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經濟學的反思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編輯的話
近幾個月來，許多國家都因為疫情而遭到了失業浪潮的衝擊——不斷攀升的失業率迫使我們思考對策，並審視今天的經濟發展模型。理論志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問世於十年前的文章：彼時的世界尚處於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之中；當全球經濟再次處於動蕩之中，斯蒂格利茨在本文中強調的學習型社會、新結構主義等概念，對於今天的我們又會有怎麼樣的啟發呢？
本文作者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蘇麗文（譯者），東北財經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攝於2016世界經濟論壇）
摘要：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亞洲一些國家吸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經濟取得了顯著增長。而與此同時，其它一些國家的經濟卻增長緩慢，甚至陷入經濟滯脹和衰退。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更使人們對發達工業國家所信奉的新古典範式產生質疑。文章梳理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和穩定發展方面的不同經歷，並對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局限性進行了深層次解讀，為「新結構主義」發展理論提供了支持。文章還探討了增長與減貧之間的關係，並提出應樹立更廣泛的發展目標。
關鍵詞：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學
在20 年前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曾指出，發展經濟學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吸取過去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經驗教訓：一小部分國家，主要在亞洲，也有幾個在其它地區，已經取得顯著的成功，這超出了經濟學家的預期；與此同時，其它國家卻經歷了緩慢的增長，或者出現更糟糕的情形，陷入經濟滯漲和衰退，這與經濟學中預示各國經濟發展會出現趨同性的標準模型相背離。這些成功的國家所採用的政策，儘管與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政策有一些相同的成分，但是二者卻是存在根本的不同；根據華盛頓共識所制定的那些政策，並沒有給相關國家帶來高增長、穩定性或者貧窮的減少。我離開世界銀行之後不久，一直以來被樹立為遵循華盛頓共識政策國家樣板的阿根廷爆發了危機，這進一步強化了對華盛頓共識提出的那些發展策略的質疑。
全球金融危機也令人對發達工業國家所信奉的新古典範式產生懷疑，而且也的確應該如此。發展經濟學的許多理論都曾一直被看成是在尋求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成功地實現轉型，向所謂的「美國式資本主義」那種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框架靠攏。爭論的不是這一目標，而是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有些人極力主張採用「休克療法」，而其他人則強調確定步伐和順序的重要性——更接近漸進主義的行動方針。現在，全球金融危機已經令人 對這種模型，甚至是為發達國家建構的這種模型，提出質疑。
在本文中，我想闡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和穩定發展方面的各種經歷，以及對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局限性的深層次的理論解讀，為「新結構主義」發展理論提供了支持，該理論與林毅夫在自己的論文中所倡導的那種理論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處，但是在其它方面卻是迥然不同的。該理論認為，市場的局限性遠大於它所顯示出的——即使是發揮較好作用的市場經濟，就他們本身而言，既不是有效率的，也不是穩定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唯一沒有反覆多次出現過危機的時期，是大蕭條之後的那段為時不長的時期。在此期間，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採用並加強了金融管制。令人感興趣 的是，這也是一個快速增長、同時還是一個增長成果得到廣泛分享的時期。
但是，政府不僅有制約作用，而且在促進創業、提供社會和物質基礎設施、保證能夠獲 得教育和資金的機會、支持技術和革新等方面，還起到了輔助和推動作用。
我將要提出的觀點，不僅在評價完全自由市場的效率和穩定性方面，而且在認為什麼是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方面，都與他人有所不同。自從半個多世紀前索洛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以來 (Solow, 1957)，技術的進步一直被公認為是人均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
然而，知識水平的提高是增長的根源這一論點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具有說服力。正如《1998-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所強調的那樣，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的不僅僅是在資源上的差距，還有在知識方面的差距。各個國家積累資本的步伐受到種種限制，這一點很好理解；但是，對於可以縮小知識差距的速度受何種限制因素的影響，尚不十分清楚。
但是，創建學習型社會，重視吸收和應用知識，並且最終創造知識，由這一觀點所提供 的有關發展策略的視角，顯然不同於根據新古典主義模型所提供的視角。新古典模型主要關注增加資本及資源的有效配置。由於經濟體適當的部門結構自然而然取決於資源稟賦，那麼經濟體的結構隨時間的推移發生演變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使得這一結構隨著（內生）稟賦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依據這一觀點，政府的主要作用並不是在市場上設置障礙。
標準的市場失靈理論批判了這些結論，它更強調市場的各種不完善之處：例如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意味著作為這種部門調整的一部分所需要的新企業經常得不到融資。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不僅有環境的外部性也有與系統性風險相聯繫的外部性，這一點在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得到了證實。過去20 多年的研究，已經對諸如不完善的金融市場之類的市場失靈的後果進行了探討，並發現這些不完善源自於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對稱，也提出了一套救濟方案，在一些國家，某些時期，這套方案顯然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像印度這樣的 一些國家，對金融部門實施了有效的管制，因而得以保護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危機的破壞。
但是，「學習型社會」的觀點，或者如格林沃爾德 (Greenwald) 和我所稱之為「幼稚經濟」的觀點，為這方面的分析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 (Greenwald & Stiglitz, 2006) 。知識不同於其它普通商品。知識的積累與外部性———知識的溢出效應有著內在的聯繫。知識本身是公共品。如果知識的積累、吸收、應用、生產和轉讓是處於成功發展的核心地位，那麼就不會有這樣的假設：市場靠其自身的力量就會產生成功的結果。實際上，可以成立的假設是：市場不會這樣。
林毅夫所倡導的「新結構主義路徑」與這一視角是完全一致的。針對政府應該如何引領經濟的發展，林毅夫提出了指導意見;他強調，他們應該努力按照符合其比較優勢的方式重塑經濟。問題是構成比較優勢的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是內生的。瑞士在鐘錶製造方面的比較優勢與其地理環境沒有多大關係。
標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強調貨物貿易是生產要素轉移的一種替代者）的形成過程早於全球化允許的當今發生的這種資本流動之前的一個時期。由於資本可以完全流動，所以除農業之外，自然資源稟賦不需要為解釋生產和專業化的模式提供依據。簡言之，沒有理由說明國家需要按常規所定義的那樣將自己限制在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模式 之上。更重要的是知識和創業精神的「稟賦」。政策的主要關注點應該放在如何增加和形成這些稟賦上。
即使政府想要避免解決這些問題，它也不能夠做到；因為政府所做（或不做）的事情均對「學習型社會」的發展產生積極和消極的影響。這對於在基礎設施、技術和教育方面的投資顯然如此；不過對於金融、貿易、智慧財產權和競爭政策，亦是如此。
創建學習型社會的中心議題是確定對學習擔負有更多責任的部門，因為學習具有公司自身得不到的經濟利益，所以在學習方面的投資將出現不足。在其它著述中，格林沃爾德和我已經論述過，這種情況意味著要對一般具有較大溢出效應的工業部門予以鼓勵。這一路徑對亞洲出口帶動型增長所取得的成功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如果韓國允許市場力量自行發揮作用，其發展就不能取得令人震驚的成功。靜態效益要求韓國必須生產稻米；實際上韓國可能已經躋身於稻米生產效率最高的生產國之列了——但是它將仍然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正如阿羅 (Arrow, 1962) 指出的那樣，人是通過做來學習的 (而且人是通過學習來學習如何學習的 [Stiglitz，1987]) 。
以上論述強調了與側重短期效益的新古典方法的根本區別。靜態與動態效益之間根本的權衡取捨在有關專利法的辯論中出現過，對此應該比較熟悉。
對這些工業政策的主要關注點與執行有關——發展中國家具有必要的能力嗎? 我們需要說明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今日的東亞國家到發達工業國家，可能沒有哪個國家在既沒有發揮控制和創建市場的重要作用，也沒有發揮推進這些政策的重要作用的情況下，在他們的發展階段，甚至直至在今日，取得成功的增長。要完成的任務是採用可以加強公共部門工作質量的政策和實踐——去創建如有效的公務員制度那樣的體系。取得成功的國家就是這樣做的。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削弱國家力量的政策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經濟政策必須反映國家執行這些政策的能力。贊成鼓勵出口行業的匯率政策的觀點之一是他們有廣泛的基礎: 政府不必挑選要支持哪些特別的「戰略性」部門。如通常一 樣，要進行權衡取捨:如果把具有最大外部性的部門作為鼓勵目標，那麼經濟效益可以得到提高。
還有其它基礎廣泛的政策，比如以發展為導向的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以及鼓勵技術轉讓及促進本地創業的投資和金融政策，可能有助於促進學習型和創新型社會的發展 (Hausman＆Rodrik 2003; Stiglitz 2004; Emran＆Stiglitz 2009; Hoff 2010)。某些形式的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可能是適得其反的。
幹預永遠不可能是完美的，為了實現經濟績效的改善，也不需要它們是完美的。不是要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場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場之間進行權衡。其中的一個，必須充當對另一個進行控制的手段;有必要將它們視為是互補的，而且我們需要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這一平衡不是將某些任務分配給一方而將另一些任務分配給另一方，而是系統設計問題，要使他們在所設計的系統中進行有效的 互動。
儘管我一直探討發展經濟學，但是，正如赫希曼在他的著述中強調的那樣 (Hirschman, 1958、1982) ，不能將這個主題與較廣泛的社會轉型問題脫離開來( Stiglitz, 1998) 。種族和社會等級制度是有效抑制世界上許多地區大部分人口的人性化發展的社會建構。因此，對這些建構是如何形成以及他們是如何改變的相關研究是發展研究的中心部分 (Hoff ＆ Stiglitz， 2010) 。在本文中，我強調創建學習型社會。研究這方面內容的經濟學需 要關注改變部門構成的政策。但是，成功的根源在於教育體制及其如何反覆灌輸對待變 化和學習技巧的態度。其它政策(例如法律體系、以性別為基礎的微額信貸方案、贊助性 行動計劃) 也能發揮重要作用。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再深入地談兩點看法。第一點是關於增長與減貧的關係。儘管增長對於持續減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還不足夠。並不是所有的發展政策都是有利於貧困者的，有些政策是損害貧困者的利益的。如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政策，至少在某些國家，給社會帶來較大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所造成的結果則是更多的貧困。為應對危機而採取的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加劇了衰退，進而導致失業率和貧困發生率升高。推動學習型經濟社會的政策可以是對貧困者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但最成功的政 策將必然地擁有廣泛的基礎，引起全體公民學習能力的轉換，因此會有利於貧困者。
第二點與更廣泛的發展目標有關。發展的更廣泛的目標應該是該國公民福祉的持續 改進，同時也是我們用於評價成功的度量指標。然而，我們的度量指標通常不採用由此文所倡導的學習策略帶來的國家財富的增長。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才會逐漸地意識到並承 認這樣做的好處。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應該是令經濟學家也包括發展經濟學家倍感興奮的時刻，因為它極為明顯地揭示出盛行範式的缺陷。此範式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儘管這一影響已經在減弱，因為根據它開出的藥方以失敗告終。值得慶幸的是，已經有其它框架 可以使用——有大量的思想應該為我們認識為何有少數幾個國家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而另有一些國家卻遭遇這樣慘的失敗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從這一認識出發，或許我們能夠 打造出新的政策框架，為新的發展時代提供基礎，這一發展將不僅是可持續的，而且也會提高世界上最貧窮國家大多數公民的福祉。
本文原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4期，省去文中注釋。面對微信推送規則，文章有細節調整。
編輯|澤楷
審核|柯寧 鮮橙
原標題：《訪談 |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對發展經濟學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