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的繼承／橫的對照
在《金瓶梅》之後，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的又一高峰是《紅樓夢》，由於兩書都是「以家族(家庭)生活為背景」寫成之「家庭──社會」型世情小說，《金瓶梅》又比《紅樓夢》早出，因而論者每每喜歡探討兩書之間各種可能的聯繫。
不過若從既有文獻來看，實在沒有曹雪芹讀過《金瓶梅》的直接證據，雖然小說第一回藉石頭之口批判「風月筆墨」及「才子佳人等書」、第五十四回又見賈母譏評女先兒本欲演說的才子佳人故事，可以視為作者的文藝思想表白，但兩處都談不上構著了《金瓶梅》。
倒是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文字，第一次提出兩書之間可能的密切關係，而且由於脂硯齋的特殊身分，論者也就不免把他的意見等同於曹雪芹的主張了。
脂評提及《金瓶梅》的地方共有三處，最具代表性的在第13回，此回寫到賈珍為秦可卿買檣木棺材一段，有一條眉批：「寫個個皆知，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壺奧。」[2]
從「深得」二字來看，脂硯齋似乎提示了二書的繼承關係，這般認知從此為大多數人所接受。
不過，從另外兩條脂評來看，脂硯齋強調的不見得是兩書間縱向的借鑑，反倒是橫向的對照。
先看第66回一條夾批，這回寫到柳湘蓮為尤三姐事向寶玉抱怨，提及賈府上下都不乾淨，他自己不做這「剩忘八」，脂批：「極奇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雲『剩忘八』，豈不更奇？」[3]
脂硯齋的意思是，《金瓶梅》的語言用度往往出奇致勝，然而《紅樓夢》恐怕更高一籌。
換句話講，脂評在這裡並未提及「青出於藍」，只在對照之後強調「青勝於藍」。
尤其第28回寫薛蟠說酒令一段的眉批：「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4]
既雲兩書「對看」，又問何者高下優劣，脂評在這裡依然是只強調「青勝於藍」。
綜合三條脂評，第13回的脂評雖有《紅樓夢》出於《金瓶梅》之意，不過稍後第28回、第26回則不再凸顯這層關係，反而意在點出《紅樓夢》勝過《金瓶梅》的事實。
大部分的論者便將這兩者結合起來，以為《紅樓夢》之於《金瓶梅》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清代讀者多半同意兩書的傳承關係，例如蘭皋居士《綺樓重夢．楔子》提到：「《紅樓夢》一書，不知誰氏所作。其事則瑣屑家常，其文則俚俗小說，其義則空諸一切，大略規仿吾家鳳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較有含蓄，不甚著跡，足饜讀者之目。」[5]
這裡所謂「規仿」《金瓶梅》，明顯是指一種模仿、借鑑行為。
至於諸聯《紅樓評夢》有云：
「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黠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6]
諸聯首先用了《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的概念，這對後人（尤其是清末民初文人）影響甚大[7]。
其次，他不只講脫胎，尤其指出這種青出於藍又勝於藍的過程，是所謂的「蟬蛻於穢」，這代表他認為《紅樓夢》對《金瓶梅》是一種超越、升華、甚至揚棄，而且是蛻變自一個不潔、不雅、不美的前身──這個價值判斷不但超出了脂硯齋的限度，而且普遍為後代論者所接收。
再則如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紅樓夢讀法》，則著意強調兩書在題旨上的類同：
「《紅樓夢》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此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者為尤深。《金瓶》演冷熱，此書亦演冷熱。《金瓶》演財色，此書亦演財色。」[8]
這個說法同樣超出脂硯齋的評點，脂評「深得《金瓶》壺奧」、以及其他兩處要求讀者對照著看的說法，都是針對鋪寫事件情節的技法而言，尚未涉及小說的題旨，無奈張新之的意見對後代起了極大的影響。
本文的看法是，脂評並非著意於《金瓶梅》與《紅樓夢》的「縱向繼承」，脂硯齋真正在乎的是彼此的「橫向對照」，出發點則完全基於兩者同屬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的緣故。
何況脂硯齋不能代替曹雪芹發言，在缺乏曹氏閱讀《金瓶梅》之直接證據的前題下，關於《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研究，勢必要更加謹慎。
本文以下的討論，大概集中於三個方向：
一、兩書共同的主題──尤其是流行的冷熱、真假、財色等的說法──究竟是有意為之的繼承，還是僅僅因為題材上的類同？
二、兩書之所以神似，是基於一種刻意的借鑑，還是僅僅因為系出同源──同屬以家族（家庭）生活為背景所寫成之「家庭──社會」型世情小說──所以在技法上存在共同的傾向？
三、不管是否青出於藍，《紅樓夢》果真勝於《金瓶梅》嗎？這個自清代以來為多數論者接受的想法，到底有沒有被質疑的空間？
二、主 題
在《金瓶梅》仍以抄本形式流傳的數十年間，幾位讀過小說的文人普遍有「奇快」的閱讀感受，不過書中的風月筆墨同時又令他們感到緊張。
例如董其昌既覺得這部小說「極佳」，又認為此書「絕當焚之」[9]；沈德符讀後反應是「甚奇快」，但因為懼怕「誨淫」批判而拒絕了朋友的出版建議[10]；薛岡承認此書系「有為之作」，但仍認為這部「穢書」應當「急投秦火」[11]。
以上幾位明代文人的閱讀反應，顯然是擺蕩於稱奇／斥淫兩個極端。
不過這些得以一睹為快的文人，並沒有為小說題旨立下明確的解釋，雖然袁宏道曾以漢賦名篇〈七發〉比擬之[12]，讓人不免聯想小說的政治寓意，但終究是指涉不明。
至於萬曆四十五年《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幾篇序跋，雖然分別強調小說「蓋有謂也」、「蓋為世戒」、「蓋有所刺」，但是所謂、所戒、所刺為何，作者的著書旨意到底是什麼，始終沒有明確交待。
因此，晚明文人基本上沒有對《金瓶梅》的主題提出具體意見。
清代首先對《金瓶梅》主題表達看法的是張竹坡。
他在自己編輯的《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把《金瓶梅》的地位拔高到「四大奇書」之首，除了提供一篇〈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並在書中寫下大量評點，因而建立起《金瓶梅》成書以來第一套完整的詮釋系統。
然而從卷首的〈竹坡閒話〉、〈金瓶梅寓意說〉、〈苦孝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冷熱金針〉幾篇文章，另外可以看出他對著書動機及小說主題的解釋。
〈竹坡閒話〉提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13]此番「苦孝說」是關於寫作動機的說明，只不過張竹坡並沒有確實舉證。
〈竹坡閒話〉又道：
「閒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於此！……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財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14]
〈冷熱金針〉亦道：「《金瓶》以冷熱二字開講，抑孰不知此二字為一部之密鑰乎？」[15]
這裡所謂的財色、冷熱、真假，就是小說的主題──然而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又說：「作者開講，早已勸人六根清淨，吾知其必以空結此財色二字也。」[16]
因此以「色空」代換「財色」也許更貼切一些。
張竹坡發現（發明？）的「苦孝說」著書動機，仔細讀來其實不知所云，除了可以視為封建文人的道德想像（企圖將小說面貌從「敗德」導向「崇德」），主要還是為了洗刷「誨淫」形象，後人劉廷璣、文龍都曾因此受到鼓舞[17]。
然而相較於此，張竹坡率先揭示的《金瓶梅》主題不但被後人所認可，甚至還讓人借來評論《紅樓夢》。
前面提到的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紅樓夢讀法》，就已見他移植苦孝說、冷熱說、財色說加以發揮；至於哈斯寶《新譯紅樓夢總錄》，更是不避嫌疑地直接照抄〈竹坡閒話〉：
論來世界上最真莫過於綱常，最假不外乎財色。……富貴則假可成真，貧賤則真亦成假。富貴是熱，熱則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貧賤是冷，冷則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不唯熱冷二字可將真假顛倒到如此地步，且那熱冷本身亦是無定的。……咳，自來是欲業使人迷於財色，由財色生冷熱，冷熱攪亂真假。彼輩作偽，為行其奸諂，使我輩之真皆致貽害。所以一展卷便論真假，結尾又講冷熱。[18]
由於哈斯寶、張新之評《紅樓夢》，和張竹坡評《金瓶梅》用的是一樣的語言，因此現、當代學者大部分都相信，《紅樓夢》明顯繼承了《金瓶梅》色空、冷熱、真假的主題。
張竹坡反覆揭示的色空、冷熱、真假──用白話一點的說法，指的就是人的精力生命有限，所以世事變化無常。
《金瓶梅》第79回寫到西門慶「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的時候，詞話本作者安排了一段「看官聽說」：
「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19]（繡像本於此文字略有不同，主要是將「天機」二字改作「生機」。）
張竹坡在這一回的回評提到：「此回總結財、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於西門洩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於西門一死之時。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痴人，而許多帳本，總示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20]
竹坡顯然認為，生命的脆弱與有限，是人生一切不滿足的根源，可悲的是世人總看不透財色、真假、冷熱的本質，往往在大限來臨之際仍然固執於妄相。
《紅樓夢》也企圖表現這個主題，不管是跛足道人「好了歌」的內容、太虛幻境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意涵、還是賈寶玉最後的頓悟出家，同樣都是呼應一己生命有限、世事變化無常的主題。
問題在於，這個主題並非《金瓶梅》、《紅樓夢》所獨有，廣義來講，幾乎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都或隱或顯地表現出這樣的感懷。
且不說抒情詩人中最曠達樂天的陶淵明，都不免寫下「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的詩句；傳統說部中大部分的主角，幾乎都有不能改變現實的無奈，
從《三國演義》諸葛亮的無力回天、《水滸傳》眾英雄的招安投降、《西遊記》孫悟空的皈依佛祖……，都可以讀出這些小說具備前述和《金瓶梅》、《紅樓夢》一樣的主題訴求。
只不過，《三國》、《水滸》、《西遊》都有宏大敘事作為支撐，背後都有宣揚忠孝節義、或是佛法道籙的神聖意圖，因此小說對生命局限、世事幻化所發出的感慨，反倒不容易為讀者所重視。
不同於其他奇書的是，《金瓶梅》放棄了對大敘事的依賴，選擇細節描寫家庭（族）生活以廣泛展覽世態人情，尤其是將西門慶一家飲食起居、穿戴用度、遊憩玩樂等各種生活面向都巨細靡遺地摹寫下來，
除了更深刻地凸顯出色空、冷熱、真假──個人生命有限、世事變化無常──這個傳統文學命題，也開展出明清世情小說一系創作風潮。
清人對《金瓶梅》於日常生活、世態人情的細節摹寫是很「激賞」[21]的，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首先贊道：
「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裡，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為操筆伸紙做出來的。」[22]
劉廷璣《在園雜誌》也說：
「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23]
滿文本《金瓶梅》則道：「於僻隅瑣屑毫無遺漏，其周詳備全，如親身眼前熟視歷經之彰也。誠可謂是書於四奇書之尤奇者矣。」[24]
三者的共同點在於，《金瓶梅》對日常生活一切瑣屑那種不厭精細的描寫，被視為小說史上的空前成就，而且對劉廷璣及滿文版序文作者而言，這層意義甚至超越了小說的主題之爭、奇淫之辯。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是持同樣的態度，他不但試圖解釋小說淫穢書寫的原因，也無意探討明清以來關於小說主題的推測[25]，反而徑直凸出《金瓶梅》於世情披露上的成績：
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26]
《紅樓夢》在這方面也很有成績，雖然小說較少涉及寧、榮二府以外的花花世界，但仍提供讀者目不暇給的新奇感受。
王希廉《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紅樓夢總評》即道：一部書中，翰墨無不精善，技藝巨細靡遺，人物色色俱有，事跡事事皆全；
「甚至壽終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藥悞、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27]
君不見，這個驚奇的評論口吻，倒十分類同於評論《金瓶梅》的劉廷璣、以及為滿文版《金瓶梅》作序的無名氏文人。
同樣擅寫世情的現代小說家張愛玲，對於《金瓶梅》、《紅樓夢》的細節描寫有其獨特看法，她以為中國文學的主題永遠是悲觀的，因此唯有物質細節才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28]。
張愛玲對中國文學經典的詮釋向來有其獨特性，但其信徒有時不免把自己對張愛玲小說的認識拿來解讀傳統經典，這在很多地方便有擴大詮釋的危險。
例如郭玉雯就認為，《金瓶梅》、《紅樓夢》的細節刻畫除了可以傳達言外之意，促成歷歷在目的生動效果，而且「不論是從作者或讀者的立場而言，細節描寫可以避免被過於明顯的諷刺或巨大的悲哀吞沒，可以維持著寫作與閱讀的興致。」[29]
這個說法容或有商榷餘地，明清世情小說的細節化寫作傾向，固然是作家的有意為之，但目的從來就不是遠離主題或淡化主題。
《金瓶梅》在放棄大敘事之後，選擇用細節描寫家庭生活、廣泛展覽世態人情的策略，更深刻地凸顯出「個人生命有限、世事變化無常」這個主題，
而《紅樓夢》也是選擇同樣的方式，進行關於色空、冷熱、真假的討論，所以主題不管沉重與否永遠都是清楚的，題材和主題根本就是兩回事。
附帶一提的是，《金瓶梅》以降世情小說作者普遍驚覺到細節描寫的魅力，「有意為之」的結果，使細節描寫於焉成為小說創作常態，
古典小說也就因此往現代小說的路程邁進，並且開始和伊恩瓦特（Ian P.Watt）《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Novel）所論及的西方小說一樣，共同朝現代路向轉折[30]。
所以，說《紅樓夢》借鑑了《金瓶梅》冷熱、真假、色空的主題，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比較準確的講法是，它繼承了《金瓶梅》探討此一主題的策略和選材。
最有力的理由是，這一主題在其他小說、甚至其他文類的作品始終反覆出現，只不過《金瓶梅》選擇用細摹日常生活與世態人情的方式，使得這個亙古的文學命題特別容易被辨識出來。
《紅樓夢》也採取同樣的策略，只是它將描寫對象，由明代中期的新興暴發商人轉為清代前期的封建世家大族，將其欲展現的世情生活，由市民階層轉為地主階級罷了。
而且從另一方面看，舉凡世態人情的書寫，最終也都不免指向冷熱、真假、色空的主題，因為世態人情當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自然是繁華落盡的蒼涼蕭索，這於焉觸及到人生無常、萬事皆空的存在感嘆。
同為世情小說的《紅樓夢》和《金瓶梅》都凸顯了這一特點，只不過《紅樓夢》發出更多屬於文人的感慨，《金瓶梅》於此則沒有超出一般原則的誇大。
就讀者反應而言更是如此，《紅樓夢》的世界因為經過美化、神秘化的渲染，讀者流連忘返之餘自然對繁華落盡充滿了失落感；
《金瓶梅》的世界則完全屬於現實的醜惡，甚至用自然主義的方式增強了如此這般的閱讀印象，因而讀者泰半從一開始就和西門慶之流保持距離，繁華落盡之後只有興災樂禍、額手稱慶的快意感。
因此，絕不能說《紅樓夢》有意借鑑《金瓶梅》的主題，因為這個主題在文學史上堪稱普遍的關懷，所以只能說是《紅樓夢》客觀繼承了《金瓶梅》探討此一主題的路徑──即藉另一個世情「題材」來思考生命有限、世事無常的「主題」。
注 釋
[1] 本文初稿原以〈《金瓶梅》對《紅樓夢》之影響平議〉為題，於環中國海研究學會舉辦之「第一屆中、日、韓青年漢學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2005年11月18-19日，日本長崎大學）。後據論文講評人、學報匿名審查人、及各方學者意見微幅修訂，改以新題發表。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尤其寶貴，特此致謝。
[2]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頁247。
[3] 同前註，頁675。
[4] 同前註，頁545。
[5]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45-46。
[6]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17-118。
[7] 〔清〕張其信《紅樓夢偶評》：「此書從《金瓶梅》脫胎，妙在割頭換像而出之。彼以話淫，此以意淫也。」（收入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216。）〔清〕曼殊〈小說叢話〉：「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雲，當是的論。」（收入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04。）〔清〕包柚斧〈答友索說部書〉：「《覺後傳》、《牡丹緣》、《痴婆傳》、《奇僧緣》等書之脫胎《金瓶梅》，不善脫胎者也；《紅樓夢》之脫胎《金瓶梅》，善脫胎而已幾於神化者也。」（收入前引書，頁329。）〔清〕鵷雛〈稗乘譚雋〉：「《石頭記》則直為工筆矣。然細跡之，蓋無一不自《金瓶》一書脫胎換骨而來。」（收入前引書，頁332。）
[8]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54。
[9] 〔明〕袁中道：《遊居杮錄》（臺北：臺北書局，1956年），頁191。
[10]〔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5，「金瓶梅」條，頁652。
[11]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35。
[12]〔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尺牘類，「董思白」條，頁21。
[13]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56。
[14]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56-57。
[15]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65。
[16]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73。
[17]劉廷璣《在園雜志》和文龍的《金瓶梅》評點都可看出這一點。關於張竹坡、劉廷璣、文龍力抗「誨淫」陳説一節，筆者另有一文觸及：〈《金瓶梅》非「淫書」辨〉，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9期，2003年12月，頁169-192。
[18]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25。
[19]〔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梅節（校訂），陳詔、黃霖（註釋），《金瓶梅詞話重校本》（香港：夢梅館，1993年），頁1120。
[20]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204。
[21]一位匿名審查人提醒到，此處所謂「激賞」、以及下文所謂「驚奇的評論口吻」，不無可能是對清人情緒的誤判。對此，筆者猶需時間沉澱省思，因而暫不改動。
[22]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81。
[23]〔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子部雜家類，頁50。
[24]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5-6。
[25]魯迅以降之研究《金瓶梅》的現、當代學者，泰半受魯迅影響，把關照目光集中於小說世情刻畫的成就，反而不很以為小說可能的微言大義，關於這點筆者另有二文可參：〈《金瓶梅》有無「微言大義」之商榷──綜述《金瓶梅》研究的一個觀點〉，《書目季刊》37卷4期，2004年3月，頁79-94；〈《金瓶梅》「世情小說」論〉，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10期，2004年6月，頁79-100。。
[26]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9卷，頁180。
[27]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49。
[28]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143。
[29]郭玉雯：〈《金瓶梅》與《紅樓夢》〉，《臺大中文學報》第10期（1998年5月），頁135-180。
[30]已有學者對此做出很有價值的比較，請參王增斌：〈《金瓶梅》文學估值與明清世情小說之流變〉，《山西教育學院學報》，第2卷第3期，1999年9月，頁3-9。
作者單位：臺灣師範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中國學術年刊》，2006，第28期（春季號）。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