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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楊德昌與世長辭， 這位與侯孝賢、柯一正、陳厚坤等並稱為臺灣「新電影」運動的領軍旗手，在對城市下人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好幾輪的審視和批評後，最終還是帶著滿臉的不舍離開了。
《麻將》是楊德昌導演的第七部長篇電影，分別從騙子與傻子、女人與父親的角度，講述了一個以四人為組的騙子團隊理想幻滅和解散的故事。
故事延續了楊德昌導演過往創作中的群像式人物刻畫形成的多線索敘事結構，在空間敘事中展現精彩的戲劇衝突，對都市現代性進行了深刻地辨析和反思。
楊德昌的最後一部電影《一一》裡，洋洋對婆婆的遺像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要告訴別人不知道的事情」，或許這也是導演自己的心聲。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只要你去告訴人們他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他們一定會相信你」
麻將作為一種博弈遊戲，發展百餘年來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國粹」。因不同地域文化的滲透，麻將的玩法也變得異彩紛呈。但唯一不變的是，這永遠是四個人維持的一場平衡遊戲。
圍繞著「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騙子，一種是傻子」的文本意義。由紅魚、香港、牙膏、倫倫組成的詐騙團夥，取締了紅魚那逃跑的老爸，成為了臺灣文化社會裡具有代表性，又配合默契的組合。
紅魚，作為破產富商的兒子，他以為他的騙術已經深得父親真傳了。作為這個團夥的首領，在實際中，紅魚很好地貫徹了父親的欺騙方針。
他帶著剛剛「入行」的倫倫，在影片的開頭就駕車者要講的傑的粉色奔馳撞壞，並使計讓傑相信，紅魚介紹的「小活佛」是真的很靈驗。
牙膏，就是「小活佛」的扮演者。作為一個可以預知風水的角色，他先是裝神弄鬼地告知當事人他之後的不幸，再讓倫倫去製造不幸，使當事人百分之百相信他，並心甘情願地向「小活佛」獻上自己的金錢甚至肉體。
香港，明面上是某美容室的理髮師，實際上在詐騙團隊中擔任著奴役女人的角色。他成功將美女艾莉森帶回家過夜後，又以愛的名義引誘她成為四人組共享的「獵物」。
就在他們騙取了傑的信任和徵服了艾莉森之後，「四人組」初嘗了成功的滋味，紅魚開始把目光轉向了剛從法國過來的美女馬特拉和邱董的情婦安琪拉。
當看到馬特拉向自己投來信任的目光和安琪拉也開始相信「小活佛」說的話時，紅魚儼然覺得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可是，「每個人選擇出牌的同時也，又不可避免地成為別人手中的一張牌」。學習父親的騙術，深諳父親騙術中「無情之上」的道理，再看到父親和情婦在家中自殺的場景後，紅魚內心建立的人生邏輯徹底被擊垮了；
一直遊走在女人之間，把女人當做「戰利品」的香港，在安琪兒那裡「偷雞不成蝕把米」，反被安琪兒的女友玩弄。香港的精神受到了很大刺激，幾近瘋癲。
身為「四人組」邊緣的倫倫，本來是作為監視者看著馬特拉不讓她有機會逃跑。最後卻良心發現告訴了馬特拉真相，並萌發了一段愛情。
頓時間，看似穩固的「四人組」轟然倒塌，最後只剩下「小活佛」一人。他一面遊說著倫倫重新開始，一邊招攬新人建立新的「四人組」，準備重新回到荒誕的詐騙世界中。
「當不存在什麼告訴你真正需要什麼的人，當所有選擇的重擔都落在你身上時，大他者才徹底地統治了你，選擇則徹底消失了」
在影片中，有這樣的鏡頭：
香港將美女艾莉森帶回家過夜後，第二天早上準備將其讓給另外三人共享，艾莉森當然不能夠理解這樣的行為。在這個誘導的過程中，紅魚、香港和牙膏配合嚴絲合縫。先是牙膏要依循慣例分享香港帶回來的女人，然後香港站出來與牙膏反目，紅魚趁此機會將艾莉森拉進房間進行軟語勸說，讓其接受這一安排。
門內是紅魚與艾莉森的軟語相勸，門外是牙膏與香港的假意爭吵。隔著一道牆，空間的獨特性呈現出來的戲劇效果就發揮了獨到的積極作用。
著名導演徐克說過，「所謂空間敘事，就電影而言，簡單地說，就是運用或藉助空間來組織、敘述時間，它意味著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電影創作者對故事空間、情節空間、場景空間打開選擇、表現、組合，二是敘事空間本身對影片中故事情節、敘述方式的影響或限制。」
如果說，在那個時候的四個人相隔著一道牆，就能使觀眾在縱深的空間區隔感受到了四人關係上的荒謬感。
那麼，接下來的這個鏡頭，則把影片的諷刺意味再升級了一層：
為了搞垮安琪拉，「四人組」準備故技重施，安排香港去再次「奴役」安琪拉。第二次到達安琪拉的住所，等待香港的卻不只是她一人，還有另外的兩位女同伴。她們三個一同站在長桌的這邊，不斷用言語刺激和誘惑香港；而站在長桌的那邊，香港左右躊躇，最後在女人們露骨的挑逗下，接受了被這三位女性「反奴役」。
事後的香港抱著馬桶狂吐，他的精神防線終於因為此次失敗變得一蹶不振。作為麻將「四人組」的他們，總以為自己就是「大騙子」，自己就是創造其他人所需的「生產者」、「製造者」。
但是，當紅魚最後遇到了邱董，當他在邱董的口中聽到了和自己所說過的一模一樣的話後，他槍殺了邱董。
那是人性的掙扎，是失去金錢信念的虛妄，也是信仰空虛的貧瘠。楊德昌導演正是藉此，將「手術刀」有力地指向了現代城市人群。
「不是因為馬特拉是造地鐵的公司，而是因為它讓這些人知道了他們要的是什麼」
那個從法國來到臺灣尋找男朋友的馬特拉，在一出場後就讓馬科斯與艾莉森如膠似漆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也讓在一旁的倫倫神魂顛倒。
代表著「愛情」與超越利益的天使一旦出現，不僅可能誘發失衡關係的崩潰，還可能會柳暗花明重新修復兩性的平衡。
雖然說，一直到影片的最後，馬特拉能救贖的只有倫倫一個，但更有意思的是，原本在「四人組」邊緣遊走，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倫倫，最後卻對牙膏大吼了一句「你吼我，說明你需要我；馬特拉也吼我，說明她也需要我。」
倫倫的退出，不是因為失去了信仰，也不是因為精神上的殘破。他的退出，是為了愛情，為了追求男女之間的平衡，為了證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僅是只能依靠金錢和利益維持。
雖然《麻將》這部電影已經上映了24年，但楊德昌導演在電影中注入的思想卻是跨時代的。
「他們每天看電視，看八卦雜誌，看暢銷書，甚至看廣告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想聽別人告訴他怎麼過日子。」
無論是96年的臺灣，還是如今的現代化社會，娛樂至死的時代讓人們作為不得不被頻繁告知需要什麼的被動主體來對待。
《麻將》中的戲謔和諷刺，具有現代性的反思，還將當代人被資本裹挾時暴露出來的渺小與可憐展露的淋漓盡致。這對於時下的現代性消費文化仍然具有極高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