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哲:哲學的最後一站不是真理,而是智性對話

文/王惠靈（文匯-復旦-華東師大聯合採訪組）

被訪談人：羅格·安慕斯（Roger T.Ames），中文名安樂哲，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博古睿學者、夏威夷大學榮休教授，下簡稱「安樂哲」

訪談人：內蒙古大學哲學學院講師王惠靈，下簡稱「文匯」

訪談時間：2018年5月30日，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帕卡德公寓。

安樂哲

五月後，安樂哲再次走上街頭，會不時地被校園內外的人認出。北京大學建校一百二十周年電視新聞裡的一個片段，讓這位學者走進了更多人的視野。在與國家最高領導人一段簡短的對話中，71歲的安樂哲談到自己的使命——幫助中國哲學走出去，讓西方人更了解中國。

出生於多倫多，長期執教於美國，安樂哲的學術生涯略帶傳奇色彩。十八歲起帶著對中國哲學的興趣，他輾轉求學於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曾受教於勞思光、方東美、劉殿爵、葛瑞漢等中外名師。安樂哲在中國古代經典翻譯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其英譯作品包括《孫子兵法》《論語》《中庸》《道德經》《孝經》等。這些譯本在海內外廣為流傳。此外，他致力於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帶著「原汁原味」的理解，他嘗試澄清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種種「誤解」，也因此獲得了從中國高校到文化部的諸如「會林文化獎」、「孔子文化獎」等各類榮譽。治學中，他與其他成員郝大維、羅思文等共同組成了「一多不分」的學術家庭，留下了中西思想比較三部曲。幾年前，「儒家角色倫理學」的提出給學界帶來了更多的生氣，也讓安樂哲獲得了更多中外同仁的關注。

於夏威夷大學榮休後，2017年9月安樂哲受聘於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我最大的成就是我40多位學生，他們才是最重要的。教一輩子書、桃李滿天下就是我的幸福。」2017年11月，學生們雲集北京為他慶賀生日，幸福感更堅定了他「其他隨人去說吧」的信念。

從呼和浩特出發，我坐了一夜火車，清晨到達北京。帶著喜悅的心情，我再次見到了安樂哲，也經歷了一場難忘的對話。

哲學緣分與哲學之路

文匯：您長期執教和生活在美國，可以說，美國是您的第二故鄉。如今，您加入北京大學，相信這個「第三故鄉」會給您的工作帶來新的起色。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哲學之路和學術成就？

1.自從十八歲去香港學習哲學，我一生都在從事「最自私」的工作

安樂哲：在我看來，從事哲學研究是「最自私」的工作。因為這項工作總是在「思考自己」，實現自我提升。作為老師，我們讀書、寫作，與年輕人討論問題，過著反省和值得珍視的生活。回想這一輩子，我曾經有過一絲顧慮，會不會有人說：「你騙人，你不該有這樣的生活」。看起來，我們這樣的人「沒做什麼」，可是薪水卻不低，活得也體面。所以，如果出於自私，我會想「別有太多的哲學家，否則，我們就不會活得這麼容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說：「哲學不以麵包為生」。在我看來，從事哲學工作也是一種「奢侈」。

我的哲學因緣始於十八歲那年。我去香港做交換生，那也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在香港念書的時候，我發現外國學生（比較獨立）與中國學生（像兒童、喜歡玩）行為特徵非常不同，有些「看不懂」彼此。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樹立了「讓兩邊彼此了解」的目標。

我現在已經七十歲了，回顧過去42年的歲月，我帶出了四十幾個博士，他們在世界各地教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有點像一個「祖父」，我有我的「孩子們」，每每看到他們的學術成就，我就頗感滿足與欣慰。至於我自身有多少學術造詣，我不太敢說，不過我致力於將中國的經典文獻翻譯成英文——「讓她自己來言說自身」——以此扭轉人們套用西方術語對中國思想做出單一解讀，我認為還是有一定價值的，並且這始終是我努力的方向。

2.培養國際性學者，我計劃在北京大學開設新的比較哲學課程

安樂哲：我下個學期要在北大開一門新課——《中國哲學經典的英譯研究》。目前，我在準備教材。我的預期是：既要讓中國經典著述有漢英對照本（其中有原文，也有翻譯），在開篇亦會廓清該經典文本的闡釋語境（Interpretive context），以此更好地解讀其文化語義。上述內容構成了該書的主旨。

作為北大的老師，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從比較哲學的立場來學習和理解哲學。為了幫助他們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我將帶著他們一起讀書。因此，這門課的宗旨是：不但讓學生可以用漢語說中國哲學，而且也能用英語討論和講解中國哲學。這點非常重要。北大是一所國際性大學，它培養出的人才將會走向世界各地，在不同國際場合用外語向更多的人介紹原汁原味的中國哲學。

我接下來的具體工作任務是：幫助中國的學者國際化，讓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走出去。我的目標不是給中國人講「中國人喜歡聽的話」，而是走上一條國際化的道路，中國應該有她的地位，為自己發聲。這樣可以從根本上加強中西方的溝通和理解。事實上，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外國，這是我的想法。

哲學特色和貢獻

文匯：能否請您向大家介紹一下您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

1.羅思文與我共同提出「角色倫理」，目標是讓中國哲學「說自己的話」

安樂哲：「角色倫理」是羅思文教授（Henry Rosemont）與我共同提出的一個全新想法；為了實現「讓中國來言說自身」，「一套特色語彙」至關重要。羅思文與我始終關注語言哲學的問題。我們跟隨了費孝通、唐君毅、勞思光等中國傳統思想家的步伐。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在不斷面對一些現代思想家的質疑和提醒，比如郭齊勇和陳來。

事實上，我的學術成就與這些學者分不開，雖然他們經常批判我。這種批評主要是因為我們中間隔著語言的「障礙」。舉例來說，郭齊勇指出我的想法具有局限性。

第一，我不認為儒學是普世的；

第二，我不認為儒學有一個終極關懷的目標。目前，很多人把漢語中的「普適」對應於英語中的「Universal」。但「Universal」這個術語本身蘊含著「終極性」（「Ultimacy」、「Final End」）的涵義，其中尤為突出了上帝的概念，而這在漢語的語義中並不存在，因為中國沒有上帝這個概念。

中國的「終極」是一種「優化」、「最大化」、「最佳效果狀態」的共生系統（Optimizingsymbiosis）——一個最佳優化的和諧。所以，如果只是在漢語語義環境中使用「普適」這一詞，這並沒有問題，但如果把它附會到西方傳統之中，就會產生誤區。所以，我們最好不要把差異很大的西方觀念與中國觀念牽強附會在一起。

2.哲學的當代使命：從知識論返回到「社會智慧」

文匯：您長期從事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在這種視野下，您會對哲學做出怎樣的理解？

安樂哲：在哲學的道路上，我的榜樣是杜威（John Dewey）。杜威來過東方，先到日本，然後轉到中國。他寫了《哲學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一書。在書中，他明確地批判了「哲學家式」的現象，指出哲學家也需要面對「老百姓」的疑問。可見，哲學家的責任並非只是面對技術性的哲學問題，還應該直面日常生活。我一直在思考美國哲學中的實用主義思想，其中一條核心的原則是：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哲學如何改變生活？）在我看來，當今社會，我們需要社會智性（Social intelligence）。我們現在的世界存在很多困惑，包括全球變暖、食品安全、水質汙染、傳染病肆虐、環境破壞以及收入不平等各種問題。此刻，人類需要哲學來面對這些問題。

文匯：這些人類的問題可以被理解為哲學問題嗎?

安樂哲：全球飢餓等問題其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科學、科技已經達到這個地步，只要我們明天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可能就沒有問題了。所以，我們的問題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的問題，是一個倫理學的問題，而道德和倫理學的思考都是哲學。

3. 在西方，尤其是歐陸哲學，二十世紀的特徵是要恢復智慧

文匯：在您看來，哲學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安樂哲：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內在批判，要從一個抽象的第二世界假設回到尼採的論域中來——回到我們的身體，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不是談「事實」（The truth），而是談「我的事實（My truth）」。所以，二十世紀的西方哲學是回到日常生活。

然而，中國哲學永遠也沒有離開日常生活，這是中國哲學的特點。它不是一套絕對抽象、系統性的思想，而是面對我們人和人的關係、家庭的問題。無論是學生和老師、還是個人與其先祖，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關係。

文匯：從時間上看，您怎樣區分當代和現代？

安樂哲：二者差不多，當代是離我們最近的；現代以一個技術轉向（Technical turn）為標誌。在西方，二十世紀哲學的特徵是要恢復智慧，扭轉哲學的「知識論」（Philo-episteme）傾向。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開始，西方哲學離開了「愛智慧」（Philo-sophie）的語境；古希臘走向了對諸如「原則」——一個永遠不改變的知識對象——等概念的崇尚，這也就是所謂的形上學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

這一教條顯然離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如果沒有日常生活，就沒有智慧，而智慧恰恰是實用性的。所以，西方的傳統思想就變成了知識論，其目標是追求知識。現在大學的課程也因此成為了知識論（Epistemology），而不是「智慧論」（Philo-wisdom）。相應的，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自我反思應該恢復智慧。所以，當代哲學的責任是做社會智性的領導。

4.哲學面向普遍的對象，哲學擔負著一種責任

文匯：哲學家應該如何引導社會？

安樂哲：大家通常對哲學帶有一種「誤解」，把哲學視為一種專業的、片面的學習對象。然而在我看來，對每一個人而言，能夠彰顯其獨特性的部分，恰恰在於他的哲學、他的思考和他的價值。所以，哲學存在於一個普遍的生活層面，而不是那個所謂的「專業的」哲學。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們都知道，無論你讀化學，還是社會學，最後的學位都是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學的內在意義已經到了這個層次，也就是說，對「社會最後變成什麼樣子」、「物理學、化學、文學等各個門類中最基本的理念是什麼」之類的問題，哲學家必須肩負起相應的職責，給出這些根本問題的答案。

　5.哲學的最後一站不是「真理」，而是「智性對話」

文匯：如果我們可以在生活中學習和理解哲學，您如何看「哲學咖啡館」這一在法國比較典型的現象？

安樂哲：在我看來，這是歐洲非常重要的成就，也是一個追求智慧的社會現象。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老百姓與哲學處於一種分離的狀態，其不良影響作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政治領域之中。

十幾年前，我受邀到比利時魯汶大學講演，當時的聽眾有兩百多人。他們當中並不都是學生，還有來自社會中各行各業的人（律師、工程師與商人等等）。但無一例外，他們都對比較哲學抱有濃厚的興趣。哲學不僅僅是大學中的課程和純粹的知識，也是社會的普遍需求。所以，我非常佩服歐洲在這方面的表現——哲學家的想法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可是現在美國並不關心哲學，該趨勢在川普成為美國總統之後愈發明晰，這直接導致了社會（道德、思想教育）的流行價值取向帶有明顯的排他性——「為了為自己而為自己」的文化心理似乎成為了市面上唯一的聲音。

然而，哲學的最大貢獻是：以追求包容性的智慧，來應對我們整個人類所面臨的當下困境，以及越來越複雜的現實狀況。去年在復旦大學，理察·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也來和我們一起參會。他寫了《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哲學的最後一站不是真理，而是一種「智性對話」（Intelligent conversation）。所以我認為，哲學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參與討論，並且堅持論理到最後一刻。每一位哲學家都必須具有上述覺悟，同時時刻做好準備。

我看中國哲學和世界哲學大會

文匯：您對本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學以成人」做如何理解？

1.西方提供了對人的個人主義的理解，儒學給出了為「人」的第二種選擇

安樂哲：「學以成人」的主題帶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特色，能在中國召開這樣主題的哲學大會非常令人期待。據我所知，本次將有六千名學者參會，其中兩千名來自世界各地，其餘來自中國本土，這給了中國哲學家一個「講述他們自己」的機會。

目前，中國哲學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用西方概念來解釋中國思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的課程教育被引入東亞，並對中國本身的語言系統產生了巨大影響。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一旦談及哲學，本體論、倫理學、形上學以及所有的相關論題，無論說到什麼都無法擺脫西方的範疇。

到目前為止，中國哲學的學者大都還是在用西方概念來闡釋「哲學是什麼」。其實，中國哲學可以用自己的聲音說話，這次大會的主題與中國哲學關係密切，也與我目前的寫作相關——《角色倫理——有關人的理論》（Theorizing Persons for Confucian Role Ethics）。如果要談儒學的話，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是：我們要理解什麼是「人」。在我看來，儒學對現代世界最大的貢獻是：在西方的個人主義之外，提供了第二種對人的概念的理解。

2. 後期維根斯坦思想與中國觀念中「人」的概念有相似性

文匯：「學以成人」用英文該如何翻譯？

安樂哲：一些人會把學以成人翻譯為Learning to be human，可是我會把它翻成Learning to become human。

在我看來，Human beings 和Human becomings是一對非常好的區分。個人主義是Human beings，是一個自是、現成存在的靈魂；Human becomings則是一個過程，只有通過培養自己，我們才能夠變成一個人。前者是排他的，後者是包容性的。Human beings的潛在（Potential）屬性是單子個人，Human becomings的潛在屬性則在於你的環境。換言之，在西方，「潛在」這個概念直接與「固有性」掛鈎，而中國文化語境裡的「潛在」往往體現為一種「關係性」。

文匯：認知科學的「實用主義轉向」也強調了人的各種關係性，您如何看這種發展變化？

安樂哲：這種儒學傳統的思想現在也在西方出現了。比如，米德（George Mead）和泰勒（Charles Taylor）都談到了人是一種關係。或許在西方，這是一個新穎的想法，但是事實上該思想早已植根於中國的傳統思想之中了。

儒學認為：人時刻處於關係之中，並且此類關係是無法還原的；我們沒有什麼個別，什麼都是關係。我們的生命不在皮膚裡面，而在世界之中。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混淆了「腿」和「走路」，具體而言，就是把「身體（Body）」和「人（Person）」之間的關係搞亂了。人是一個活動（Activity）、事件（Event），而不是一件物品（Object），如今，上述儒學的傳統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承認和重視。

文匯：活動（Activity）這個概念讓我想到了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事實上，維根斯坦所要強調的也是「語言活動」。

安樂哲：後期維根斯坦與中國傳統思想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很重要。我不久會在北大專門開設有關維根斯坦與儒學的課程。無論是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還是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都和中國傳統思想有密切關係。

文匯：就概念本身而言，「家族相似」理論之中存在著張力，如果家族相似成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相似的，那麼要怎麼來區分呢？

安樂哲：我們區分的是類比性（Analogy），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採取的不是靜止的單子個性（Individuation）的方法。在西方，像亞里斯多德那樣公理式的個體性（Principle individuation）是本體論性的一個本質，它有一個理念（Eidos）。可是，儒學有另外的可能性；如果你培養你自己，你就實現了具體化，成為個別的、特殊性的人。孔子不是普通人，是一位君子、一位仁者、一位聖人，是特殊的人，所以也成為一個帶有規範性的個人。在學習中培養自己，之後，你就變成那樣一個人，也就是「學以成人」。

3.「壞人」是相對於「君子」的「小人」，會失去「成人」的機會

文匯：人往往有好壞之分，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壞人」的存在？

安樂哲：人存在「小」與「大」的不同是正常的，一個壞人是一個小人。如果沒有受教育，如果不與別人形成良好的關係，一個人就會朝著「小人」走去。在中國，惡（Evil）是對機會的白白喪失。你有機會做一個大人，可是如果始終甘於做個小人的話，你會是惡的。「惡」不是一個靜止不變東西，而是缺失。雖然未必會有直接的懲罰，但有缺失的人會失去機會。一個具有規範性的個人就相當於一件代表作（Masterpiece），「學以成人」是其最終形態。如果問：你為什麼要做人？回答是：因為我要是個人。這是由己而出，不只是意味關係；要做人，為了要是個人。

4.中國文明強調「無限遊戲」，這是人類需要的「共贏」模式

文匯：您如何看待中國哲學與世界的關係？

安樂哲：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的「有限遊戲」與「無限遊戲」的區分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問題。舉例而言，有限遊戲好似我和你下棋，有一個開始和一個結束，還有一系列的規則，有「輸」有「贏」，無疑，這是一種封閉的模式。如果說遊戲是人的行為，那麼我們的「遊戲」包括教育、商業和外交關係等各種各樣的活動。

在目前，「非贏即輸」的有限遊戲模式（Winners-losers）是非常普遍的，這跟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分不開。美國與中國博弈，有一種誰贏誰輸的心態。可是無限遊戲不一樣，它沒有開局，也沒有結局，其目的在於加強關係，以此來面對很複雜的世界。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改變一些固定做法，因為我們最後的目標指向的是一種卓有成就的生活。所以，現在人類所面臨的「困境」是：一旦採取了無限遊戲的模式，我們要麼「雙贏」（Winners-winners），要麼「雙輸」（Losers-losers）。

我個人覺得，這種經濟政治局面（世界秩序）與個人主義以及國家之間的博弈態度是分不開的。不過，以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這個新的世界秩序與中國思想中「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一致；可見，這是無限遊戲模式。

我們要從有限遊戲模式過渡到無限遊戲模式，不是「共贏」，就是「共輸」。也就是說，有一方不贏，其餘各方皆輸。

　 5.「生生不息」顯示了中國文明的過程性特點，中國哲學必將擁有其世界地位

文匯：中國哲學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安樂哲：中國哲學給出的不是一個終極答案，或者說，一攬子什麼都解決的回答。但中國哲學必然有其貢獻，而且非常重要的貢獻。到目前為止的兩百年來，中國似乎沒有自己的「聲音」和「位置」。現代的世界應該給中國自身應有的位置，「讓她自己來言說自身」。

二十世紀初，杜威曾經到過中國，來到北大，但當時的學者對杜威並不感興趣，因為他們都看好歐洲的新興哲學。康德依舊是哲學的標準，如果不學習康德的理論，就等於還不夠規範。當時不少人都持有類似的想法，因而中國的哲學研究也就呈現出歐陸哲學的範式。可是二十世紀中葉及以後的西方哲學開始排斥康德的二元論——那種非個人理性（impersonal reason）的概念與抽象範疇的思維——轉而追求一種過程思維的方法，去理解人的經驗實踐的過程。

可以說，懷特海（A.N.Whitehead）和伯格森（Henri Bergson）是這個時代的先鋒。二十世紀的西方哲學幾乎都是過程哲學，包括：現象學、實用主義、存在主義和詮釋學，它們都接受變化的宇宙論。所以，二十一世紀的哲學誰也不能預測《易經》中「生生不息」的思維方法是否會作為我們哲學研究的一個範例，就如同康德在二十世紀初期曾是我們的標準一樣。

二十一世紀一開始，過程思維便得到了重視，而中國傳統思想一直都是過程思維。

6.中國家族的力量依然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

文匯：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之中，必要的秩序與原則是如何產生和維繫的？

安樂哲：我個人覺得，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回到萊布尼茨。在他看來，如果要談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和倫理學，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無疑極具借鑑價值。中國的「禮」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概念，它跟西方的法律不一樣。當然，西方也有它的「禮」，但其指涉的語義顯然是不同的不是這個概念。

我談到過，嚴復曾說，如果談兩千年來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中央政權大約影響了秩序構成的百分之三十，剩下的部分皆被家族因素所左右。中國的家族觀念和家庭制度非常重要，也被我們的現代社會所需要。

文匯：中國的「家風家訓」或者家規比較常見，但似乎沒有像西方的貴族一樣的家族概念，我們要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別？在您看來，中國的典型家族代表是？

安樂哲：在二十世紀以前，你出生在一個家族，你的整個生活都在那個家族裡，無論經濟、政治還是你的身份均與家族密不可分。同時，家族本身又是一個很大、很複雜的組織。現代社會也一樣，比如，你回到家，會參加數十甚至上百人作為一個家庭的聚會。一個比較典型的家族是錢穆的家族。可以說，現代以前的中國制度完全依靠於家族的制度（氏族、村落）。可以想像一下，美國現在有八十萬警察在維持國家秩序，管老百姓，但以前的中國有這樣的警察嗎？所以，中國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是哪裡來的？是長輩用見識和膽略對某種情況給予的判斷，相應地，政權機構與日常生活沒有太大關係，問題與矛盾往往藉助於家族內部的判斷而得到解決。

　 7.中華文明並不局限在一個國家的維度上，而是人類的一部分

文匯：在中國哲學、中國傳統、中華文明等提法上，我們應該注意哪些區分？

安樂哲：我們現在有一種「錯誤」的理解，中國與印度被視為兩個國家，但事實上，她們不是兩個「國家」，而是兩種文明。與一般的國家相比，它們的規模完全不一樣。比如，中國的人口比非洲多三分之一，是歐洲的兩三倍。也就是說，我們或許要叫中國、印度為「中洲」、「印洲」；她們是「洲」(Continents)，是「文明」(Civilizations)，超出了國家的體量，呈現出另外一種規模。所以，儒家文明（稱Sinitic Cultures）遠播日本、韓國和越南等。

同時，在世界上，像東南亞，比如說泰國，人口有一大部分來自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也是類似的情況。現在的北美洲（比如溫哥華和多倫多）華人非常多，許多當地城市也可以「算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談論「華人」和「儒學」這樣的觀念與文明，那麼其受眾將至少會關聯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類。因此，中國文明「不是」一個國家的文明，而是人類的一大部分。

哲學與文明有密切的關係。如果談西方文明的話，離不開柏拉圖和基督教。所以，哪怕是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發生了內部批判以後，我們的常識（Common sense）還是基於柏拉圖而展開。相比而言，中國的文明和哲學離不開儒學。儒學和孔子有關係，是世代延續的傳統。所以，我覺得哲學和文明有密切的關係，是對傳統敬奉的傳承。

8.面對世界機遇，中國哲學「不求做得快，而要做得好」

文匯：目前中國哲學在美國的發展情況如何？

安樂哲：中國崛起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現在誰都要多了解中國。所以目前在西方，與中國相關的話題成為了熱點，這是一個好現象。我一直和中國同事說「不要著急」，「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時代的發展」。

三十年前的中國和現在完全不一樣，因為速度太快，年輕人難免會產生困惑。中國肯定有她自己的機會，「我們不是要做得快，而是要做得好」，「要讓外國人真正了解中國本身的思想，而不是讓他們誤會中國」。

在中國國內，現在的情況也非常好，無論政府層面，還是學術領域，人們都覺察到中國的將來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密切關係，「要尊敬你自己，要自信地來了解你們自己的傳統」。所以，每一個高校都有自己的國學院，在外國有孔子學院，這種生態很好，要堅持做下去，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此外，要重新把中國的經典翻譯成外語，而這一次要用中國自己的哲學觀念去表達，而不是依託基督教或西方宗教觀念的框架來誤讀她。現在，如果在西方圖書館找中國的哲學經典，要去BL-BQ（宗教）和PL（文學）區域，而不是在哲學區域。可見問題就出在這裡，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誤會」。

9.來自大陸本土的哲學學者在美國助推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文匯：中國哲學在美國的發展是否發生過變化？

安樂哲：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哲學在美國的發展有了很大的改觀。此前，在美執教中國哲學的都是西方人和港臺學者。之後，有大約五十到一百位（如李晨陽、倪培民和王蓉蓉等）年輕的、在中國大陸本土受過教育的優秀學者留學後，留在美國執教中國哲學。所以，那是一個轉折。一批中國青年學者讓美國人對中國哲學的了解邁出了一大步。在對教學與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他們和美國同行也奠定了中國哲學研究在美國的大致格局。所以，當前美國一部分做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軍人物都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

文匯：這批學者的發展狀況如何？

安樂哲：他們都有自己的學生，和我一樣，學生也是他們的驕傲。學者們都有不同的學術立場，在不斷遊學的過程中共同促進學術交流。比如，復旦大學的黃勇，他曾拜師羅思文，後留學、執教美國近三十年，五年前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與他一同跟隨羅思文的校友倪培民，曾留學於康涅狄克大學，師從庫普曼（Joel Kupperman），之後執教美國三十年，現在在北師大教書。北大出身的李晨陽，執教美國三十年，現在新加坡教書。王蓉蓉也來自北大，是張世英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現在是美國洛杉磯羅耀拉大學的哲學教授。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所以，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現狀今非昔比。

10.當前的美國哲學健康而包容，不像半個世紀前只有分析哲學

文匯：目前哲學在美國的發展狀況如何？

安樂哲：我個人覺得，我們現在的哲學發展健康而包容。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分析哲學佔據哲學界首位，但現在，我們既有來自歐洲大陸哲學的競爭，也有不斷發展變化的本土哲學——美國實用主義的挑戰，還有中國哲學、日本哲學等多元化的哲學溝通與發展。當然，今天的分析哲學仍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發揮著工具的作用。但僅此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智慧。所以在我看來，現在哲學的自我理解在改變，哲學專業也在改變，越來越具有包容性。哲學學者的機會也非常多，比如一個在夏威夷大學讀中國哲學的博士，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

文匯：在哲學專業領域中，如果高層次的人越來越多，該如何考慮他們的去向？

安樂哲：哲學是一種在世生活的存在模式（Being in the world）。如果讀了哲學學位並沒能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這也無礙。如果真的是一個哲學家，無論他從事何種職業（比如編輯、計程車司機），對其自身而言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他有著哲學家的使命——關心自身價值，關心大問題，關心人類的共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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