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新井一二三，日本東京人，對中文著迷，用中文寫作。1981年她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讀書，作為第二外語選修了漢語。在第一堂課上，就對它一見鍾情了。覺得中文好看又好玩。「媽麻馬罵」四個聲調讓很多外國人覺得難學，但新井一二三卻說，「這令人怦然心動」。最初吸引她的是就是漢語的聲音，尤其是聲調。「哎喲，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好玩的語言呢！從小就說有聲調的語言長大的人，也許司空見慣，感覺不到吧。但是，我們日本人從小講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語，說話跟念經沒有區別，結果越說越發困。真沒有想到世上竟然有這麼好玩的語言！我覺得，說中文簡直跟唱歌一樣舒服，而且有大腦裡分泌出快樂荷爾蒙多巴胺的感覺。」
新井一二三
1980年代，新井一二三來到中國留學，更深入學習漢語。新井一二三這樣總結自己學中文的體會：「中文在本質上是講不同方言者之間的共同語言，好比中世紀歐洲天主教區的拉丁文。其實，公元十七世紀，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等，在寫給羅馬的書信中，就是把中文官話比喻成拉丁文的。而眾所周知，當年中國官場通用的官話，通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幾場革命和現代化，翻身為民國時期的國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相比之下，我的母語日文則相當於中國一個地區的方言例如上海話，具有明顯的封閉性，跟中文的包容性呈現清晰的對比，乃普遍性層次之不同所致。當日本人聽到外國人講日語之際，一定會去注意哪怕一點點外國腔調，或者語法上哪怕小到不能再小的毛病。」而中文普通話的包容性，通行度很高，讓新井一二三很愉快，「因為老是被大家誇獎中文說得好，我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好，結果中文進步得相當快，直到有一天開始想：是否我前世是一個中國人？否則，說中文的感覺怎麼會這麼自然呢？不過，這也有點像戀愛了：彼此相愛的兩個人，往往覺得，對方是前世來的老親人，對不對？」
新井一二三為學好中文，離開日本到中國留學，坐火車旅行；因為中文，她在加拿大打入華人藝術圈，去紐約唐人街拍攝紀錄片，在香港開設專欄，當特約採訪。在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和中文談戀愛》中，新井一二三講述了自己學習中文、愛上中文並因中文帶來的種種生活經歷。中文猶如另一本護照，擴展她的視野，帶她走進更大的世界。在書中她還具體分享自己學中文具體某個字詞的感受。例如，中文俗語說「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對從小講漢語長大的人來說，該是理所當然的道理吧。可是，對日本人來說，並不如此。在日文裡，跟朋友相干的俗語中，最常聽見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類聚」差不多，貶多於褒，印象很消極，猶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當第一次聽到「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之際，「我覺得非常新鮮，好像視界一下子擴大了很多。」
自從開始學漢語， 新井一二三坦承自己從中文俗語學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漢不吃眼前虧，好馬不吃回頭草」。那是她看老舍原作的話劇《茶館》演出時記住的。「一種很合理、很健康的處世方法，在日本文化裡卻沒有類似的說法。也許是武士道影響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滅傾向，哎！」
日本榮格心理學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處方箋》一本書裡，也有類似的觀點：「既然要跑，該放下一切」。但是在新井一二三看來，這樣的日語沒有中文中「馬回頭」那樣視覺化的效果。「很具體」而「視覺化」是中文俗語的強勢。讓新井一二三深感佩服。再比如「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這句話，她每次聽到，都覺得畫面感很強，「眼前就出現一個人穿著本來白色的一套內衣，不知為何糊裡糊塗地跳進黃河，出來的時候全身呈現黃色的尷尬畫面。」
新井一二三還記得，一九八○年代初，她剛去北京留學的時候，在郊區黃沙飛揚的馬路上，還偶爾看得到關外農民拉著駱駝進城的畫面。「近距離看了幾次駱駝以後，就自然曉得「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指的是什麼意思。同一條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環路）上，當時也看得到毛驢。近距離看了幾次後，對當地點心「驢打滾」的取名要「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蓋）。這句話說得太奇怪了，因為打了膝蓋，手肯定會疼！」
學習中文給新井一二三帶來很大的精神力量。事業不如意時，她會用李白的詩安慰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當出了點名氣卻馬上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一句「人怕出名豬怕肥」則能很好地安慰到她。「有這一句話比沒有強不知多少。」當家人親戚帶來麻煩的事情，她則在嘴裡喃喃自語「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會覺得自己並不孤獨。是的，只要能感覺到自己不孤獨，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