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大衛·克裡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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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經典的《基地》系列小說中，艾薩克·阿西莫夫設想了一個銀河帝國，它由川陀的城市世界統治，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和平與繁榮，但卻在衰落的邊緣搖搖欲墜。唯一能看清這一點的人是心理歷史學家哈裡·塞爾登，他從數學上斷定，帝國的核心條件是不可持續的，並且將在幾個世紀內崩潰。
當川陀「越來越成為帝國的行政中心，它就成了一個更大的獎賞，」當一個學徒聽取了塞爾登的計算後，他說道，「隨著皇位繼承越來越不確定，各大家族之間的紛爭愈演愈烈，社會責任感也隨之消失。」
阿西莫夫在1951年說出了這些話，當時正值美國全球權力的巔峰時期。但這些話也可以描述2019年的華盛頓——一個帝國的首都，而精英們將其變成了一個獎賞，與阿西莫夫未來的帝國一樣，也與過去其他帝國所做的一樣。
一個腐朽的統治階級如何成為國家安全風險，並成為美國帝國的生存威脅的？答案就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美國式社會契約的弱點在通脹、能源危機和災難性的越南戰爭中被暴露了出來。
作為回應，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接受了私有化、放鬆管制、對富人的大規模減稅、工業崗位外包和經濟金融化。自那以後，不平等驟增，美國大部分地區都經歷了持續的衰落，但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少數幾個大城市由於金融、科技和媒體壟斷企業及其遊說者的集中而變得超級富有、難以高攀。如今，許多美國人都知道這個故事，但很少有人會想到這對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意味著什麼。
有兩種傳統的方式來理解美國的全球角色。根據其中一種理論，冷戰時期的兩極世界已經讓位於美國成為無可爭議霸權的單極世界。一些觀察家認為這是件好事，並支持美國帝國，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壞事，並試圖反抗美帝國，但雙方都同意，美帝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特徵。
第二種理論只在程度上與第一種理論有所不同，它主張後冷戰的世界是多極的，美國是明顯的主導力量，但也有許多潛在的競爭對手，其中包括可能在未來會超過美國的中國。
但如果這兩種理論都不正確呢？人們幾近一致地認為美國是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國際行為體，但這種認識是有缺陷且需要修正的。與其說美國是一個施展其意志的大國，不如說是一個開放的全球腐敗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外部勢力可以購買影響力、塑造政治結果，並為了自己的競爭議程而結成派系相互爭鬥。
這是一個熟悉的歷史故事。儘管《基地》是從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直接獲得的靈感，但歷史上充滿了看似強大的帝國被弱小、分裂的精英統治和被外部勢力瓜分的例子。
波蘭-立陶宛聯邦是一個龐大的貴族共和國，14世紀至18世紀之間以某種形式統治著東歐。它的鄰國發現他們可以賄賂其參議員，使所有政治決策癱瘓，從而將其從地圖上抹去。19世紀中葉的奧斯曼帝國有「歐洲病夫」的壞名聲，當時，西歐列強蠶食其領土並鼓勵反對奧斯曼的獨立運動。在同一時期，清朝統治下的中國被迫向歐洲殖民帝國割讓了許多領土租界，而這些帝國又會在一個世紀內瓦解。
將2019年的美國比作過去腐朽衰敗的帝國強國似乎有些荒謬。但考慮一下現在的資本狀況。幾乎所有人至少私下都承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無法履行最基本的職責，是全球的笑柄。
外國政府通過川普的國際酒店和度假村網絡公開收購他的政府，包括直接位於白宮和美國國會大廈之間的酒店和度假村，2016年大選後一個月，一名沙特資助的遊說者在那裡租了500間房間。他的政黨仍然控制著參議院，並越來越主導著司法機構，因此沒有興趣讓他為這一切負責。當然還有俄羅斯幹涉2016年大選的小問題；正如從特別顧問羅伯特·穆勒的報告中知道的有限信息所證實的那樣，川普和共和黨至少是外國勢力影響選舉結果的努力的被動的、自願的受益者。
但川普只是一個現象，他是最囂張和誇張的例子，證明了過去一代裡外界資金在華盛頓的影響力如何成為慣常。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其他海灣國家對智庫和媒體機構產生廣泛影響，到幾乎整個美國政府在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面前卑躬屈膝，再到中國與商會及一些最強大的美國公司負責人之間建立了緊密關係，以及外國資金通過中國最大和最富裕城市的房地產行業流入——美國政府正在被出售。
可以肯定的是，不僅、甚至也不主要是外國資金在統治華盛頓。總體而言，強大的企業利益幾乎完全排擠了資本的民主責任，包括金融、保險、能源和科技等美國主要行業。那麼，還有什麼稱得上是以美國為基礎的行業嗎？大多數大公司都是跨國公司，總部設在世界各大城市，高管們的巨額財富意味著他們與國際同行在社會上的共同點比他們與大多數美國人的共同點都多。
華盛頓徹底放鬆對競選資金的管制，隨後將腐敗合法化，其規模之大在其他發達國家是聞所未聞的，這導致了在首都，外國和國內金錢利益之間的區別越來越難以分辨。換言之，美國政府的存在不是為了通過其外交或國內政策為美國人的利益服務，而是為了使全球化寡頭政治的利益永久化。
所有這些都有一個明顯的反駁：美國在國防上的開支仍然超過了其後七個國家的總和，而且它仍然在運作著一個由數百個軍事基地組成的網絡，分布在地球上將近一半的國家。沒有其他國家能在軍事實力方面與美國相提並論。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富有，或是鑄造全球儲備貨幣，擁有如此強大的軟實力。
與此同時，從上到下地完全關注美國帝國會混淆因果關係。例如，思考一下2013年推翻了埃及後阿拉伯之春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穆罕默德·穆爾西的一次政變。在前白宮顧問本•羅茲的回憶錄中，他並沒有將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政府形容為這場政變的驅動力，而是將其視為沙特和阿聯盟友的無情壓力的被動接受者，沙特和阿聯盟友在與埃及軍方密謀的同時對美國大使發動了一場信息戰。
羅茲寫道，他在郵件中收到了一張私人照片，把美國大使描繪成穆斯林兄弟會的幫兇，這張照片來自無處不在、奪人眼球、人脈廣泛的阿聯駐華盛頓大使尤瑟夫·奧塔伊巴。雖然羅茲和歐巴馬也面臨來自華盛頓建制派內部的壓力，但他們發現他們的中東議程一再被外國盟友操縱——這些政府同樣也為美國從敘利亞到葉門的軍事行動進行遊說，但收效不一。美國的力量，無論多麼強大，如果是為了出價最高者的目的而使用的，那就毫無意義。
那麼，如果美帝國正在分崩離析，該怎麼辦？最好如此，很多人會說。美國的霸權主義是一場災難，戰爭和剝削在全球蔓延，氣候環境被破壞直至無法挽回。這是真的：正如阿西莫夫所觀察到的，帝國傾向於衰落，因為它們過度擴張自己，揮霍了精英，並為自己的滅亡創造了先決條件。但我們所看到的，既不是為了投資國內緊急需求，而進行的一場經過深思熟慮、負責任的帝國的撤退，也不是世界上不幸的人對帝國的反抗。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冗長的、頹廢的崩潰，任何羅馬或君士坦丁堡的學生都能辨認出。美國是21世紀的病夫，任何一個目睹過美國總統在一群困惑的、憐憫的世界領導人的集會中蹣跚而行的人都知道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