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三十年戰爭被看做是歐洲的「建構國家之戰」，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建構國家的基本可能，本文聚焦於哈布斯堡和法蘭西的普世主義之爭。
【文/ 約翰內斯·布克哈特】
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主義不僅因這些分離主義的建國運動而受挫，也受到了與之有競爭關係的普世強國的刁難。經典的歷史地理傳統往往輕率地將反對國視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捍衛者，但只有當人們認識到，幹預他國內政的大國的初衷或終極目的不過是一個普世目標時，方能理解三十年戰爭的爆發和持續多年的原因。
首先，自近代開始以來，法國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就是一場爭奪歐洲的鬥爭。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為爭奪歐洲主導地位而進行的系列戰爭能清楚地說明一切。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畫像
法王的頭銜「最最信奉基督教的國王」（Allerchristlichster K nig）由法語最高級「Roi très chrestien」翻譯過來，就是在宣示法國國王在頗具政治色彩的歐洲基督教界的領導地位。宣傳詩人和政論家們在三十年戰爭前將法王亨利四世歌頌成「歐洲的裁判」，黎塞留與他們一脈相承，並將自己的戰爭政策向他看齊。
這位樞機主教[1]的奏疏文與西班牙首相奧利瓦雷斯（Olivares）[2]的十分相似，容易混淆，均各自為他們的君主索要基督教世界、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首腦」「最強大的統治者」這樣的普世名聲。
又是在這場「戰爭的戰爭」中，哈布斯堡和法蘭西這兩個宿敵分裂歐洲的長期爭霸重新啟動，最終用盡全力決一雌雄。此前，雙方內部和其他方面的問題曾一度擱置，但人們在戰爭爆發前還是克服了這些障礙。
哈布斯堡人成功地穩定了他們邊界不穩、岌岌可危的歐洲帝國：皇帝支系須感謝他們的哈布斯堡親戚及德意志盟友幫忙拿回了波希米亞，此後，帝國在那裡建立了完整的邦政權，並在1627年的《新版邦條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中規定了這一點；西班牙支系恢復了爭奪尼德蘭的戰鬥，並在「奇蹟之年」——1624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給日漸衰落但因有龐大海外帝國撐腰而始終強大的西班牙帶來了新的繁榮。
西班牙人的口號是從「衰落」到恢復舊時「聲望」，而在委拉茲開斯（Vel zquez）的名畫[3]中，斯皮諾拉（Spinola）將軍以和氣的姿態接受了布列達的城門鑰匙，似乎預示著協商一致的和平解決方案呼之欲出，有望減少其他地方的新軍事行動。
在其對立面，法國的亨利四世通過改宗天主教和頒布《南特詔令》（das Edikt von Nantes）[4]結束了16世紀的宗教戰爭，並重新建立了完整的王權。沒錯，他已經準備重拾原先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博弈，幹預於利希王位繼承戰爭[5]，而一場致命的暗殺[6]和1614年因歐洲居間調停而籤訂的《克桑滕和約》[7]則又一次推遲了法、西對抗。樞機主教黎塞留，這位自1623年起領導法國的政治家，通過壓制胡格諾教徒的「國中國」進一步強化了王權，同時準備恢復其舊政策。雙方均亮明自己的立場並加以強化，為新一輪爭奪歐洲之血腥博弈的決定性回合做好了準備。
亨利與瑪麗.德.美第奇以及孩子在一起
若將戰爭縮短了看，這場博弈在戰爭的後半程才頗為緊要，其時，法國正式幹預戰局，從而將一場德意志的戰爭擴大到全歐洲範圍。如果人們仔細研究，會發現在此前很長時間，至少有三個（注意！新教的）歐洲幹預者受到了黎塞留紅衣主教的支持和資助，最近的一次是瑞典，再往前有丹麥和尼德蘭，或者簡單地說，黎塞留支持過一切反哈布斯堡的力量。
事實上幾乎從一開始，普世強國之爭就遮遮掩掩地在一些代理人戰爭中為這場「戰爭的戰爭」塗上了底色。即使是歐洲南部，也屬於戰爭劇場。
故事開始於義大利。義大利北部地區也屬於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範圍和影響地區，這是由皇帝和帝國的授採邑權、西班牙支系的財產和對外協議決定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米蘭公國（Herzogtum Mailand）被豪強反覆爭奪，在幾個大國手中輾轉，當時歸西班牙所有，但是，周邊政權的騷亂和懸而未決的繼承問題卻始終是個隱患，給法國提供了一個樂得利用的幹預機會。黎塞留欲藉此瓦解「哈布斯堡的包圍圈」，儘管這一概念對於一個自行向四面八方鋪開並施加影響的中歐大國來說，並不恰當且防禦性過強。
不過，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它涉及阿爾卑斯山區頗為敏感的交通運輸路線。人們將「西班牙之路」（Spanische Stra e）理解為西班牙往返西屬尼德蘭的極易阻斷的陸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確保了通往阿爾卑斯地區的本國領地的道路。於是，西班牙人選中了瓦爾泰利納山谷（Veltlin）[8]，這一區域由瑞士格勞賓登（Graubünden）的新教徒統治著，但天主教徒佔大多數。
西班牙人利用流血的教派衝突這個受歡迎的由頭，佔領了瓦爾泰利納山谷和格勞賓登，將米蘭和北歐之間的阿爾卑斯要道與要塞收入囊中。然而，作為格勞賓登的保護國，法國聯合薩伏伊（Savoyen）和威尼斯組織了反對聯盟，一年後自己佔領了原本中立的瓦爾泰利納山谷地區。
然而，即使在這片戰場上，也並不缺乏和平的機會，從中或許還能衍生出更多的和平的可能。這一時期，教皇運用了「共同的父親」（Padre comune）這一概念，思考他作為天主教諸侯「共同的父親」的超派別立場，並投入極大的調解熱情試圖讓他們維持和平。這是一項受到教派嚴格制約的和平政策，很容易突然演變成一場針對新教徒的共同宗教戰爭，但它或許能夠幫助兩個天主教大國擺脫一場根本政治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