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日本東京人
新井一二三用中文創作，寫時差一小時的日本種種，寫土生土長的東京家鄉，寫一切可愛的日本人。她用母語日文創作，寫對中文著迷，好像談戀愛。寫中文生活的魅力無窮。她開始中文教學，要把對中文的熱情，繼續發揚起來。她和先生都是專職創作者，一人寫鬼怪小說，一人寫散文。
新井一二三把中文當作日本護照以外的另一本通行證，或者說哆啦A夢的任意門，大膽地走世界各地。她曾在中國坐火車旅行；在加拿大打入華人藝術圈；在紐約唐人街拍攝紀錄片；在香港開設專欄，做特約採訪。本文選自她最新譯成中文的隨筆集《我和中文談戀愛》，講述她與中文」談戀愛「的經歷。
對中文一聽鍾情
一九八一年我念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作為第二外語選修了漢語。說起來好神奇，我在一年級第一學期的第一堂課上，就對它一見鍾情了。更準確地說，我對它是一聽鍾情，因為最初吸引我的是漢語的聲音，尤其是聲調。
在課堂上，老師教我們說：媽、麻、馬、罵。第一聲「媽」呢，好比是演員培訓班的發聲訓練一樣。在咱們早大大隅禮堂外，不是天天都有穿著運動服的男女一會兒翻跟鬥，一會兒發出很大的聲音嗎？就是那個樣子了。同學們，嘴巴大開，吸進空氣，大聲說「あー」。現在，大家一起說說看「媽」。好。第二聲「麻」呢，是當你吃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發出抗議的聲音時，就會說「えーっ？」對不對？就是用那個調子說「麻」。對了，對了。至於第三聲「馬」呢，這是你聽到別人講話，佩服不已的時候，會說出來的「へーえ」，就是用那佩服的調子說「馬」。不錯，不錯。最後是第四聲，學一下烏鴉即可。它怎麼叫呢？「かー」，對不對？好，現在大家學烏鴉的調子給我說「罵」。好極了。現在，把四個聲調連起來說說看。「あー、えーっ、へーえ、かー」，「媽、麻、馬、罵」。我們做學生的都目瞪口呆。哎喲，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好玩的語言呢！從小就說有聲調的語言長大的人，也許司空見慣，感覺不到吧。但是，我們日本人從小講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語，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說話跟念經沒有區別，結果越說越發困。以我姓名あらいひふみ（Arai Hifumi）為例。曾經在加拿大的時候，有位老師問過我：在你名字中，重讀音節是哪一個，是HIfumi還是hiFUmi，抑或是HifuMI？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沒有，全平，是hifumi。多麼不好意思啊！相比之下，那「媽麻馬罵」要說出來，首先得吸進很多氧氣，然後說話要動的肌肉範圍也特別廣，從氣管底下到口腔裡各個地方的肌肉，全要動員起來。連舌頭都一會兒得使勁說「了」，一會兒得捲起來煞有介事地說「人」。真沒有想到世上竟然有這麼好玩的語言！我覺得，說中文簡直跟唱歌一樣舒服，而且有大腦裡分泌出快樂荷爾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覺。直到今天，我站在課堂上教日本學生漢語，每次都會非常開心，不由得高興起來。記得那天下課回家的路上，我們班的同學們，都彼此說著剛剛學會的中文客套話「麻煩你了！」「不麻煩！」「明天見！」等等，叫行人們詫異地注視：這批人怎麼搞的？難道瘋了是不是？除了年輕人確實容易瘋瘋癲癲以外，主要還是中文非常好玩所致。那年在早大政治經濟學系教我們漢語的是日本數一數二的中文音韻學專家藤堂明保先生。多年後回想初學中文的日子，我不能不覺得自己的運氣特別好。藤堂老師當年還兼任飯田橋日中學院的院長，所以我也不久就開始在日中學院夜間部上課了。在早大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個中文老師是當年剛從北京過來不久的楊為夫老師。楊為夫老師的教學方法，強就強在對北京話的發音要求非常嚴格，尤其對日本學生很難掌握的捲舌音，絕對不允許馬虎。站在學生座位旁邊，楊老師簡直要把手臂放進嘴裡似的嚴厲要求：「把你的舌頭弄成湯匙形狀，然後往裡，再往裡，更往裡，好，現在說給我聽：這、是、什麼、書？」當我們學外語時，掌握準確的發音至關重要，但是教發音卻非常費事，很不容易。
所以，我至今衷心感激楊為夫老師當年熱心的教導。
用中文暢行華人世界
去中國留學兩年，我通過親身經驗深深體會到：中文在本質上是講不同方言者之間的共同語言，好比中世紀歐洲天主教區的拉丁文。其實，公元十七世紀，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等，在寫給羅馬的書信中，就是把中文官話比喻成拉丁文的。而眾所周知，當年中國官場通用的官話，通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幾場革命和現代化，翻身為民國時期的國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相比之下，我的母語日文則相當於中國一個地區的方言例如上海話，具有明顯的封閉性，跟中文的包容性呈現清晰的對比，乃普遍性層次之不同所致。當日本人聽到外國人講日語之際，一定會去注意哪怕一點點外國腔調，或者語法上哪怕小到不能再小的毛病。記得大學時，兩位外籍老師對日文的封閉性氣憤不已。一個是前面提到的馬來西亞華人陳老師，他在日本待了十多年，日語說得很流利。但是，他一開口說話，日本人百分之百能夠聽出外國口音來，使得老師埋怨道：你們日本人的耳朵怎麼那麼挑剔？另一位是早大法學院的西班牙語老師，他寫過好幾本日文書，日文掌握得特別好。可是，有一天，他在早稻田銅鑼魔館咖啡廳跟一個學生聊天，弟子指出來老師的日文用詞上有點兒不自然的地方。我在旁邊聽到兩位的對話。老師發怒道：你知道我是外國人，所以覺得非得糾正不可；倘若是一個日本人說了完全一樣的一句話，你就不會覺得有錯了，你懂嗎？抱歉，他不懂。日本人的耳朵就是自然傾向於排外，永遠會識別出來外國腔調。相比之下，我在中國留學、旅遊認識的很多很多人，幾乎都誇我說：你中文講得很標準！也許跟我在北京留學，受了北京腔影響有關係吧。不過，我覺得，主要還是大家把普通話當作一種「共通語」，也就是不同地方的中國人、海外華人都努力去學習而掌握的「人工語言」所致。所以，當一個外國人跟他們一樣努力之際，很自然地一視同仁，豎起拇指說：很棒！而不會像日本人那樣鑽牛角尖，非得找出不一定存在的毛病不可。回想當年，唯一對我說的中文評價偏低的一群人，果然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在他們看來，北京話才是最地道的普通話，北京腔永遠高高在上。對於外地人講的中文，人家的耳朵跟日本人一樣小心眼、排外得很。聽出了哪怕一點點外地口音，老北京就一刀兩斷說：南方人！這樣的情形其實到處都有。上海人對蘇北來的外地人也很嚴厲，絕對聽出來他們講的上海話裡滲入的哪怕一點點蘇北口音。對北京人來說，北京話是他們村兒裡的語言，正如對上海人而言的上海話，對日本人而言的日本話。可是，全世界講漢語、普通話的十三億人當中，絕大部分都把普通話當作跟外地人溝通而用的「共通語」，跟自己村兒裡的語言，如順德話、廣州話，本來就是兩回事、三回事了，所以根本不存在對外國人排斥的動機。總而言之，中文普通話很有包容性，通行度很高，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因為老是被大家誇獎中文說得好，我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好，結果中文進步得相當快，直到有一天開始想：是否我前世是一個中國人？否則，說中文的感覺怎麼會這麼自然呢？不過，這也有點像戀愛了：彼此相愛的兩個人，往往覺得，對方是前世來的老親人，對不對？
《我和中文談戀愛》，[日]新井一二三
上海譯文出版社
從中文俗語學人生真理
學外語會擴大我們的世界。每套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一門外語自然就成為通往另一種世界觀的門路。例如，中文俗語說「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對從小講漢語長大的人來說，該是理所當然的道理吧。可是，對日本人來說，並不如此。在日文裡，跟朋友相干的俗語中，最常聽見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類聚」差不多，貶多於褒，印象很消極，猶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當第一次聽到「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之際，我覺得非常新鮮，好像視界一下子擴大了很多。原來，朋友不僅會把我們引上邪路，也會幫我們往外發展。這跟日本人最怕「給人家添麻煩」的心態實在很不同。又例如，中文俗語「有得必有失」，在日文裡也沒有意思相同的說法。這句話反之像英文的「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不能保留蛋糕的同時把它吃掉）。我之所以喜歡它，因為個中的道理有物理學的根據。好比「物極必反」這句話，也叫人聯想到物理學家擺墜子的實驗，合理得顯然沒有反駁的餘地，跟日本俗語常見的精神主義呈現明顯的對比。自從開始學漢語，我從中文俗語學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漢不吃眼前虧，好馬不吃回頭草」。那是我看老舍原作的話劇《茶館》演出時記住的。一種很合理、很健康的處世方法，在日本文化裡卻沒有類似的說法。也許是武士道影響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滅傾向，猶如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吉田松陰所言：雖知如此定失敗，情不得已大和魂哉（かくすれば、かくなるものと知りながら、止むに止まれぬ大和魂）。哎！於是，日本榮格心理學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處方箋》一本書裡，要提倡合理性處世方法時，說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該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勸你不要依依不捨地吃著「回頭草」。可惜，還是沒有馬回頭那樣視覺化的效果。「很具體」而「視覺化」是中文俗語的強勢。像「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這句話，每次聽到，在我眼前就出現一個人穿著本來白色的一套內衣，不知為何糊裡糊塗地跳進黃河，出來的時候全身呈現黃色的尷尬畫面。我總覺得中文俗語的世界觀比日文俗語的樂觀、幽默，例如「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我非常喜歡個中的樂觀心態。辭典說，這句話翻成日文便會是「窮則變，變則通」的意思。但是，實際上，出自《易經》的這句話，現代日本人一般都不明白。反之，生活中，更多人用的是美國式的假西班牙語句子「Que Sera Sera」。這是一九五六年的希區柯克電影《擒兇記》的主題曲，歌詞重複地唱「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記得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我已故的姥姥一直將這句話掛在嘴邊。我這次查詢才得知西班牙語的造句有問題，但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不知道。總之，意思接近「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就是了。有趣的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中國剛開始做生意的一九八二年，就打了廣告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好幽默的一句文案，確信不是日本人想到的。如今上中國網絡搜尋「車到山前必有路」的後句，未料出現的答案竟是「有路必有豐田車」！說到幽默的俗語，我就喜歡「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相當於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噓，說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別好吃），但是畫面具體得多了，簡直那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都想像得出來。聽起來不大文雅的俗話，表達出來的人生哲理，有時會給人活下去的勇氣，例如「好死不如賴活著」。這麼說，活下去不再需要什么正當的理由了，多麼好。我以往事業不如意的時候，常告訴自己李白說的一句話，「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點名氣卻馬上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只好說著「人怕出名豬怕肥」來安慰自己。有這一句話比沒有強不知多少。當家人親戚帶來麻煩的事情，則在嘴裡喃喃自語「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會覺得自己並不孤獨。是的，只要能感覺到自己不孤獨，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中文俗語和日文俗語的差距，有時來自環境之不同。比如說，中文講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翻成日文便是「腐っても鯛」（腐敗了還是鯛魚）了。果然是大陸環境和島國環境之不同產生了兩個乍看很不一樣的俗語。想起來都很不可思議，一九八○年代初，我去北京留學的時候，郊區黃沙飛揚的馬路上，還偶爾看得到關外農民拉著駱駝進城的畫面，因為駱駝能載的貨物比馬多很多。近距離看了幾次駱駝以後，就自然曉得「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指的是什麼意思。同一條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環路）上，當時也看得到毛驢。近距離看了幾次後，對當地點心「驢打滾」的取名要「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蓋）。這句話說得太奇怪了，因為打了膝蓋，手肯定會疼！
微信編輯：劉鵬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