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牛汝辰
地名，是人們用以區別個體地物的語言符號。它是由音、形、義(包括字面義、指位義和指類義）三要素構成的。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語詞構成、含義、演變、分布規律、讀寫標準化，以及與自然和社會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一門科學。因此，產生了一些邊緣學科，如語言地名學、社會地名學等。
地名學體系主要包括理論地名學和應用地名學。
理論地名學包括：（1）普通地名學；（2）地名學史；（3）地名學方法論；（4）地名語源學等；（5）地名學與交叉學科。
應用地名學包括：（1）地名標準化，如地名規範、地名政策的制訂等；（2）地名工具書的編纂；（2）技術地名學，包括新技術的應用，如地名資料庫、數字地名、數字城市地名資料庫的建立和運用等；（3）地名檔案管理;(4)地名普查。
在我國，地名研究源遠流長。在甲骨文中就有500多處地名的記述。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地名研究的萌芽，如提出了「山南、水北為陽」以及「名從主人」的地名除名原則。晉代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是我國第一部地名詞典。到唐宋年間，地名沿革的研究興盛，《括地誌》《太平寰宇記》等多部著作問世。
到了清代，地名研究領域擴大了，出現了歷史地名詞典以及多種文字對照的西域地名語源辭典。民國年間，大量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研究中有新意，方法上有突破，如把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引入地名研究。出現了高水平的地名工具書。
新中國成立後，地名學研究工作蓬勃發展。1978年出版的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8冊），把製圖學方法運用於地名研究，可謂集中國歷史地名研究之大成。
１ 地名關係到國家主權
地名的命名，總是有它的由來和含義的，也總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民族風俗等密切相關的。一個地方的地名是由哪個國家和民族命名的，它的由來含義是什麼，根據「名從主人」的國際慣例，是確認領土主權歸屬的一個重要標誌。
例如，位於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我國一側的「珍寶島」，自古即為我國領土。蘇聯當時的當權者為霸佔該島，先是將其更名為「達曼斯基島」，繼而於１９６９ 年３ 月２ 日和１５ 日兩次挑起武裝衝突。眾所周知，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幾千年來滿族就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大量滿語地名。如尼滿河，滿語意為「山羊」。明代在此設過「亦麻河衛」。這地方直到１９７２ 年才被蘇聯改名為「達利涅列欽斯克」，意為「遠東」。
又如南海諸島，向為中國管轄，漢唐之際就有「石塘」 「象石」「礁石山」等稱謂。１９５８ 年９ 月中國政府曾發表聲明，南海諸島屬於中國神聖領土。同月，越南領導人致函中國政府，予以承認。但越南卻背信棄義，於１９７５ 年公然出兵侵佔了我國南沙群島的六個島嶼，並全部改為它們的名字，還在它們出版的地圖上，把我國「南沙群島」更名為「長沙群島」，「西沙群島」更名為「黃沙群島」。
中印邊界東段的傳統習慣線以北地區，歷來屬於中國。這個地區的地名大部分是用藏語命名的，把「河」稱「曲」，如「娘江曲」；把「山口」稱「拉」，如「色拉」；把「地方」稱「隅」，如「門隅」「洛隅」；把縣一級地方行政區劃單位稱「宗」，如「中隔宗」 「德讓宗」等，無疑說明這裡是中國領土。但當時的印度政府卻公然違反「名從主人」這一原則，無理地向我國提出領土要求。這些事實說明，地名研究工作是關係到國家主權的大事。
地名對於研究祖國的疆域變遷史也有重要價值。如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幾千年來滿族就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大量滿語地名。如尼滿河，滿語意為「山羊」。明朝在這裡設過「亦麻河衛」，清初楊賓著的《柳邊紀略》中寫作「伊瞞」。這地方直到1972年才被蘇聯改名為「達利涅列欽斯克」，意為「遠東」。
２ 地名關係到民族尊嚴
外來地名是帝國主義侵華的產物，他們強加給我們的外來地名幾乎遍及全國，特別在我國西部地區情況更為嚴重。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對我國進行各種侵略活動。其中一批所謂探險家、傳教士不斷到我國邊疆，甚至深入到腹地大量刺探軍事、經濟情報，盜竊珍貴文物，並測繪我國地圖。
據印度測量局統計，１８６４—１９３５ 年外國人到我國西部地區「考察」測繪的就有１４６次，以英、俄兩國人數最多。他們在測繪我國地圖的同時，還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山湖關隘用外國的帝王將相、「知名人士」的姓名或外國的國名、地名進行命名，或按當時的某種特徵用外語命名。
經初步整理，我們以新中國成立前陸地測量局編制的我國百萬分之一地圖和１９５６ 年後我國出版的和編繪中的部分中小比例尺地圖為依據，查出我國西部地區已有外來地名５４ 個，其中見於公開地圖上的先後有２２ 個。正在編制的某一西藏圖稿上，藏北地區依然出現了１２ 個外來地名。［１］
如位於中尼邊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為藏語「女神第三」的音譯，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出版的《皇輿全覽圖》中即有記載，當時作「朱母郎馬阿林」。１８５８ 年英國竟以印度測量局英人局長的名字，將它改為「額菲爾士峰」。１９５２ 年我國正名為珠穆朗瑪峰。
在新疆民豐、且末兩縣交界處，普爾熱瓦爾斯基於１８８５ 年以俄語「魯斯克依（山）」命名，意為俄羅斯山；有的地圖作留什山或柳什塔格。普爾熱瓦爾斯基於１８８４ 年以１１ 世紀基輔大公的姓氏莫諾馬哈給青、新交界處的山命名為莫諾馬哈皇冠山（或叫莫諾馬哈山）。１９７９ 年根據當地稱說，經政府批准，定名為布喀達坂峰，系維吾爾語，意為「公牛嶺」。
沙皇俄國還把黃河上遊最大的兩個淡水湖扎陵湖和鄂陵湖改名為「探險隊湖」和「俄羅斯人湖」。
３ 地名關係到民族團結
舊中國，封建統治者執行的是民族壓迫政策，這也反映在地名的命名上面。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原名「烏魯木齊」，其含義一說為古代塞語，為塞種吐火羅一部落名稱Saka-rauli的後兩個音節的漢字節譯。意為「柳樹林」，一說系漢語「輪臺」音轉。清光緒年間則把它改名為「迪化」，意為「啟迪教化」；內蒙古自治區首府稱「歸綏」，意為「歸降平定」。新中國成立後，為消除民族隔閡，增強民族團結，分別於１９５３ 年和１９５４ 年將「迪化」恢復為「烏魯木齊」，將「歸綏」更名為「呼和浩特」，蒙古語意為「青色的城」。又如青海省樂都縣（今海東市樂都區）的引勝鄉過去叫「勝番溝」；現在平安縣的平安驛過去叫「平戎驛」；西漢在今樂都縣境設置「破羌縣」，等等。上述事例，雖都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卻說明地名確實關係到民族團結，必須嚴肅對待。
４ 地名研究有助於民族史的研究
我國少數民族族名來源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研究解決這個問題是民族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如黎族，黎這一名稱最早見於漢文史籍是在唐代，《新唐書·杜佑傳》裡始用黎字稱謂，宋代以後才普遍作為黎族的專用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其族稱系因居住的地方稱為黎或黎母山而得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儋州·風俗》條載：「（儋州）俗呼山嶺為黎，人居期間，號曰生黎。」又《桂海虞衡志》載：「（海南）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在我國某些少數民族的史稱上常常冠以地名。依據前加的地名，查閱有關地方史志，為我們了解這一民族當時的情況，提供了捷徑。比如苗族，秦朝時史稱黔中蠻，兩漢魏晉時期稱武陵蠻。又因這一地區有五條河流，故又稱五溪蠻。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五溪蠻已過著農耕生活。
又如裕固族，唐末五代時期稱河西回鶻，後攻克甘州（今張掖）城後，被稱為甘州回鶻。據《宋史》記載，有沙州（今敦煌）回鶻、肅州（今酒泉）回鶻、涼州（今武威）回鶻、秦州（今天水）回鶻等，其史稱均冠以地名。
５ 地名研究有助於尋找民族遷徙的蹤跡
在研究一個民族歷史上的遷徙時，如果能把史料與地名結合起來進行探求，將能得出一條較為清晰的遷徙路線。以景頗族、阿昌族歷史上的遷徙為例，在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帶，至今還保留著許多阿昌、浪莪（景頗族自稱）的村寨名稱。據史書記載，古代浪莪（或浪速）地在今雲龍縣瀾滄江西岸的表村、旱陽一帶，而清代以後的浪速地則在片馬以北，兩地東西相距數百裡，之間隔著怒山山脈、怒江和高黎貢山山脈。連接今日帶有阿昌、浪莪村寨的地名，就可以劃出古代阿昌族與景頗族操浪速方言的一部分人，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帶遷徙的路線。
再以怒族的遷徙為例，雲南麗江市九河鄉的龍邑、大格拉、小格拉、劍川縣的郎村，蘭坪縣的彌洛衣、恩照村等地名均為怒語，都是怒族先民居住過的村寨名稱。這些地名說明在古代怒族是居住在麗江、劍江一帶的，後來逐漸遷移到蘭坪的瀾滄江兩岸，最後又進入怒江地區居住的。又如《漢書·地理志》有龜茲縣，顏師古註：「龜茲國人來降服者，處之於此縣，故以名雲。」《新評注地理志》卷十三謂即陝西米脂縣。古龜茲在今新疆庫車縣，漢代的龜茲縣既然在現在陝西的米脂境，可見當時已經有一部分龜茲人移居陝西了。［２］
相反，由於地名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使某一民族的遷徙路線成為一大難題。如裕固族有一首民歌： 「說著唱著才知道了，我們是從西至哈至來的人，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來的，青頭山底下住下了，祁連山可愛的山，我們是從遠遠處迎著太陽光來的。」民歌中的西至哈至不見史籍，中外學者也無定論。這樣一個地名便成了研究裕固族遷徙史中的重要難題。
６ 從地名看少數民族與中央王朝關係
在侗族地區有許多以洞命名的村寨，像黎平、從江的頓洞、貫洞等地叫作六洞，巖洞、曹滴洞一帶稱九洞，等等。對這些地名加以歷史考察，便可以發現這些地名反映了侗族與中央王朝的關係。據史書記載，隋、唐時期多稱湘、黔、桂邊境羈縻州所屬地區為峒或溪洞。到了宋代，峒或洞成為羈縻州所轄屬的行政單位（比縣小），住在這一帶的居民被稱為峒民或峒人。後來，峒或洞便演變為對侗族的專稱。
11世紀維吾爾族學者馬赫穆德·喀什噶爾編纂的《突厥語大詞典》對 「桃花石」一名是這樣解釋的：「桃花石———摩秦國名。此國和秦相距四個月的路程。實際上秦有三個： （１）上秦在東是桃花石； （２）中秦為契丹；（３）下秦為八爾罕。八爾罕就是喀什噶爾。但現今桃花石被稱為摩秦，契丹被稱為秦。（桃花石）也可用於汗的稱號。」「桃花石」意為「強有力」，曾是建立我國北魏（３８６—５３４）王朝的一個操阿爾泰語系的民族蹠跋的名字。
喀拉汗王朝在中國西部建立後，大汗所上尊號中經常出現「桃花石汗」字樣。西支的步離的斤稱汗後，所上尊號為「易卜拉欣·桃花石汗」。這個稱號見於步離的斤在１０５９ 年（回曆４５１ 年）鑄造的錢幣上。而且凡有桃花石汗一名的地方，均易為阿拉伯語的《蔑力克———秦》，意為「中國之君」，這表明了他們同東方祖國的關係。
從《詞典》對「秦」所做的釋文，我們可以看到，《詞典》在處理秦／摩秦的譯名時把整體的秦譯為宋、契丹和喀什噶爾；而中國就是由此三者組成的整體。看來，摩秦譯為宋，狹義之秦譯為契丹，這才符合當時的實況。「上秦」指中國東部，「下秦」指中國西部。這無疑說明了喀什噶爾與中央王朝的關係。［３］
７ 地名研究有助於民族語言的研究
羅常培先生認為：「被徵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殘留在徵服者的語言裡的，大部分是地名。」［２］並進而指出：「地名是語言學家最引人入勝的事業之一。」恩格斯在《法蘭克時代》一文中有專節論述法蘭克方言，在列舉語言學證據證明法蘭克時代歷史和文化的特殊發展時，十分重視地名證據，把它作為「現在仍然生存著的方言」的主要部分。季羨林先生於１９５６ 年發表的《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中，［４］就是以地名「恆河」「須彌山」為據，指出使用吐火羅語的這個部族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起過橋梁作用。
民族古文字的釋讀工作難度是很大的，而地名卻能為我們攻破難關找到線索。以古壯文為例，在今廣西嶺南西部地區的某些地名帶有「那」字，經研究得知這是壯語，意思是「田」，這就為釋讀唐代創製的「古壯文」找到了一條途徑。原來「 」是上音下義的字，即讀「那」，意為「田」。
又如契丹文（小字）與漢文對譯的碑文，碑文中地名「梁山」為釋讀契丹文（小字）碑文，擬定契丹小字中某些字的音值，提供最為可靠的手段。
8 有助於地理的研究
地名研究對地理研究也有重要意義。如今日漢陽位於漢水之南，似不符命名通則，這是由於漢水下遊改道之故。明代成化初年以前，漢水在今漢陽之南入江，故名。宋代四大鎮之一的漢口不是現在的漢口，是今漢陽的南市。自成化初年漢水改道經漢陽以北入江，漢陽之名依然保留至今。因此這對漢水改道的史實提供了一個方面的證據。
9 從地名可以了解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
西藏的地名就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西藏地區在佛教傳入以前曾流行「本教」，因此便有反映「本教」的地名，如謝通門縣的「噴仲」，意為「本教村」；巴青縣境的「本曲」，意為「本教河」。佛教傳入後，又有反映佛教的地名，如佛教徒尊稱釋迦牟尼為法王，八宿縣的「希娃曲吉」即意為「自在法王」。還有以神命名的地名，如「度母」為藏傳佛教的一女神名，西藏以「度母」為地名的有許多。而且通過地名還可以看到宗教的勢力範圍，如通過地名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到本教的勢力大多被限制在遠離藏民集中居住區的部分地區。
10 地名是考古調查的線索
考古調查是田野考古的一部分，是發掘之前的必要準備和摸底工作，它的對象主要是古代人們的居住遺址、城堡廢址、古墓葬等。不少地名是直接起源於古代遺存，或者說起源於文物古蹟。如陝西潼關縣、甘肅嘉峪關市，均以古代關口命名；瀋陽東陵區，即得名於努爾哈赤之陵；遼寧綏中縣塔子溝村，即得名於遼代古塔。一般鄉村的名稱，帶有城、堡、臺、邊、墓、墳、寺等字樣的地名更為常見，弄清這些地名的來龍去脈，對考古調查十分有益。明代，遼東地區修築了綿亙的邊牆，因此，有許多地名至今尚與邊牆有關，現以本溪市為例，如草河城（洪武十三年設草河千戶所，成化四年建堡）、清河城（成化四年建）、鹼廠堡（成化四年建，現成鹼廠）、威寧營（萬曆三十七年建）、牛心臺（因墩臺得名）、近邊寺（寺廟鄰近邊牆得名），等等。
無疑，這些城、堡、營、臺、邊等字都是遼東邊牆在地名上遺留下來的產物，它們反映了當時邊牆沿線及腹裡的設置，有助於邊牆實際走向的測定，對邊牆遺址的考古調查，不僅提供了線索，而且起到了指示作用。近年，在清河城、近邊寺等地，先後發現了不同類型的明代邊牆，如山險牆、石牆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鹼廠附近的樺皮峪南山上，發現了長達二千多米的保存較好的明代城牆。這些牆址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受了地名的啟示。
由於地名學的交叉學科性質，考慮到地名學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對象和任務，雖然與語言、地理、歷史等學科有關，但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綜合研究方法，是一門與多學科有關的獨立學科。地名是文化的鏡像。地名學的研究猶如一座蘊藏豐富的綜合性礦山，可供開採挖掘的財富眾多。從文化學的角度來審視，可以發現這裡面有許多內容都與我們民族文化息息相關。如地名與文化的關係就包括地名與社會文化心理、地名與社會生活、地名與宗教信仰、圖騰崇拜、民族遷徙、地名對文化的反作用等等。因而有必要以新的理論背景、新的切入視角對地名學做一較為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我們認為，地名現象千差萬別，紛紜複雜，但歸根到底，它是人類文化之一。人類生存的環境和地域為何要有名字，地名如何發展演變，地名的形式結構，地名的內隱含義等等，都是由文化這個總根派生出來的，都可以從文化學的角度加以解釋和驗證。就連地名的物質材料——語言文字，也是文化在表層的投射反映，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正如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樣：「一切對於人類活動、人類集團及人類思維和信仰的個別專門研究，必會和文化的比較研究相銜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
地名學用途很多，這裡僅僅舉例主要用途和功能，難免掛一漏萬。
參考文獻：
［１］曾世英，杜祥明.我國西部地區的外來地名［Ｃ］.//地名學論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２］羅常培.語言與文化［Ｍ］.北京：北京出版社，1950.
［３］馬赫穆德·喀什噶爾.突厥語大詞典（維文）［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４］季羨林.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Ｃ］.//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82.
原文為牛汝辰《中國地名掌故詞典》序（中國社會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