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不斷向工業化邁進，迎來高速發展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下半場，經濟增速變緩、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等結構失衡問題凸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是當前中國經濟最本源的結構特徵，就此問題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很多結構失衡問題。從「城市發展，中國之路」這一角度出發，或許能找到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所在。
城市化滯後，服務業受限
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兩段，上半場是以「工業化」為主導的階段，下半場則以「城市化」為主，並進一步帶動工業化。歷數當前主要高收入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基本是伴生的現象，差不多是同時推進和完成的，工業化提高了，城市化規模就擴大了。但是，中國作為後發國家，過去三四十年，通過對外開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的生產要素和全球的市場結合，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中國城市的發展並沒有那麼快，2015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但當時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5%，工業化率為40%，城市化和工業化比率是1.4，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2.0）。如果和G7國家（3.4）比，中國的這一數據更低（見圖1）。可以說，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是大幅度超前的，城市化水平則相對滯後。
圖1 中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2015年, 單位：%）
這是因為工業化發展只需要掌握技術，擁有原材料、資金和勞動力，就可以像複印機一樣快速複製。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就是因為工業化是個複製過程。但是城市的本質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態系統，是建立在一套基礎設施之上的複雜的功能機構分工網絡，只能慢慢生長出來，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這就形成了上文描述的「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結構性格局。
因為城市化滯後，中國市場發育不完善，工業化也受到制約。這種制約集中體現在各種結構失衡上，例如中國經濟依賴外需。因為工業化是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的指標，工業化程度越高，生產能力越大；城市化是市場發育的指標，城市越發展，市場越大，需求越大。工業發展得好、城市化相對滯後的國家，其內部市場必然相對較小。所以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經濟依賴外部市場，就是因為短期內國內的城市和市場需求沒有起來。所以，過去一個階段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出口。
中國經濟的另一個結構特徵是服務業滯後。如果城市的發展相對於工業發展滯後，服務業佔比就會很低，這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服務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發展密不可分。國際上，高端的、密集的、低成本的服務一般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因此中國過去這些年，城市化相對於工業化的滯後，也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的城市能夠順應市場力量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仍有進一步上升的空間。城市化與工業化不匹配的現狀，既是經濟結構扭曲的反映，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發展的機會。
拐點2013年：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
隨著中國經濟政策導向的轉變，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在市場力量自發地引導下已經潛移默化地發生了。2013年，中國服務業佔GDP比重超過工業，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部門，這是中國首次從農業和工業佔主導的經濟體轉變為服務業佔主導的經濟體。這種轉變具體體現為經濟增速的「三個反超」和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
經濟增速的「三個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反超、服務型城市對工業型城市的反超、消費型城市對投資型城市的反超。2013年，一線城市的經濟增速悄悄超過了二三線城市。此前中國經濟增速主要靠生產、製造和投資等。二三線城市，包括小城市，依託工業化實現了快速的發展。但是隨著2013年經濟慢慢減速，一線城市由於市場力量比較完備，下降速度沒有那麼快，充當了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另外，2013年以前，工業型城市和服務型城市的GDP增速和人口增速齊頭並進。但從2013年開始，不論是從GDP增速還是從對人口的吸引能力來看，服務型城市都開始大幅超過工業型城市。與此同時，2013年以後，內需在此前工業化增長的基礎上，開始慢慢發揮作用，消費城市後來居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這三個反超，說明以服務和消費為基本特徵的大城市，開始取代以投資和工業為基本特徵的中小城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
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指的是從2013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漲同跌」的局面，開始了「大城市大漲，中城市小漲，小城市基本不漲」的分化格局。這個分化告訴我們人口的流向，已經不像之前那樣向各類城市流動，而主要向大城市集聚。其實過去這十幾年，中國人口總量從13億增長到14億，總的增速並不快。但很多大城市人口流入較多，不斷增加的人口帶動房價快速增長。作為城市發展潛力的一個綜合反映，房價的分化也表明中國城市發展遍地開花的局面已經結束，潛力大的城市開始領跑。
以上變化讓我們看到市場自發的力量不容小覷。工業化的長足發展已經為我們奠定了經濟基礎、技術基礎、人力資源基礎，未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消費升級，都可以依靠市場力量往前迭代。
城市是市場發育的空間載體
「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的背後，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能開始從工業化轉向城市化。城市是市場發育的主要空間載體，城市發展的滯後使得我國的市場發育還有很大的不足。反過來說，進一步推動城市化是我國市場發育的最重要抓手。
從歷史長視角來看，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始終呈現三位一體的變化趨勢（見圖2）。歷史上，如果一個時期發展得比較好，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城市，例如西方歷史上的古希臘、古羅馬，中國唐宋時期的長安、汴京，這些城市以地標的形式成為承載人類文明發展的載體；當前世界兩大經濟體，美國的經濟主要集中在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大城市，日本的經濟產出則主要圍繞東京和大阪這些都市圈。可以說，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容器，也是現代經濟的載體。
圖2 經濟增長、人口增加、城市化的歷史變化趨勢
為什麼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城市，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首先，基礎設施網絡構成了城市的底層構架，這個架構把人們聚集在一起，促進了市場分工和人員流動，從而能夠提高城市效率。小地方沒有辦法負擔這麼昂貴的基礎設施，因此人們往往各自為政，效率很低，無法產生大規模的貿易活動。此外，城市還有文化、教育、醫療、金融等功能機構分工網絡，只要有一技之長，人們就能夠在這些機構中找到各自的定位和分工。其次，城市本質是一種成本分攤模式，由於吸引幾百萬、幾千萬人共同承擔從而降低了城市運營的單位成本。它不僅吸引高淨值人口，也吸引低技能人群，人們在各自的位置上相互協作、各得其所，不斷創造更高的城市價值。因此，城市就是一個複雜的分工系統和生態系統，就像一個大的原始森林，能夠自發產生底層的市場力量。
中國目前的工業化技術和收入水平完全可以支持城市化自發地生長，當市場力量足夠大的時候，就可以拉動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從而為經濟增長帶來新動能。
向城市聚集，「蝸居」到「適居」
當前，中國現代城市化率依然偏低，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發展空間。2016年，中國按照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經到了約60%的水平，但戶籍人口城市化只有44%左右，近16%的城市常住人口沒有城市戶籍。根據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的情況，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應該是到80%-90%。與此同時，我國大城市率也偏低，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相比，中國大城市化率還有近一倍的增長空間。從城市的經濟密度上來看，我國一線城市和國際大都市比，同樣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未來中國人口將主要往城市聚集，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源動力。當前我們討論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不應該只看具體產業的支持和扶持政策，城市化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底層支撐。因為發展城市就是創造一個市場，創造一個生態，讓新技術在市場和生態裡面生長。我們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基礎，並擁有大量的人才儲備，只要往這個方向發展，未來一定可期。
如何進一步城市化？可以參考之前提出的「二次房改」的政策建議。此前，我國很多城市的發展都是以工廠為核心，農民工等外來人口通常住在工棚裡面，城市對他們的接納度很低，他們能夠享受到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非常有限，這一階段我們稱之為「工棚城市化」。未來城市化就是要從「工棚城市化」向「市民城市化」發展，把這些流動人口真正吸納到城市裡面，積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只有這樣內循環才能夠真正發展起來。「二次房改」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建設安居房，以適當的政策傾斜沿用商品房的辦法，把農民工、新市民等流動人口市民化，改善城市治理的同時，幫助他們積累財富，變成未來新的中產階級。
「二次房改」和「一次房改」分別對應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一次房改」發生於1998年並延續至今，正值我國初級工業化的發展階段，房改的主體是城鎮居民等老市民，城市基本特徵是城鎮化。「二次房改」是我們期待未來發生的房改，房改的主體是農民工、新市民等流動人口，未來的城市發展特徵是高級城市化。從工業化到城市化，分別對應「一次房改」和「二次房改」，涉及到整個社會的綜合治理。當前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是44%左右，期待這一階段性建議，可以把中國的城市化率從目前的水平提高到80%-90%，並逐步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基礎。
徐建國，筆名徐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融學副教授（長聘）。徐建國老師的研究興趣為金融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中國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