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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讓人垂涎欲滴的位子，空了兩年多，對覬覦者來說，就是一種折磨。但對中國美術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西泠印社不同於中國書協，書協一開始就是官辦的，官辦的協會就按官方的規矩來辦，主席給誰，由上級領導說了算，當然，選舉的程序還是有的，但這種選舉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而西泠印社像「怪胎」——這裡不含貶義，只指它的組織形式。它本來是純粹的民間社團，社裡的有形資產、無形資產都是私人產權，後來鳩佔鵲巢，成了全民所有，成了一個事業單位，既有產業，又有會員，西泠印社這個「四不像」，想把它準確歸類都很犯難。另外，人人又都看重它，把它當作城市的一張名片，這樣一個文化遺產，如果淪為像中國書協一樣，惹得神怒人怨，真是一種罪過。所以，社長讓誰擔任，絕對不可草率。
西泠印社社長是終身制，坐上這個寶座，肉身不死，位子不退。所以選社長沒有糾錯的機會，更應該慎之又慎。
西泠印社自1904年已過百年，社長卻只有七位，他們是：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饒宗頤。七個社長都享高壽，但好幾位都在耄耋之年才當上社長，所以任期都不算太長，像張宗祥和啟功，當了兩三年社長就離世了。首任社長吳昌碩擔任社長的時候相對年輕，所以任期最長，從1913年到1927年，一共十四年。社長少，主要因為這百年間，國家多災多難，「抗戰」、「內戰」、新時期的「那十年」，都不可能使印社正常運行。百年間，有社長的時間少，沒社長的時間多，從這點來看，有沒社長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寧缺毋濫，社長位置空著，正好顯示西泠的莊重。
其實，在挑選第七任社長的時候，已經頗見為難了。啟功離世後，道德、才學都堪稱楷模的耆老，無處可尋，社長位置空缺了六年，直到2011年，不得已才聘請了香港的饒宗頤接任社長。
饒宗頤離世後，第八任社長由誰擔任，是世紀難題。好幾個副社長都虎視眈眈，都明爭暗鬥，坊間流傳的有關他們爭搶位置的故事，層出不窮。他們都不是省油的燈，爭鬥的招數會很多，而他們的德才都不過爾爾，讓誰上位呢？這應該很考驗上級領導的政治智慧。
西泠印社如果是純粹的民間社團，產權歸私人所有，選誰當社長毫無困難，大家都知道趨利避害。1947年，西泠印社選第二任社長的時候，創社元老丁輔之、王福廠等人都在世，以他們的名望水準，當社長不是不合格，但 最終把馬衡 推上了社長的位置。印社歸公有，那就變成一塊唐僧肉，誰有機會都想咬一口。這種情況下，事情就變得異常複雜，選社長想乾淨透明，想杜絕暗中交易，幾乎不可能。
吳昌碩篆刻作品
有沒有社長其實無足輕重。西泠印社的基業是什麼？一是杭州西湖邊那一片地產，一是百年來網羅的人才。
有那一片地產在，才能聚得了人才；能聚得了人才，那一片地產才更有價值。
西泠印社的創始人丁輔之、王福廠、葉為銘、吳隱，非常有遠見，草創之處，不是畫餅充飢，而是專心致志的購買了地產，並修建了如今西泠印社的庭院。
西泠印社只在建社逢五逢十的年份，舉辦一些紀念活動，那些活動，不過是社員雅集，展出一些古玩字畫供人觀摩。晚清民國時期，其實出現了很多社團，像豫園書畫善會、題襟館書畫會等，都有類似的活動，西泠印社的活動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這些社團如今都不見蹤影了，西泠印社卻蓬勃發展起來，最重要的就是因為西湖邊上那一塊地。
百年過去，我們其實也記不得西泠印社曾經舉辦過什麼活動，它聲譽的積累，靠的是那些牛逼的人物，還有那些牛逼的作品。西泠印社有哪些牛逼的人物呢？——李叔同、黃賓虹、沈尹默、傅抱石、潘天壽、吳湖帆、陸儼少、陳巨來等等等等，幾乎囊括了近百年來藝術界的精英。
西泠印社第一人社長吳昌碩
光榮是屬於過去的。西泠印社創辦至今百餘年，社員人數僅有五百多人，很多都已逝世。藝術靠質不靠量，人數一多必然魚龍混雜，靠官職也能入社，靠關係也能入社，就像中國書協、美協一樣。這也是西泠印社仍能保持如此高聲譽的原因之一。
社員是印社的無形資產。當然，資產也分正資產與負資產。
啟功
過去，是因為一個又一個的牛逼人物加入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才逐漸牛逼起來。現在，一個人要吹噓自己牛逼，他會顯擺自己是西泠印社社員。前者屬於自帶光芒的社員，後者屬於揩油的社員，這兩類社員差異極大：前者獨立，後者依附；前者是正資產，後者是負資產。過去正資產多，現在負資產多。負資產越多，損耗就越大。
另外，獨立的人敢批評，依附的人善吹捧。對於西泠印社來講，批評的話多了，掌權者做事就有約束，言行就得謹慎，不敢胡作非為，人文的環境會越變越好。吹捧的話多了，掌權者一定飄飄然很受用，——人對幸福的感知會越來越麻木，一開始，含蓄的讚美可能就很受用，越到後面，口味就得越重，不是肉麻的阿諛，可能就撓不到癢處。——社會也罷，團體也罷，奉承拍馬之風一盛，決不是好事。
如今的中國藝術界，不管是大環境還是小環境，確實沒有一個德高望重的藝術大家，能夠擔當此重任。與其隨便讓一個人做上這個位置，不如就讓它一直空著，直到有能夠擔此重任的人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