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最愛穿白西裝
圖片來自《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櫥》
馬克·吐溫丨我國讀者最熟悉的一位美國作家
胡允桓
系《馬克·吐溫中短篇小說選》前言，題目為編輯所加
馬克·吐溫(1835.11.30—1910.4.21)是我國讀者最熟悉的一位美國作家。他原名叫塞繆爾·朗荷恩·克列門斯，生於密蘇裡州的佛羅裡達，父親是當地法官，收入菲薄，家境拮据。小塞繆爾上學時就不得不打工。他十二歲那年父親去世，從此開始了獨立的勞動生活，先在印刷所學徒，當過送報人和排字工，後來又在密西西比河上當水手和舵手。兒時生活的貧困和長期的勞動生涯，不但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積累了素材，更鑄就了他一顆正義的心。
南北戰爭爆發後，密西西比河航運蕭條，他去西部淘金又空手而歸，便來到維吉尼亞城，先在《事業報》後在舊金山的《晨報》當記者，撰寫通訊報導和幽默小品，並開始使用馬克·吐溫這個筆名，其原意為「測深兩尋」，本是水手用語，意思是水深十二英尺，船可平安通過。誰知這一略帶詼諧意味的筆名後來竟響徹美國文壇，在全世界都幾乎家喻戶曉。
馬克·吐溫開始寫作之時恰值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重建時期」：經濟如脫韁之馬，一方面迅猛發展，一方面又弊端孳生；冒險家鋌而走險，暴發戶一夜暴富；政界一片黑暗，官場賄賂公行。然而，這樣一個競爭不規範、法制不健全的時期於文學倒是有利的：動蕩的社會提供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素材，遠遠超出了伊迪絲·華頓夫人(1862—1937)的《天真的時代》，使威廉·豪威爾斯(1837—1920)的「微笑」變成了「苦笑」。於是，「鄉土文學」「幽默文學」便應運而生，衝破了原來以東海岸新英格蘭為中心的那種正統的「高雅」文學的樊籬。文學的這種「大眾化」傾向無疑是合乎潮流的，不但擴大了文學的視野，而且開闢了新的讀者群。儘管文學成了商品，被推向了市場，難免在通俗之中有「粗俗」和「庸俗」之嫌，但普及中的提高畢竟可以更上一層樓。這一時期雖然介於美國文學兩次發展巔峰——即十九世紀後半以愛默生、梭羅、朗費羅、霍桑、麥爾維爾、惠特曼等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和二十世紀中以德萊塞、海明威、菲茲傑拉德、多斯·帕索斯、斯坦貝克、福克納眾大師所開創的流派紛呈的繁榮——中間，無疑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沒有這一時期的廣博，便不會有後來的高聳。
馬克·吐溫在「鄉土文學」和「幽默文學」極肥沃的土壤中植根他的文學創作，卻能夠立即脫穎而出，就在於他把「鄉土」推廣為喜聞樂見，把「幽默」深入到諷刺現實。當時的「鄉土文學」作者寫的都是為他們所熟悉的本鄉本土的人物和故事，難免追求異鄉情調，而且主題也良莠不齊。但馬克·吐溫寫的卻是普通美國人隨處可見的日常生活情節，打破了東西部、南北方的界限，具有更普遍的意義，無論誰讀後都會感到親切。而源於口頭傳聞的「幽默文學」多以滑稽逗笑為主，缺乏深刻的內涵。馬克·吐溫利用了其幽默詼諧的筆調，賦以對現實的辛辣諷刺，讓人們在笑聲中窺視社會的不公和人生的不幸。
馬克·吐溫對社會的揭露和批判，滲透著他對美國民主自由的失望。作為一個出身下層、飽經風霜的人，他對民主自由有一種本能的渴求，但生活在美國那樣一個社會，他還不可能免俗地不去做「黃金夢」(他早年曾去西部淘金未果，晚年亦每曾投資自動排字機而蝕本)，但無情的現實卻使這位理想主義者無法不失望。如果說他早期的作品常常瀰漫著「補天」的幻想的話，隨著他越來越深刻的觀察和越來越無情的揭露，他不但痛恨社會的醜陋，甚至對整個人類都失望了。「哀莫大於心死」，這正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和有責任感的作家的悲劇。
綜觀馬克·吐溫的全部著作，以晚期的演講和時論最為熱情洋溢和旗幟鮮明；以《過艱苦生活》和《密西西比河上》那樣的回憶和隨筆最為生動親切，於輕鬆中見真摯；以長篇小說刻畫的人物最為細膩感人：湯姆·索亞以兒童的目光看世界，同時也就把一個美國兒童的心理細緻入微地展現給世人；《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更被海明威和福克納譽為美國文學中「最好的一本書」，著名詩人託馬斯·艾略特甚至認為這一形象堪與奧底修斯、浮士德、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和唐璜相媲美；而以中短篇小說的短小犀利更膾炙人口。如果把他的演講和時論比做震撼人心的宣傳畫，他的回憶和隨筆就像是色彩清新的水彩畫，他的長篇小說猶如人物浮雕的群像，而他的中短篇小說則是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來寓意深刻的幽默諷刺漫畫。
馬克·吐溫的中短篇小說通常都圍繞著一個具體情節展開，以揮灑自如的筆力極盡誇張之能事，使讀者明知不可能卻漸入佳境，信以為真；掩卷深思時終於認識到這種不可能中卻有著極大的真實性，作家筆下的人和事或許就存在於你的身邊，甚或就在你的身上。
他的作品雖然沒有深挖社會黑暗的罪惡淵藪，也沒有探討人生的深邃哲理，但仍需要仔細玩味，才能領悟其表面故事背後的深層寓意。如《布洛克先生寫的新聞報導》《我如何主編農業報》《田納西州的新聞業》和《一次接受採訪》，表面上諷刺的是報界的編輯和記者，但新聞界為什麼要招收這種無能之輩呢?報刊由誰出資、由誰主持，又是給誰看的呢?這樣一追問和思考，就可以對美國標榜的新聞自由一目了然了。再如《他究竟是已死或仍活著?》和《卡匹託爾山上的維納斯雕像》，初看似是揭發了藝術界的黑幕，暴露了那些作假和仿古的藝術家的行徑；但若不是藝術流於商品，藝術家成為金錢的奴隸，又何至於缺乏客觀的評價標準，致使藝術家的窮困潦倒呢?如果一心獻身藝術的人難以餬口，而被某些人吹捧起來的平庸之輩卻能腰纏萬貫，真正的藝術又何以存身和發展呢?再推而廣之，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難道只存在於藝術界嗎?如果任其泛濫，又該如何看待社會的正義和人類的尊嚴呢?
馬克·吐溫的批判鋒芒幾乎無所不至。在《被偷走的白象》中，讀者看到的是昏聵無能又目空一切、一味沽名釣譽卻不辦實事，只知巧設名目聚斂錢財但始終不肯費舉手之勞的警署官僚。軀體龐大、膚色素白的大象竟然遍尋不見，恐怕不符生活真實；但惟其不可能，才益發突出了官僚的嘴臉。那種慵懶成性、辦事一拖再拖的作風，出現在警察身上，誠然破案無望，但如果發生在整個政府機構中，又有何效率可言呢?而如果美國政府只等於官僚機制，不是白白花費納稅人的錢財嗎?他們既然高高在上，除去「主民」又如何能「民主」呢?《競選州長》中的「我」，剛要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當一名州長候選人，立刻召來了鋪天蓋地的誣衊、中傷和謾罵，我們自然會想到背後的主使人，他沒有露面，卻在呼風喚雨，單單是一個競選對手，恐怕難有這樣的財勢和能量，那麼該是什麼人呢?
美國社會對人的腐蝕力最甚者莫過於金錢。馬克·吐溫雖然也不自覺地流露出小市民暴富的夢想，如《湯姆·索亞歷險記》結局處讓湯姆和哈克發現了強盜的大量藏金；但他對金錢的批判還是一針見血的。如果說《一張百萬英鎊鈔票》中的主人公雖獲橫財尚能自持，在醜陋中反襯出他良心未泯、崇尚愛情的純潔高尚的話，《三萬元的遺產》則活畫出那對窮苦夫妻的黃金夢的虛幻可笑——但我們只能苦笑，同時也不能不深感哀憐，他們畢竟是無辜的小人物啊!但到了《腐蝕了哈德利堡鎮居民的人》，簡直是「洪桐縣裡沒好人」，鎮上的那些稍有地位的人物，幾乎無一倖免地全都屈從於金錢拜物的面前。讀者在這樣的解剖下，又有誰還笑得出來呢?我們恐怕只能為人類悲哀了。從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玩世不恭，到針砭時政、鞭辟入裡的憤世嫉俗，是馬克·吐溫思索的深化和作品的成熟，我們欣賞他的作品，也就此步步深入了。
文學作品離不開語言文字這一載體。馬克·吐溫的作品之所以深受歡迎，除去立意清新，剖析得當之外，很重要的要歸功於他對語言的駕馭。大家都知道，群眾日常生活中的用語是最為鮮活、生動和富於生命力的；但只有經過作家採納，寫入作品之中，才能成熟、定型和推廣。蕭伯納曾稱馬克·吐溫為語言大師，這是毫無溢美成分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馬克·吐溫(當然也會有別人)，就沒有今天的美國英語。應該說，正因為馬克·吐溫把美國英語運用得恰到好處，才有如此充分體現美國民族個性的豪爽、樂觀和不拘小節的他的那些純美國式的作品。
作為幽默諷刺和美國英語大師，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馬克·吐溫在我國五六十年代那一種特定的氣候下，是對讀者介紹最多的為數有限的美國乃至西方作家之一。但也正因此，對他的分析評價往往帶有過多的功利目的而不夠充分全面。此次人民文學出版社將馬克·吐溫的中短篇小說選收入「名著名譯叢書」，確實能夠收到將世界文學名家名篇以精美的版本永遠保留在文學愛好者書架上世代傳閱的功效。筆者不揣譾陋，特奉此文與讀者，除去老生常談，但願尚有些許新意，與書友切磋，望同行教正，如能拋磚引玉，更是不勝惶恐，不勝榮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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