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維德:中央銀行數字貨幣與貨幣政策的未來

2021-01-15 金融界

來源:金融界網站

作者:蔡維德

本文於2017年發布於https://voxeu.org/article/benefits-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在這一知識高速發展的時代,文中思想的先進性不能和2019年發布的文章相比,但是這篇文章綜合了2017年前眾多數字法幣(CBDC)的思想,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在今天看來還是有很多參考價值。今天許多討論CBDC的文章,許多都引用了波爾多(Bordo)和萊文(Levin)的觀點。

因為臉書Libra事件,「數字法幣」這一概念走進了中國金融界,這在以前是幾乎沒有人關注的題目,現在已經成為熱門話題。

文中一些思想現在看來還是有新意,例如「CBDC的廣泛使用和紙幣的淘汰,將阻止逃稅、洗錢和其他通過紙幣,特別是大面額紙幣更容易進行的非法活動」,表示數字法幣是逃稅、洗錢和非法活動的剋星,這和許多人認為數字法幣會增加洗錢的風險正好相反。長久以來筆者也認為數字法幣大量降低了洗錢的風險,和數字代幣的特性恰恰相反。數字代幣是洗錢的工具,也是許多國家反對數字代幣的重要原因,但是數字法幣的功能正好相反,是反洗錢監管利器,國家監管單位應該予以大力支持。

文中還提到包括英國央行的一些研究報告結果,這些報告指出數字法幣可以在實體經濟上助力發展。

注意一下,當時還沒有BIS提出的批發數字法幣(wCBDC)概念,3國央行(英國,加拿大,新加坡)報告也還沒有出來,IBM、摩根大通銀行、臉書、VISA、WalMart、Fnality都還沒有發行穩定幣,國家貨幣基金組織(IMF)還沒有發布合成數字法幣(sCBDC)概念和未來令人驚訝的可能的金融場景。這些改變歷史的事件都是後來才出現的。

本文文章雖短但是觀點犀利,並且容易理解,因此我們不再細評。

作者簡介

波爾多(Michael Bordo)教授1963年在麥吉爾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於197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1年至1989年,波爾多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之後在羅格斯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現任羅格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兼貨幣和金融歷史中心主任。

他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包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普林斯頓、哈佛、劍橋和倫敦經濟學院)以及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邦儲備理事會,加拿大銀行,英格蘭銀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擔任了許多訪問職位。

波爾多曾在許多學術期刊的編輯部任職,包括《國際中央銀行雜誌》、《國際貨幣與金融雜誌》、《經濟史與經濟史探索雜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金融史、貨幣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上。他寫了大量關於匯率制度的文章,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另一個專業領域是大蕭條和金融危機。他還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全球化。

安德魯·萊文(Andrew Levin)教授1984年在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和數學學士學位,1989年在史丹福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萊文在美聯儲委員會工作了20年,其中包括擔任貨幣政策戰略和溝通主席和副主席特別顧問兩年,而且他還擔任IMF的顧問。之後,萊文加入達特茅斯學院教授宏觀經濟學和貨幣政策課程。

目前他還是挪威和瑞典央行(挪威央行和瑞典央行)的科學顧問,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期訪問學者。此前,他曾任歐洲央行外部顧問、韓國央行外部顧問、加拿大、日本、荷蘭和紐西蘭央行訪問學者;還向阿爾巴尼亞、阿根廷央行提供技術援助。

MichaelBordo & Andrew Levin

世界各國央行都在考慮主權數字貨幣相關問題。本文認為,這些貨幣可以改變貨幣體系的方方面面,有助於貨幣政策的系統性和透明性。特別是,中央銀行的數字貨幣可以視作一種幾乎沒有成本的交換媒介、一種安全的價值存儲和一種穩定的帳戶單位。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貨幣將以帳戶為基礎並計息,貨幣政策框架將以真正的價格穩定為目標。

在第三世紀的羅馬,亞歷山大皇帝的首席法律顧問朱利葉斯·保盧斯·保誠西斯穆斯(Julius Paulus Prudentissimus)用現代貨幣經濟學家熟悉的術語描述了政府發行貨幣的基本原理。他寫道,正是商品和服務定價的「記帳單位」、「價值存儲方法」和「交換媒介」促進了經濟和金融交易(Watson 2010)。保盧斯認識到貨幣的效用取決於它的名義數量,而不是它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說,一種貨幣的效力取決於公眾對當局管理貨幣體系的信心。

大約2000年後,隨著電子設備和高速網絡的普及,歐洲央行(Mersch 2017)、挪威銀行(Nicolaisen 2017)和加拿大銀行(Fung and Halaburda 2016)等央行正在探索建立主權數字貨幣的可能性。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決定是否推出數字貨幣的時間跨度有所加快(Skingsley 2016)。中國人民銀行正在試驗技術規範(Yifei 2016)。英格蘭銀行已啟動一項多年調查(Broadbent 2016)。

與紙幣和硬幣一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也將是名義上固定的、普遍可獲得的,並可以有效的用在所有公共和私人交易中。因此,CBDC與私人實體(如比特幣、以太坊和Ripple)創建的虛擬貨幣有本質區別,後者的市場價格近年來波動劇烈(Scorer 2017)。

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設計

我們最近的工作試圖為CBDC制定一套設計原則,而不是技術藍圖(Bordo和Levin 2017)。我們尤其考慮以下五個問題:

  CBDC付款是否應涉及在中央銀行帳戶之間的轉帳,還是一種可直接從付款人直接轉帳至收款人的數字代幣?  是否應廢除現金,還是中央銀行來應制定一份在CBDC和紙幣之間轉移資金的費用表?  CBDC應該是計息的,還是與總價格指數掛鈎,而不是像現金和硬幣那樣有固定的面值?  CBDC對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戰略和操作程序有何影響?  CBDC將如何影響中央銀行和財政當局之間的互動?  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我們假設中央銀行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央銀行在履行貨幣基本職能方面的效力——其作為交換媒介的效率、作為價值儲存的安全性,以及作為經濟和金融交易記帳單位的穩定性。利用這些標準,我們確定了設計良好的CBDC的特徵:

事實上的無成本的交換媒介。如果CBDC是以帳戶為基礎的,帳戶可以直接在中央銀行自己持有,也可以通過與商業銀行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提供。

安全存儲價值。有息CBDC的回報率可能與短期政府證券等無風險資產一致。中央銀行的利率將成為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

逐漸淘汰紙幣。CBDC可以向公眾廣泛提供,現金和CBDC之間的轉帳費用有一個時間表。因此,CBDC利率的調整不會受到任何有效下限的限制。

真正的價格穩定。可以設計一個可能的貨幣政策框架,在這個框架中,根據廣泛的消費價格指數,CBDC的實際價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穩定。這一框架將鼓勵有系統和透明地實施貨幣政策。

我們的分析借鑑了貨幣經濟學的一系列文獻。Jevons (1875), Marshall (1877), Wicksell (1898), Fisher (1913), Buchanan (1962)和Hayek (1978)等人都在追求一個穩定的計算單位。Friedman (1960),強調了有效匯率的基本原理,他認為政府發行的貨幣應與其他無風險資產具有相同的回報率(Friedman 和Schwartz1986年也討論了政府發行貨幣的基本原理)。

這兩個目標,即一個穩定的帳戶單位和一個有效的交換媒介,似乎是不可調和的,因為用紙幣支付利息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弗裡德曼主張穩定的通貨緊縮而不是價格穩定。但現在,通過設計良好的CBDC,實現這兩個目標已經成為可能。

央行數字貨幣的優勢

作為一種幾乎無成本的交換媒介,CBDC將提高支付系統的效率。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採用CBDC將有助於更迅速和更安全地解決跨境金融交易(he 2017)。CBDC對低收入家庭尤其有利,這些家庭往往嚴重依賴現金,而且CBDC對小企業尤其有利,因為小企業在使用借記卡和信用卡付款時,需要支付高昂的現金手續費或交換費。在宏觀經濟層面,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的研究人員估計,採用CBDC所帶來的生產率收益將類似於大幅降低扭曲性稅收(Barrdear and Kumhof 2016)。

CBDC的計息設計和紙幣的淘汰,也將有助於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因為利率調整的好處是不再受到有效下限的限制,以應對嚴重的不利衝擊。

Goodfriend(2000年,2016年)、Buiter(2009年)、Agarwal和Kimball(2015年)、Pfister和Valla(2017年)等人長期以來一直在考慮取消零下限的好處。下限一直是許多央行目前將通脹目標定為2%或以上的正通脹率的一個關鍵原因,而CBDC將基本上消除維持這一通脹緩衝的必要性,或部署量化寬鬆或信貸補貼等替代性貨幣政策工具。

此外,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情況下,CBDC將有助於提供資金支持的財政刺激。戴森和霍奇森(2017)指出,在經濟低迷時期,資金可以直接存入低收入家庭的CBDC帳戶,緩衝他們因經濟低迷以及CBDC利率暫時處於負水平而產生的購買力。實際上,弗裡德曼(1948)強調了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擴張和財政擴張之間的互補性。

CBDC是當前貨幣運行趨勢的自然延伸。例如,大多數中央銀行已經對商業銀行的準備金支付了利息,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佔整個貨幣基礎的很大一部分。美聯儲通過在美國國債回購市場借入資金,擴大了向更廣泛的交易對手支付利息的能力。此外,聯邦儲備銀行現在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市場公用事業公司保持獨立的存款帳戶,以便這些公用事業公司的客戶知道他們的資金是安全的、流動的和有息的。例如,在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設立了獨立的準備金帳戶,用於存放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客戶的資金,以及美國洲際交易所(ICE)客戶的初始保證金帳戶。

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將與目前的通貨膨脹預測目標制有著本質的不同。如上所述,大多數中央銀行的通脹目標都是2%或更高,並且不考慮之前通脹偏離目標的情況,因此總價格水平遵循隨機向上漂移的走勢。

相比之下,在物價水平目標下,居民消費價格仍將呈現短暫波動,但貨幣政策將確保物價總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回到目標水平。家庭和企業將能夠滿懷信心地進行規劃,即一籃子具有代表性的消費品(按CBDC衡量)的成本在中期內是穩定的,在未來5年、10年、20年甚至50年的規劃範圍內大致保持不變。這種穩定對低收入家庭和小企業尤其有利,因為它們通常很少或根本沒有機會獲得複雜的財務規劃建議或複雜的金融工具來抵抗風險。

CBDC的廣泛使用和紙幣的淘汰,將阻止逃稅、洗錢和其他通過紙幣,特別是大面額紙幣更容易進行的非法活動(Rogoff 2016)。這一好處在發達經濟體中很重要,但對發展中經濟體更為重要,因為這些經濟體的大部分經濟活動是使用現金進行的,而且逃稅的發生率非常高。厄瓜多已經證明了CBDC的可行性,在厄瓜多,CBDC通過一個簡單和安全的平臺(通過手機和簡訊進行兩步驗證)得到了廣泛應用。在肯亞,政府率先建立了公私合作夥伴關係,通過Safaricom提供低成本數字支付,目前Safaricom為大約2500萬肯亞客戶提供數字支付(使用M-PESA平臺)。它的兩大股東是沃達豐(50%)和肯亞財政部(25%)。

央行消極態度的風險

鑑於支付技術創新步伐之快以及比特幣和以太坊等虛擬貨幣的泛濫,央行在處理CBDC問題時採取消極態度可能並不明智。如果央行不生產任何形式的數字貨幣,就有失去貨幣控制的風險,出現嚴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更大。因為這一點,各國央行在考慮採用CBDC時行動迅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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