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學東
近日有媒體援引權威人士消息稱，證監會計劃向商業銀行發放券商牌照，或將從幾大商業銀行中選取至少兩家試點設立券商。這被市場視為是應對金融開放帶來的外部競爭的重要措施。
從2020年4月1日起，我國金融市場全面開放，外資券商加速進入國內市場。截至目前，我國已有7家外資控股券商，包括瑞銀證券、摩根大通證券、野村東方國際證券、摩根史坦利華鑫證券、高盛高華證券、滙豐前海證券、瑞信方正證券。
不過從過去開放的經驗看，不論是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還是券商等金融業態，開放並不意味著必然是狼來了。最近幾年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內的經營乏善可陳，並未對中國的金融機構造成壓力，反而是中國金融機構在大肆擴張，而外資的金融機構逐漸式微，有些還撤出中國。
筆者認為，應該從更高的視野和更廣闊的背景上去理解中國商業銀行運營券商牌照這件事。很顯然，即使目前我國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運作券商牌照，其經營也應該是分開的，應該借鑑中國平安那樣的金融控股集團的模式，比如中國平安集團目前就有平安銀行、平安信託、平安基金、平安證券、壽險、財產險和健康險等等幾乎所有的經營業務，近幾年來運作穩健，收入豐厚，成為全球最強大的金融集團之一。
也就是說在大型商業銀行的基礎上設立券商，形成金融控股集團的框架，在我國已經有相當成功的經驗，而在監管上也已經制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徵求意見稿）》 ，基本的制度構架已經形成，沒有必要擔心混業經營而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其實，這個舉措應該成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一大契機，中國的金融業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發展的不協調，商業銀行業務發展比重過大，券商投行業務過於弱小，這種金融構架帶來很大的問題：
一是商業銀行天然創造貨幣，擴大債務，做高槓桿，我國是目前全球貨幣發行最多的經濟體，其中主要原因就是間接金融比例過高，債務過高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成本高，債務高企後，經濟的發展缺乏後勁，殭屍經濟過多，不利於經濟轉型。而且風險也過度集中在商業銀行領域，一旦風險爆發，很可能形成系統性風險，又要開始一輪又政府消化不良，侵蝕財政資源的過程。
二是商業銀行經營文化過於保守，資源配置給具有政府背書性質的國企、地方政府和房地產企業等領域，哪怕這些領域收益為零，也不願冒風險給中小企業貸款，這是我國經濟經濟幾年的一大難題。效率最高，潛力最大，最能創造福利的企業得不到貸款，商業銀行的貸款看的是評級，而評級看的是過去，這也是目前經濟轉型遇到的最大障礙之一。
以上矛盾，如果在投行在金融中佔主體的領域就不容易出現，投行是經營風險的文化，相較於商業銀行，券商投行對於企業的融資更看重的是未來潛力，更看重的是創新和創造的能力，投行的機制容許犯錯，這為創新創造提供了豐厚的土壤，也是本世紀初以來美國經濟依然屹立世界最強的秘訣之一。
再者，投行實行的是直接融資，居民的閒置資金通過投行來配置，可以享受企業進一步成長帶來的股權價值，居民承擔了較高的風險，也獲取了較高的收益，企業包括政府沒有過於集中的債務負擔，風險被分散在社會的各個毛細血管，就不會形成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商業銀行運營券商牌照，在金控集團綜合經營的框架之下，其實用券商牌照撬動的是商業銀行存量巨大的老百姓的儲蓄，以及龐大的客戶資源。尤其在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慧的時代，商業銀行的數據可以成為資源有效配置的最關鍵的基礎設施。在投行和商業銀行不同的金融模式下，這些數據可以被有效挖掘利用。而目前在商業銀行裡，數據的挖掘和利用還是相當膚淺的。
對於商業銀行而言，這是一次比較徹底的改革，事實上，本世紀初中國商業銀行經過匯金注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後，商業銀行的改革停滯不前，商業銀行近幾年盈利逆勢增長，盈利不合於經濟下行的趨勢，其本質是資產規模過大，房地產資產過大，這些都可能成為未來的風險之源，同時商業銀行改革動力不足，如果他們能夠有一塊券商牌照，則如虎添翼，這個改革對於中國經濟的轉型而言可能是一招妙棋。
責任編輯：孟俊蓮 主編：冉學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