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資深主筆 雷墨
對於即將上臺的拜登政府，中國抱有「有限的期待」。
中國期待的是，在穩定中美關係大局的前提下，雙方形成良性競爭的局面。之所以說「有限」，是因為這種局面的形成，有相當難度。主要原因在美國，一方面是因為理念，另一方面是因為策略。
美國對華戰略轉向，是川普執政四年最顯性的外交遺產。拜登入主白宮，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不會根本改變。戰略競爭的主軸是經濟實力的競爭，科技競爭歸根到底也是圍著經濟這個主軸轉。
在經濟層面，川普政府對華戰略的突出特點是「脫鉤」。比如，迫使美國在華企業出走，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打壓在美國經營的中國企業等。效果不怎麼好，但拜登政府肯定會繼續。
贏得競爭無外乎兩種方式。第一，良性競爭，即通過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實現自我超越，從而達到超越對手的目的；第二，惡性競爭，即通過打壓對手遲滯甚至阻止對手超越自己。
川普把重點放在了後者，拜登表面上傾向於前者，但實際操作很可能並不盡然。
歷史地看，大國之間的競爭向來都是良性競爭與惡性競爭兼而有之。但不同的歷史時期，選擇偏向明顯不一樣。就美國而言，它實力超群時傾向於良性競爭，實力式微時惡性競爭的衝動明顯更強。
惡性競爭的突出特點，是打破傳統的默契、共識與規則，甚至在手段上突破底線。從宏觀角度講，「傳統」就是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下形成的，國家針對經濟運行、企業管控的規則和制度。對於西方國家來說，這裡的「自由」就是讓私企走向前臺，國家角色退居幕後。
（日本「外交學者」網站截圖）
中國經濟上的崛起，證明了帶有國家規劃、主導特點的經濟模式的有效性。這種模式，與此前長期佔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模式並存，形成了世界經濟的「混合模式」。這種模式如何運作？理性的應對是通過規則與制度的創新，找出能「兼容」的辦法，確保世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但是，理性缺失也是目前國際政治中的顯性特徵。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於「混合模式」的本能反應，是疑慮甚至恐懼。對未知的恐懼，也是人性使然。
（圖片來源：路透社/Jason Lee）
整個西方政治，幾乎都在趨向保守化。保守就不會想著如何「創新」，而是「向後看」—希望回到「混合模式」以前的時代。這是理念因素。
在策略因素層面，美國的做法最為典型。具體到對華經濟競爭，美國正在做的是如何應對中國經濟中的「國家角色」。
貿易戰、貿易談判、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等屬於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美國很可能通過外交打壓、長臂管轄等手段，弱化中國政府掌控、治理中國經濟的能力。
比如，在外交輿論場上對「國家角色」汙名化。這種汙名化，可以說是「向後看」的先導。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經濟體系也是「混合」型，有純國企、私企，更多的是各種形式的參股企業。結果就是，很多中國大型企業，無法嚴格做出是「國企」還是「私企」的定性。
2020年12月11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京出席「2020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但是，美國的政府文件和政策中對企業的劃分，還停留在「State-owned Enterprise」（國有企業）與「Private Enterprise」（私企）的二元思維中。在做了二元劃分之後，對兩類不同類型的企業區別對待，客觀上壓制國企、國家控股和參股企業的競爭力。
歐盟與越南達成的自貿協定中，對國企角色做了雙方都接受的安排。如果中國與歐盟能敲定中歐投資協定，那意味著雙方在「競爭中性」（即國企與私企同臺競爭，政府不偏向一方）問題上達成共識。但中美之間就此達成共識，距離可能還很遠。
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在經歷深刻變化，其中最大、最關鍵的變量是美國。如何重新認識美國，是中國成長為世界大國進程中繞不開的話題。本書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等多個角度闡述「美國之變」，解讀其變化背後的動因，預判其未來可能的走向。本書以經典的案例、豐富的文獻以及專業的理論分析，繪製出這個超級大國國際角色變遷的輪廓。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看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美國因素之間的邏輯關係，認識中美關係的變化對中國崛起的影響。
編輯 | 趙義
排版 | 劉克洪
【來源：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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