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播出的美劇《美國夫人》重現了1970年發生的，一場女性之間支持和反對ERA的鬥爭。這部劇也在豆瓣上拿下了9.2的高分。很多人說這是講女權最好的劇，不只是呈現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而同時讓人看到權利是如何被構建、合作、爭鬥。
文｜翟錦
編輯｜糖槭
「美國夫人」
如果說女權運動致力於打破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那麼菲利斯·施拉夫利畢生奮鬥目標則是將天花板的每條裂縫都補上。
事實上，她也部分地成功了。在1972年的美國，要求把「合眾國與任何州不得以性別為理由否認或剝奪法律規定的平等權利」寫進憲法的《平等權利修正案》（簡稱ERA），以壓倒性票數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接下來，它只需要獲得38個州批准。但菲利斯·施拉夫利出現了，她領導的反 ERA 運動蔓延至全美。最終，ERA 也只獲得了 35 州的批准。
施拉夫利幾乎以一己之力，長久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版圖，直到今天，美國也未有在憲法上承認男女平等。
最近播出的美劇《美國夫人》重現了這場支持和反對ERA的鬥爭。這部劇也在豆瓣上拿下了9.2的高分。很多人說這是講女權最好的劇，它不只呈現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同時也讓人看到權利如何被構建、合作、爭鬥。
現實中的施拉夫利言辭自負，自信滿滿，笑起來像芭比娃娃，「髮型像高音譜號」。施拉夫利反覆強調，女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成為妻子和母親，男性的義務是提供經濟撫養，如果ERA通過，這會造成婦女們的損失。
施拉夫利不喜歡同性戀——儘管她的大兒子是同性戀；她認為職場性騷擾對「有品德的女人」來說不造成問題；她反對性教育，說那像「墮胎的家庭銷售聚會」；她不反對女性擁有職業，她只是相信女性應該擁有家庭，撫養孩子更是義務，「我們根本不需要憲法修正案來保護婦女的權利」；她否認女性被歧視，「我只知道有一部歧視婦女的法律，北達科他州的一部法律規定，妻子必須獲得丈夫的許可才能釀造葡萄酒。」
施拉夫利於2016年去世。即使在她生命最後的幾年裡，她也仍在製造離譜言論。2014年，她建議女性可以通過結婚來避免性侵犯。她相信：「對於擔心男性暴力的女性來說，答案是什麼呢？不是對所有男性充滿警惕，而是要拒絕如今大學校園流行的搭訕、追求事業，逃避結婚的文化。」
施拉夫利的聽眾理所當然地分成兩派。一派是堅定的反對者。2008年，施拉夫利的母校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考慮到她的影響力，決定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在畢業生儀式上，有數百人，默默地站著，背對她，表達抗議，認為她「職業生涯表現出追求政治目的的反智主義」。
另一派則狂熱地支持她。編劇沃勒和她朋友的祖母聊天，祖母是追隨施拉夫利的Stop ERA的成員，「她（祖母）這樣說：『她是我們的聖女貞德。她很聰明，善良且可愛。』我試圖在施拉夫利身上找到那些品質，因為另一個女人（指朋友的祖母）在她身上看到了它們。」
編劇沃勒對這個故事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小時候。她的父親是一位研究政治的學者，她從小就了解美國的政治和政府的運作。她長大後，也一直對政治戲劇感興趣，但遺憾的是，這些劇大多由男性創作，主角都是男性，女性經常以妻子、受害者等次要角色出現，她一直都想創作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政治戲劇。2013年，一位製片人向她提出了製作一部有關施拉夫利的節目。
「無論你愛她還是恨她，你都不得不承認她是個不平凡的人」，施拉夫利不僅是男權的維護者和受害者，她自己野心勃勃，沃勒讓自己設身處地去寫施拉夫利，這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女人。「非常有趣的是：當你發現自己在為她鼓勁的時候，你也會因此恨自己。」
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
施拉夫利1924年出生在聖路易斯，她的父親在經濟大蕭條時失業，但他依然是一個堅定的共和黨保守派，反對羅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她的母親，擁有兩份大學學歷，在丈夫失業時，外出做兩三份工作。相比母親，施拉夫利似乎選擇了一條更簡單的路線：嫁給有錢人。
儘管到後來，家庭的經濟已經完全靠母親承擔，但這個家庭裡，父親仍然是權威者。施拉夫利的傳記作家之一Felsenthal分析，施拉夫利對那些詆毀家庭婦女的不耐煩，有部分可能因為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希望自己可以待在家，做家庭主婦，參與一些公益事業，而不是幾乎無休止地工作，養家餬口。
因為父親不能提供經濟支持，施拉夫利的生活過得並不寬裕。她的生存和學習能力很強，僅用三年的時間完成了大學學業，又花了9個月獲得碩士學位。她沒有時間交朋友、約會和培養愛好，上大學時，施拉夫利在彈藥廠上夜班，從下午4點到午夜，或是從午夜到上午8點，發射步槍、機關槍測試彈藥，賺取學費，最後，國防軍事成為了她終身的愛好。在投身「反ERA運動」之前，她的政治抱負是加強國防，提高與蘇聯對抗的軍事能力。
這也讓施拉夫利的身上充滿矛盾和糾結。她是一個強大且有野心的女性，但另一方面，丈夫把她從女工的生活中救了出來，她又由此被困在家庭裡，依附於富有的丈夫。現實中的施拉夫利在50多歲時，申請了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並獲得了入學資格。但當她告訴丈夫入學這件事後，丈夫猶豫了。施拉夫利撤回了申請。直到兩周後丈夫又改變了主意，施拉夫利才得以順利入學。
「我的研究和後來的數十次採訪使我相信，施拉夫利最想要的是與外交政策和核戰略大佬們坐在一起的席位。」她的傳記作者Felsenthal說。
施拉夫利早期的政治生涯並不順利。1952年，她參加共和黨國會競選，但失利了。18年後，她再次參加競選，並再次失敗。
直到她參與「反ERA運動」。「她看到的這些她關心的事情都可以通過反ERA，以政治化的方式進入公共討論。這也為她打開了進入華盛頓的大門。」
但這場勝利是有代價的，她從此成為了一個保守家庭主婦的代言人，而不是她最初的職業夢想——外交政策專家。她的餘生雖然偶爾會寫一些關於核談判的文章，但她被人關注的仍然是家庭價值觀的議題。她並未實現性別議題之外的更大的政治抱負。
對於施拉夫利為何反女權，在《美國夫人》中飾演施拉夫利的凱特·布蘭切特也給出了另一種理解，在1980年代，一個女人尋求平等，會被認為是憎恨男人、阻止男性成功，在正確和實用裡，施拉夫利選擇了追求自己可以得到的：「她認為那永遠不會發生，她知道父權制比女權主義者想像的要強大得多，棘手得多······」
一直到1970年代，施拉夫利才迎來自己的職業巔峰。她充分利用了自己作為「普通家庭主婦」和六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來捍衛傳統的女性角色。她領導了一群家庭主婦，發起了「STOP ERA」運動，STOP是「反對奪走我們的特權」（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的首字母縮寫。施拉夫利說：「既然我們已經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顧，為什麼要把自己降到『權利平等』的地位上去?」
這是一群數量龐大，但顯然很少參與社會活動的群體。施拉夫利很聰明地「使用」了她們。家庭主婦們不知道怎麼和立法者談話，擔心遊行的優雅和尊嚴問題，她們明顯對烤麵包和帶小孩更在行。《美國夫人》也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這個場景——她們送果醬、麵包和蘋果派到州議會大廈，在麵包上貼著標籤「持家者送給養家者」，把嬰兒和嬰兒車推到樓裡，車上寫著：「媽咪被徵兵後，誰來照顧我？」支持和反對ERA的兩群女性，從不同的樓梯走向二樓，她們背對著往上走，回頭凝視對方。幾個慢鏡頭讓人心裡一咯噔：是什麼將這群本來擁有共同命運的女性，分裂成如此對立的境地？
分歧
「你怎麼能去演這樣的角色呢？」當布蘭切特告訴媽媽自己要去扮演施拉夫利時，她的媽媽滿是疑惑。
布蘭切特是Me Too運動的支持者，她在做坎城評審團主席時接受採訪曾說：「我絕對是女權主義者。我也不理解做女權主義者有什麼羞恥的，因為女權主義只是為了實現平等。」她承認，自己要和施拉夫利、這個反女權的角色找到共同點並不容易。「你得像心理諮詢師一樣，達到一個理解的程度，從她們的角度去理解她們在做什麼，試圖理解別人的看法。」
凱特·布蘭切特對施拉夫利充滿好奇， 一個女人為何要反女權？「對我而言，去回溯一個歷史時刻的唯一原因是找出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編劇沃勒希望能夠平衡地看待這段有爭議的歷史。不英雄化一面，妖魔化另一面，而是要「創建一個具有灰色陰影的系列」。
「這也是沃勒她們創造的世界如此真實的地方，在施拉夫利的陣營裡，是一個金字塔形、重男輕女的結構，那裡有很多聲音通過她來傳播，她很高興成為房間裡的唯一。女權主義者們試圖做到真正融合，但始終存在矛盾和懷疑。」布蘭切特說，女性運動的活力是多元的，並不是少數的、單一的。這個共同體裡存在各個女性主義和派別，有訴求差異，也時常發生爭執和分裂。
現實中的矛盾被編劇放進了劇集裡。人們總傾向於把英雄描繪得比生活更完美，但沃勒對「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混亂很感興趣」——比如同為主張女權者，彼此仍會因為是否支持女同性戀、依賴國家福利生活的母親而發生爭論。
在如何對待家庭婦女這一議題，女權者內部也發生了分歧，這也成為了這場運動失敗的前奏。《美國夫人》裡呈現了一個短暫、混亂的辯論。著名的女權主義者貝蒂認為那些反對ERA的家庭婦女不可理喻且難以教化。
格洛麗亞也尖銳地諷刺了這群女性：「這些家庭主婦是苟延殘喘的父權制最後一口氣了，她們被洗腦了，相信如果不按照規矩來，就會失去男人的愛和保護。」
溫和派吉爾反駁說，「我們不應該使家庭主婦認為我們針對她們。」但是旁邊的一個人隨即反駁說：「我們就是針對家庭主婦」，「革命很混亂，總有人被拋下」。話題終結，她們最後選擇忽略這群家庭主婦。
她們並沒想到，這群「難以被教化」的家庭婦女，能夠阻斷ERA的成功，讓第二波女權運動走向沒落。歷史學家朱迪思·格拉澤·雷莫認為：「作為溫和派，我們認為我們代表了理性和善意的力量，但未能認真對待施拉夫利及其追隨者們，這群堅定擁護家庭價值觀的力量。」
女性運動的領袖人物貝蒂在1981年出版了《第二階段》，在這本書裡她檢討道：「我們的失敗在於，我們在有關家庭問題方面存在盲點。它表現在我們自己極端反對那種妻子、母親角色，那種全身心地依靠男人、養育孩子、充當家庭女性的角色。這種角色曾經是並且仍然是許多女性獲得權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們實現自己的目標、自我價值並獲得經濟保障的源泉——儘管這種角色早已不再是那麼安全了。」
在ERA失敗後，媒體們紛紛宣布「後女權主義」時代的到來，在他們的論述裡，婦女已經取得了平等地位，女權運動已經達到目標，女權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論文《論美國媒體與反女權運動》裡提到，當時的主流媒體們創造了一些新興詞彙，如「新型傳統家庭」、「回歸愛巢」、「回歸婚姻」、「新嬰兒潮」等，以描述和倡導那些「新的發展趨勢」：美國婦女，離開職場，回歸家庭，將子女從「可憎」的託兒所接回家中，做全職妻子和全職母親。
「這部劇讓我們認為女性似乎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而這，使我們無法認識到誰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並不是說女性間沒有衝突，是的，我們有衝突，但總的來說，我們沒有能力成為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當時的女權領袖格洛麗亞在看到《美國夫人》後如此評價。
矛盾
這不是千人一面的英雄或反派的戲劇。在施拉夫利身上，充滿著激烈的矛盾。
1992年，紐約一家同性戀周刊在報導中指出施拉夫利的大兒子約翰是同性戀。而施拉夫利是堅定的反同性戀者，曾在一次採訪中說，她並不支持同性戀，但她強調了自己的愛：「他是我的兒子，我愛我的孩子們。」
施拉夫利的妹妹評價姐姐對於同性戀的看法，「她認為同性戀是一種變態行為，就像生病一樣。她的兒子有病或殘疾，而且他很脆弱。」
在《美國夫人》裡，當施拉夫利發現約翰的性向時，她用一種緩慢而平靜的聲音談起自己決定戒菸的往事。結婚那天，她抽了最後一根煙，戒菸很難，「但思想是比身體更強大的，你必須要發揮意志力的作用。」
但這事並沒那麼容易過去。施拉夫利去找了神父，她哭著懺悔：「為什麼懲罰我？救救我，神父，我不知要做什麼。」這也是劇裡施拉夫利第一次直接表現出脆弱的時候。
另一個本質的矛盾在於，施拉夫利儘管強悍且野心勃勃，但她似乎安於把自己放在婚姻的從屬地位。施拉夫利將自己的政治工作描述為一種「業餘愛好」，「只要丈夫認為我離家太多，我都會取消演講。」她也總是以自己母乳餵養六個孩子並教他們讀書而自豪。
但必須注意的是，施拉夫利並不是家庭主婦。她幾乎是全職的政治活動家、作家和律師。她的舉止非常像一個自由的女人。據她自己估計，她每周至少有一次出遠門，她僱了一個專職管家來照顧她那個可以俯瞰密西西比河的六居室豪宅。
女權主義者認為，施拉夫利丈夫的富裕，讓她獲得了特權，讓她在反對女性解放的同時享有女性平權的自由。「我曾經說過，如果我有一個女兒，我希望她長大後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就像菲利斯·施拉夫利一樣。」女權主義者Karen DeCrow開玩笑。
「我經常好奇，施拉夫利這樣的人，如此堅定地生活在歷史錯誤的一邊是什麼樣子。她相信女人應該光著身子和懷孕。」專欄作家Caille Millner寫施拉夫利不僅相信某些人應該享有更少的權利，還畢生致力於實現這個目標：「施拉夫利是哈佛畢業的律師，寫了9本書，兩次參加國會競選，但她決心阻止其他女性獲得這些機會，這難道不具有諷刺意味嗎？（宇宙也試圖通過她同性戀的兒子告訴她一些事情，但她顯然無法理解這些信息。）」
現實中的施拉夫利在2007年有一個演講：「結婚後，女性已經同意了性愛，我不認為這能被稱作強姦。」
相應地，編劇沃勒在劇中設置了一個性愛的場景。她對《名利場》說：「如果你是一個雄心勃勃、聰明的女人，當你接受父權制，你要如何應對那些事情，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如何成功？在父權制體系裡生活並對此感到滿足時，野心會呈現出什麼樣子？」
那是施拉夫利從華盛頓回來的晚上，她疲憊不堪，皺紋都鬆弛下來，在丈夫提出性邀請時，她說「不，我今天太累了」。但她的拒絕沒有成功，她嘗試先摘下隱形眼鏡，她對丈夫說，「我要疼死了」。他沒放開她。「不，我一身味，這衣服我穿一天了」。
三次「no」，都沒有成功，施拉夫利放棄了拒絕，背對丈夫，她的臉上漸漸卸下笑容，變得不耐、麻木和壓抑。
（參考資料：Smithsonian Magazine、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Just the News、TIME、The Courier、The Washington Post、Adovacate、Politico Magazine、The NewYork Times、The Guardian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