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風雲激蕩的2018年,展望新年,我們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充滿信心。同時，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發展、大變化、大調整是這一歷史轉折期的特徵，各種矛盾疊加，全球性挑戰集中爆發，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進一步加深。
首先，在各國經濟相互聯繫日益緊密的今天，經濟和金融風險積聚，去槓桿等經濟轉型壓力很大，保護主義捲土重來，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硝煙四起，使世界經濟波動劇烈，不確定性加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此調低了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和再次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將考驗各國治理經濟、應對危機的能力，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的可靠性。
經濟波動源主要來自四方面：一是各國經濟調整困難不少，增速普遍放緩，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給世界經濟增長蒙上陰影;二是金融風險和資產泡沫沒有減少反而增大，美元兼具國家貨幣和世界儲備貨幣雙重身份，卻只顧其一不顧其二，與其他主要大國貨幣政策錯配嚴重，對投資和貿易都有影響;三是科技革命對經濟的衝擊，技術進步既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有相當「破壞力」，譬如對傳統製造業就業的衝擊;四是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價格波動將更趨激烈，不僅給資源性經濟體帶來嚴重影響，也對資源消費國經濟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以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為例。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統計，美元作為國際支付貨幣佔全球支付總額的42%，歐元佔37%，出現美元/歐元雙頭壟斷局面。但歐元目前十分脆弱，歐元區面臨解體或縮小危險。美國主權債務已接近22萬億美元，其經濟在全球比重下降到約1/4。其他主要貨幣日元、英鎊、人民幣等佔比在上升。圍繞國際貨幣體系的較量將更趨複雜、激烈。
川普「美國優先」立場使其他國家對美國經濟和美元的可持續性信心減弱，日本、俄羅斯等國減持甚至拋售美國國債，一些國家擴大了黃金儲備，美元儲備貨幣地位跌到近半世紀最低點。2019年這一現象將更加凸現，金融風險增大必然加劇全球資本市場動蕩，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均面臨新金融危機的「灰犀牛」。
其次，全球治理將遭受嚴重衝擊，碎片化更加嚴重，規則重新制定速度加快、難度加大，成為新年全球治理改革的焦點。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一、民粹民族主義使許多國家「身份政治」現象盛行，利益集團重組，政治極端化和「部落化」進一步發展。從英國退歐面臨艱難抉擇，到美國、義大利、巴西、法國等民粹民族主義逐步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反全球化、反對移民、反對自由貿易、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有增無減，全球化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將遭受更嚴重的挑戰，世界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價格大幅波動、金融危機風險增大等全球挑戰的能力下降。
二、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和歐洲大國「資本與民粹」的矛盾將進一步加深，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現象繼續擴大，政治對立和社會分裂嚴重。無論法國「黃背心」運動、義大利「五星黨」崛起，還是美國中期選舉所表現的政治碎片化和最近政府再次停擺，都非偶然現象。如果這些國家繼續被「國內身份政治部落化」和「對外民粹民族主義」所綁架，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普通老百姓對生活、就業、下一代教育的安全感將繼續削弱，反全球化情緒將更加強烈。這預示著西方資本與勞動矛盾的再次「大爆發」。據統計，美國10%最高收入者佔國民收入的47%，這一數字1980年是37%。法國、美國等最近採取的減稅措施主要得益者依然是富人，而非廣大百姓。持續了數十年的「資本主義溫和期」(Great Moderation)已是明日黃花，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將進入大動蕩、大調整的新階段。
三、在世界亟需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正常運營的今天，全球治理卻掙扎在維護多邊主義和全球秩序的全球化與各自為政、自身利益至上的反全球化兩大力量博弈之中，面臨無法有效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的尷尬局面。從落實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到維護《核不擴散條約》的全球防擴散體系，再到主要經濟體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以及全球貿易體系的完善，特別是世貿組織(WTO)的改革，如果無法凝聚各國尤其大國的合作意願和共識，都將繼續陷於「無治理」或「無法有效治理」的困境，導致各國的外部環境惡化，增加完成國內政治經濟議程的難度。
再則，新的一年大國關係更趨複雜、多變，美俄、中美、英國與歐盟、歐盟內部等都出現地緣政治矛盾升級、戰略性衝突加劇等問題，地區衝突不降反升，圍繞未來世界秩序和戰略平衡的大國競爭將加速，暗流湧動，成為國際關係的主線，不排除出現突發事件或衝突的可能性。
法國「黃背心」運動延續和放大了歐洲各國的排外和孤立主義現象，現正蔓延至歐洲其他國家，右翼政黨執政在不少歐洲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已然成風;英國脫歐對英國、歐洲、歐盟乃至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都有意想不到的衝擊;烏克蘭與俄羅斯刻赤海峽對峙導致烏俄、俄/歐、俄美、俄/北約的戰略矛盾都處於升級狀態;中東局勢更加動蕩，美既插手中東事務又不想陷入泥潭的模稜兩可態勢將使中東亂象加深，難民危機、伊朗核危機、巴以衝突等問題的解決前景更加黯淡。
在這樣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下，中美關係將依然對國際關係起著綱舉目張的作用。當前的中美關係，更多反映的是二戰後世界秩序的演變和全球系統性矛盾的凸現。美國目前對華定位的變化標誌著中美關係競爭和衝突一面將更加凸顯，未來競爭關係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危險性更加突出。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必然走向對抗。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中美聯繫日益緊密，美國想與中國全面「脫鉤」談何易事，也不現實。對兩國關係，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但也不必太過悲觀。中美雙邊貿易如今已近6000億美元，有35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每年有300萬中國遊客到訪美國。最近皮尤民調顯示，38%美國公眾對中國有好感，雖然略低於2017年貿易摩擦開始時的44%以及2012年大選時的40%，但美國年輕人對中國好感的比例明顯高於平均比例。
從全球治理層面看，中美都面臨著眾多全球性挑戰，而這些挑戰沒有雙方合作是不可能解決的。世界需要新的多邊體系，需要堅持多邊主義，全球挑戰需要全球解決辦法，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現在兩國貿易摩擦就是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相爭的「陣痛」，如果雙方都能順應歷史潮流，在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基礎上重塑新的多邊體系，包括貿易體系，那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今後WTO改革、亞洲和世界安全體系的重構、世界秩序的重塑能否順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的戰略互動和取捨。經過雙方努力，中美從「合作的對手」到「對手的合作」的轉變是可以實現的。(作者是外交部原副部長、全球化智庫【CCG】聯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