的時刻終於讓他完全地清醒過來，明白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開始逐漸意識到尊嚴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不一樣的詮釋，當警察是尊嚴，保安，也是尊嚴。
毫無疑問，饒曉志導演的這部黑色幽默式的喜劇電影《無名之輩》，實際上也是每個底層生活者對於尊嚴的思索和討論。為了詮釋人生的價值，人們通常會努力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不去在乎自己已經擁有的。而生活在社會底層不被尊重的那些人，他們也是獨立的、擁有自由意志和完整靈魂的人。《無名之輩》通過小人物的心理，表達了尊嚴的來之不易和可貴，他們也許像命運妥協了，但是卻沒有向尊嚴低頭。他們生活在下水道裡，但仍然有人夜夜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