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阿富汗是一塊盛產徵服者的土地，近代的阿富汗變為一塊重要的緩衝地，到了現代，它又成為一塊動蕩之地。無論何時，它似乎始終無法成為安寧之地，這近乎是阿富汗的宿命。而這一宿命是與阿富汗的地理緊密相連的。
阿富汗的自然地理始終不得安寧的宿命阿富汗地處中亞幾大文明單位交錯之地。「從某種觀點來說，阿富汗是一個把幼發拉底河文明同印度河文明和烏滸河文明相互分開的山區地帶。還有，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連接中亞西亞與印度平原的許多商路的必經之地，那裡有著喀布爾、赫拉特和坎大哈這些通常被稱為印度鎖鑰的城市。」
所謂文明的交錯，也意味著是文明的界限。歷史上的偉大文明都有著向外普遍擴張的勢頭——否則難成其偉大——但擴張總會遇到界限，其界限通常是因技術條件無法克服的自然地理所致。阿富汗正是這樣一塊技術條件難以克服的土地。
我們今天稱作阿富汗的這個地方，被一條高大的山脈所東西貫通、南北分割，這就是興都庫什山脈。該山脈長約1600公裡，平均海拔約5000米，最高峰米爾峰海拔7690米，屬於世界屋脊的西端。「興都」意為「印度」，「庫什」為波斯語，意為「山」。這個名字也暗示著這裡的文明交錯性，一如「印度支那」。
興都庫什山脈興都庫什山脈是印度河與烏滸河（阿姆河）的分水嶺，山南谷地住著普什圖人，山北則是塔吉克人、突厥人後裔與蒙古人後裔的居所。
阿富汗地方土地貧瘠，山巒聳立，交通不便，空間破碎，此種地方註定無法構成一個大國的基礎。由於客觀的自然條件，耕地只佔阿富汗全國面積的0.2%，所以其居民的主體都是遊牧為生。
在古典時代，遊牧民族一般都對於農耕民族有著軍事優勢，尤其阿富汗的南邊是並不尚武的印度，從阿富汗南下的遊牧部落很容易就徵服了那裡。所以雖然阿富汗並不承載大國，但在古典時代卻承載了眾多的徵服者。這眾多徵服者，大部分並不是真正地源起於阿富汗，而不過是因周邊帝國的興衰之激蕩而起。
阿富汗的帝國地理一個易徵服、難統治的帝國墳場由於先天的地理限制，阿富汗在歷史上從來不是作為一個自在的地緣政治單位存在，而是作為一個更大的地緣政治單位的徵服對象存在，這是阿富汗的宿命。阿富汗周邊在歷史上見證了無數帝國之興衰。西邊的波斯起起落落，北邊的河間地區也孕育了多個草原帝國的崛起，東南方的印度則歷遍徵服。
然而，有趣的是，除了公元初年的貴霜帝國，沒有任何大的帝國曾經同時統治阿富汗南北兩片肥沃的土地——印度與河間地區（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土地）。即便是貴霜帝國，其橫越阿富汗而統治之壯舉也不過是數十年的短短時間，並且就現代眼光來看，其「統治」意味也是可疑的。
概因興都庫什山脈這一自然界限，截斷了所有偉大帝國的統治手腕——山南山北構成了兩種大不相同的空間地理與人文地理，需要大不相同的治理方式，沒有哪個帝國可以有效兼顧。並且，由於山脈的隔斷，使得南北交通很困難，這將帶來任何帝國都無法承受的統治成本。
而作為興都庫什山之國，阿富汗又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獨立性，從而在更大的地緣政治單位之中迅速地形成獨立王國。阿富汗儘管在歷史上經常作為其他傾頹大帝國之殘部的徵服之地，但此一帝國殘部在徵服之後，如若建都阿富汗，除非旋即遷都，多半國祚難長久；如若建都其他地方則國祚可久，但阿富汗卻又必丟。這已為歷史上的多次興衰所證實。
之所以會發生此種情況，是因為，阿富汗本身正因其地理破碎，而形成相對於外圍之平原地帶的一種自在性。破碎帶來的治理艱難恰使其區別於周圍相對易於治理之地。
阿富汗作為帝國的邊緣地帶，可供汲取的資源非常有限；而帝國若不允其自行其是，則其必將耗盡帝國從中心地區汲取的資源。由於周邊帝國統治阿富汗這個地方的成本遠遠大於收益，明智的統治者一定會及時從這裡抽身。
不願抽身者，則會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泥潭——即便是現代的技術條件也難以克服阿富汗的地理所帶來的這種治理難題，20世紀80年代蘇聯在阿富汗的慘痛教訓即是一例，21世紀美國在阿富汗的慘澹經營亦為一例。
所以，阿富汗構成了各種偉大帝國的自然疆界。
阿富汗的通道性對峙帝國的疆界或英印帝國的緩衝帶阿富汗的破碎性使得此地構成大國力量難及之處，亦便構成周邊被傾覆之帝國的殘存力量遁身之處。它們足以在阿富汗形成一支統治力量，然而，「沒有緊密政治和經濟聯繫的阿富汗，只是靠不斷對外戰爭的勝利，才使之存在和發展。打了勝仗，徵服更多地方，掠回大量戰利品，就可以招募更多士兵，因此更具有進攻能力。如此往返循環，阿富汗國家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問題在於：阿富汗沒有穩固的經濟基礎，一旦軍事失利，這個雪球般的國家就要崩潰。」
也就是說，阿富汗的統治者如果不作為一支外向性的力量，則難以自存；而一旦作為外向性力量成功，則其便也不再成其為阿富汗的統治者——唯有印度可能作為其外向性的對象，一旦徵服印度成功，則該統治者很可能遷都南亞，而阿富汗亦必在幾十年後半獨立乃至獨立出去。
所以，阿富汗的歷史地理重要性與地緣戰略重要性在於其「通道性」， 這有正反兩方面意蘊與效用：作為通向其他地方的通道以打通進軍線路；或是作為緩衝地帶，以阻塞進軍線路。
所謂進軍線路，其所指向的對象則正是另一種文明——或是遊牧對農耕，或是陸地對海洋。在古典時代，阿富汗更多地是作為地理通道，遁身於此的草原帝國之殘存力量南下徵服農耕的印度。
在近代，工業文明的英印帝國則將阿富汗作為一個緩衝地帶，此中又有著兩重意味：一方面，英國要將遊牧之阿富汗騷擾英印帝國的可能性摒除掉，將其規定為一個外在的、卻又受控的邊緣地帶；另一方面，要將阿富汗作為阻擋俄國南下的重要緩衝地帶，隔絕開大陸帝國之俄國與海洋帝國之英印的直接接壤之可能性。
如若作為通道，則阿富汗會是類似於食道，營養順此而過，但是所獲滋養有限。如若作為緩衝，則阿富汗會獲得一種外賦的統一性。但這種外附的統一性絲毫無助於改變其內在的破碎性。
在該種大背景下，輔之以作為阿富汗主體民族的普什圖人獨特的倫理與政治特性 ，如果全無外在壓力，阿富汗內部必定分裂；如果外部壓力過大，阿富汗內部也必定分裂；只有在壓力適度的情況下，反倒阿富汗會形成統一的格局。（關於普什圖人的政治與倫理特性，原文有長注釋，公眾號回復「阿富汗」可獲取原稿。）
所以，在古代，「阿富汗」只不過是個地理概念；在現代，就政治學意義而言，無所謂自在的「阿富汗」，只有一個外賦的「阿富汗」，所謂「阿富汗問題」，只不過是帝國對峙的問題。阿富汗作為對峙帝國的疆界或緩衝帶而存在。
古代阿富汗遊牧民族自北向南徵服印度的必經之路從最古老的時代，喀布爾與坎大哈（阿富汗南部的經濟、文化交通中心，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即被看成是印度斯坦的大門，一個作為從中亞細亞來的人的入口，一個作為從波斯來的人的入口。只要這兩個城市能強固地據以堅守，這個廣大的印度帝國就可免受外國的侵略。在近代以前，海洋時代還沒有到來，印度只能是作為一個陸地元素存在。其經濟結構建立在農耕方式之上，通過種姓原則組織起來，由印度教加以正當化。該種社會結構無法轉化出一套具有擴展性的政治制度。所以，在歷史上，土著的印度始終是作為世界徵服者的對象，從這個角度來說，它不是一個帝國之基，而是帝國外圍破碎地帶的一個部分；但徵服者到來之後，可以在印度建立起一個偉大的帝國，從這個角度來說，印度又構成一個帝國之基，雖然帝國的締造者往往是外來的。
阿富汗的遊牧民印度依照種姓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不適於軍事活動，於是北邊的遊牧民族便有了機會大舉南下劫掠乃至徵服這個富庶的地方，其關鍵點在於喀布爾與坎大哈。遊牧民族自北向南徵服印度這種事情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這是印度這片土地在歷史上所面對的「南北問題」。
這個古典時代的北鋒南向之問題終結於18世紀中葉。1761年，時任阿富汗統治者阿赫美德·沙赫在印度半島戰勝了馬拉塔人，「這是世界上具有決定性的大戰之一。如果阿富汗人被打敗並被趕過印度河去，那麼，整個印度將要向馬拉塔人納貢。馬拉塔人這次在戰場上遭到全軍覆沒，不僅在一個世紀內使他們的實力有所削弱，而且對（其統治者）的威望來說，也是致命的打擊。潘尼帕特這一仗，確實方便了英國人對印度的徵服。對阿赫美德·沙赫來說，潘尼帕特是一次付出重大犧牲才贏得的勝利，這次勝利雖然使他聲名斐然，但在政治上並未迎來同樣的勝利。他的士兵們滿載戰利品，堅持要返回老家去。」
兩百年前同樣來自阿富汗的巴布爾，在潘尼帕特也獲得了一場大勝，並由此開始了其印度徵服者之路，「巴布爾從一開始就把印度人作為他的臣民而不是作為他的獵物來對待。」 巴布爾與沙赫對待印度的不同態度帶來了不同的後果——前者建立了莫臥兒帝國，後者則仍是那塊貧瘠山區的統治者而已。但實際上沙赫的態度是遊牧部落當中更為典型的，因為一般的遊牧者都無法忍受印度的氣候。
沙赫的返回，意味著阿富汗為基底的徵服者最後一次有機會南下，他們打垮了印度最強大的武裝，卻又放棄了進一步徵服的機會，此後印度便是從海上來的英國人的天下了。於是印度的南北問題便一轉為南鋒北向的結構。此一新的歷史結構被統合於英俄兩大強國海陸爭霸的大格局之下。
海陸爭霸19世紀主線：英俄爭霸俄國的大陸帝國視角俄國在中亞細亞變得越強大，英國在印度就變得越弱小，因此在歐洲也就更肯聽話了。公元988年，基輔大公率領自己的羅斯屬民皈依東正教。四個半世紀後，羅斯教會對拜佔庭教會的行政依賴宣告結束，又過了十年，拜佔庭帝國在1453年徹底覆亡。於是，俄國從拜佔庭帝國手中接過了作為東正教保護者的使命。1472年伊凡三世與拜佔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亞結婚，象徵著使命的交接。這一交接便使得莫斯科成為繼承拜佔庭帝國天定使命的「第三羅馬」，俄羅斯所經受的苦難被解讀為正是它作為彌賽亞帝國所必需的。這奠定了俄羅斯的帝國心理。
1480年莫斯科大公國的伊凡三世宣布不再效忠統治了東歐兩百多年的蒙古可汗，隨後莫斯科公國開始了其漫長的擴張歷程。到17世紀中葉，原本僅佔地600平方英裡的莫斯科公國向東一直推進到屬於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整個西伯利亞皆納入囊中，黑海、裏海沿岸諸韃靼汗國、中亞諸汗國也先後落入俄國手中。此後對波蘭的瓜分又讓俄國向著中歐進一步挺進。一個一向被歐洲視作東方野蠻人的國家倏然成為一個橫跨亞歐大陸的龐然大物。這奠定了俄羅斯的帝國地理。
兩種因素的結合，使得沙皇帝國的雄心直指世界霸權。其可見的競爭對手只在歐洲。作為一個側翼大國，俄羅斯的最優策略便是在歐洲構造出一個均勢讓對手們彼此制衡，自己騰出手來到東方去開拓，從而以全局性的資源來最終壓倒地方性的敵手。若要同時經略東西方，此一格局的關鍵便在於中亞。
中亞人口繁茂，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如能掌控，對俄國的帝國事業無疑是個極大助力。而中亞的草原汗國，民風彪悍，如若不能掌控，將反過來對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交通線構成一個威脅。
就地緣政治而言，中亞東可窺中國，西可扼波斯、土耳其，壓制幾大陸地帝國；更可由此而南迫印度，直逼英國海洋帝國的心臟。所以，對中亞的掌控是大陸帝國的樞軸所在。
中亞在歷史上一直是用兵之地，徵服者來來往往，大帝國興興衰衰，迄未定於一尊。古代諸多統治中亞的帝國亦皆陸地帝國，然其並非農耕立國，而是遊牧為主，於是其統治原則以個人效忠為基礎，帝國疆域及於效忠者對土地的實際佔有範圍，亦即古代中亞帝國以對「人」的統治為前提而形成「人-地」之聯立治理，成就帝國。
此種結構下，帝國的效忠結構一旦崩解，或者帝國統治者一旦被滅族，則土地便四散而碎；帝國未崩解，但是統治者將人民徙於他處而放棄某塊土地，則便直接帶來帝國疆域變遷；或則帝國傾覆，但得統治者家族中有苗裔留存，則帝國卻有可能徙於他處，比如貴霜帝國，比如巴布爾帝國。
俄國來到中亞，帶來一種大不相同的治理基礎。土地不僅僅是因事實佔有而成為帝國的疆域，更且作為帝國的財產權對象，土地上的人因居於該塊帝國土地之上，而當服從帝國管理，亦即俄國帶來以對「地」的統治為前提而形成的「人-地」之聯立治理。
此種結構下，特定土地上是否有帝國的人居住並不構成問題，關鍵在於帝國有駐軍，可以形成有效的領土財產權主張。農耕起家、定居化治理的沙俄帝國，將草原遊牧帝國也納入定居化的治理結構之內。
依託於現代的技術手段與財政手段，俄羅斯帝國在中亞的有效軍事存在成為可持續、可掌控的，從而俄羅斯對於歐亞草原這一心臟地帶的徵服帶來了與蒙古帝國大不一樣的後果——流動性屬人治理的遊牧帝國轉為固著性屬地治理的大陸帝國。
麥金德以其犀利的眼光看到，在有記載的歷史裡，第一次「在草原地帶正在發展著一個數量很大的固定人口——這是（人們必須面對的）世界上的一場革命。……西伯利亞和俄國的歐洲蘊藏著巨大的工業財富，徵服一些邊緣國家將能為建立世界帝國所必需的一支艦隊奠定基礎。」他無疑看到了俄羅斯帝國經略東西方之軸心。
阿富汗北部的一個家庭俄國的現代武力，加上現代治理結構，中亞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一個持續的統治力量。俄國以此為基礎穩步推進，19世紀70年代取下河間地區，80年代取下界臨波斯與阿富汗的基法汗國，90年代再取下帕米爾地區，直逼向印度，印度的「南北問題」之現代北方壓力似乎捲地而來。
然而，我們不要忘了，從中亞到印度，中間還隔著個阿富汗。歷史上從北南下的成功的印度徵服者，嚴格說來不是中亞帝國，而是被新崛起的中亞帝國擊潰的老帝國之遺存。它們痛感興復中亞無望，於是以阿富汗為基礎拼命一搏，搏出個新的帝國。不能放棄中亞的帝國，便無法真正徵服印度，這就是帝國地理。
俄國不可能放棄中亞，其繼續南下的欲望便要面臨著技術上無法克服的阿富汗這個帝國疆界。所謂「溫暖的印度洋」，終究只能是個夢。
但是，俄國人的到來已經足以讓英國人在印度心神不寧了。
海陸爭霸19世紀主線：英俄爭霸英國的海洋帝國視角我的勳爵們，印度的鎖鑰不是赫拉特或坎大哈。印度的鎖鑰是倫敦。英國是一個島國。島國有著一種天賜的優勢，即其本身的獨立性很容易實現，只要其海軍足夠強大，便不需要陸軍來維繫生存。這種優勢的前提是，該島國是內在統一的，否則便面臨著內向廝殺的問題。在英國，這種統一性在15世紀的玫瑰戰爭之後初步實現，在17世紀的英格蘭內戰以光榮革命而告結束後，完整地實現。
於是，曾經將自己的海島視作一塊被海洋環繞、與大陸分立的陸地，從而本質上仍是抱持著一種陸地意識的英國人，在16、17世紀開始將眼光轉向海洋，一個海中巨獸利維坦就此誕生了。對此巨獸來說，海洋不再是隔絕它與世界的障礙，相反，海洋是它通向世界的大道。
視野的轉變，意味著遠洋貿易空間完全打開了，大量的英國海盜和遠洋貿易商（在那個時代這兩者有時很難分清）馳騁於廣闊的大洋。他們掙得了豐厚的利潤，也為正因戰爭而急於籌款的英國統治者提供了一個龐大的稅源。
對於英國統治者而言，向遠洋貿易商徵收關稅是一件費用低廉又收穫頗豐的事情。費用低廉，因為外貿必須通過海港來走，而海港數目有限，易於控制；收穫頗豐，因為英國商人所進行的大宗商品貿易數量很多又利潤豐厚，即使稅率不是太高也能有頗好的收成。
海外遠洋貿易，實際上就是資本的一種全球性流動。資本本性就像水一樣，是一種旨在超越國界自由流動、最終要達致平均利潤率的要素，它構成了一種大不同於農耕的海洋秩序。農耕秩序植根於土地，旨向勤勉與等級，不以不著邊界的流動為美德。
所以，區別於農耕的陸地國家，英國統治者無法對於資本採取太過嚴苛的政策，否則這自由流動的資本將逃離英國另尋落腳之地。農耕的俄國人承受著貴族和沙皇的等級統治，其對於苦難的審美態度，無法為充滿英雄氣概的海上冒險家們所接受。
英國的統治者便無力控制資本從而無力控制市場（至少在19世紀以前是這樣），而只能採取一種追隨市場之力量的姿態，來謀取自己的歲入。在此過程中，市場的主角——資本的掌控者們逐漸地也構成了統治者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別的國家為了政治的利益而犧牲商務的利益；英國卻總是為了商務的利益而犧牲政治的利益。它是世界上最能夠同時以宗教、貿易和自由這三種偉大的事業自負的民族。」
英國資本的全球性流動，是其信用結構的一種世界性擴展，而信用結構的形成，又是以武力——即其獨步天下的海洋力量——的擔保為後盾的。
海洋力量的特性在於，由於海上無法劃定有形疆界，無法形成法律意義上的「佔有」，從而便無法有效地主張主權，海上世界便仍然是一種霍布斯世界；同時，由於海上無法建造堡壘，無法構造軍事工程，導致了在這個世界上對峙的力量一定會決出根本意義上的勝負，從而海上力量或者是「零」、或者是「一」。
世界上只能有一個海洋霸主，它也必定是全球性的，這與陸地上群雄並起的狀況頗有不同。大海和資本這兩種「水」，是英國的力量之源泉，英國通過這兩大要素而實現了對於世界與市場的一種抽象原則性的、然而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控制，實現了對自己有限性的超越。
英國作為這唯一的海上帝國，同時又作為一個側翼大國，最優策略與俄國相似，便是在歐陸構造一種均勢出來，自己則到其他地方去開拓資源，最終以全球資源戰勝地區性對手。所以其海洋帝國也必須要經略東西方。
英國掌握了「海軍上將費希爾勳爵所稱的『鎖住世界』的『五把鑰匙』：直布羅陀、新加坡、多佛、好望角和亞歷山大港。」其中多佛是用來鎖死西北歐國家南下的，其他四把鑰匙則都是用來控制西方與東方聯繫的，具體說來便是要將印度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18、19世紀，印度洋是聯絡東西方航道的中心。英國在印度洋這一大棋局中需要一個中央司令部，這便是印度。
依靠著東印度公司這樣一個私人特許公司，以民間力量、從而是以資本為先導，英國對印度開始了歷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的徵服過程。資本力量攜手海上霸權，要克服以定居為原則、以種姓為秩序的農耕世界。印度的「南北問題」有了一個新的結構，在英國的框定下，印度一變而成為海洋元素的一個構成節點。
從18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對於印度的徵服步步向前推進。1757年的普拉西一役，英國人攻取了最為富庶的孟加拉地區；19世紀初期，英國人攻取了近乎整個北印度，以及印度半島南部和西部的富庶地區；19世紀中期，進一步將印度西部富庶的旁遮普等地區納入統治之中。
印度成為英國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是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流動的資本將定居的農耕社會整合進世界市場之中，實現了殖民統治的「雙重使命」（馬克思）。
普拉西戰役但是隨著英國的統治擴展到旁遮普，流動的資本力量突然發現自己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定居的農耕者了，另一個流動性的力量也在虎視眈眈——阿富汗的遊牧部落隨時準備著南下搶上一把。這兩大流動性力量卻有著質的區別。
如前所述，遊牧帝國以對統治者個人的效忠為統合原則，以對農耕地區的攻擊為荒年的財政手段。它的力量高度依託於亞歐大陸腹地的水、草地理，只有在此種地理下才「遊」得起來，一旦長久脫開那種地理，它或者會喪失力量，或者必須轉型為農耕。
而資本的流動性力量，原則上來說可以無視地理，純以抽象規則及普遍性暴力為後盾，實現對任何地理與文明形式的同化與規訓。兩種力量都在試圖徵服農耕地區，但這是前現代性與現代性兩種不同的流動性力量的對峙。一方以地區性的劫掠為目的，另一方則以全球性的整合為旨歸。
兩強對峙之下，英國率先決定要預防性地馴服阿富汗的遊牧者。1839-1842年，英國發動了第一次阿富汗戰爭，通過此戰，英國成功地在阿富汗扶植起了親英的統治力量。英國不願長期親自統治阿富汗，這是前述之帝國地理與帝國財政決定的。所以，確保了阿富汗不會敵視英印之後，英國的大部隊便撤回了印度。（通過幾次阿富汗戰爭，英國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使阿富汗構成了英印帝國的附屬國與屏障。出於各種考慮，英國在戰爭結束之後便主動撤退，這並不是戰爭的失敗，相反，這正是戰爭真正意義上的勝利。國內以前看到的各種所謂「阿富汗成功抗擊英國侵略」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但是，遊牧性力量剛被馴服，另一支更加難以克服的定居性大陸力量卻又迎了上來——不久後俄國人便席捲中亞直逼阿富汗。英國非常擔心俄國人對阿富汗的威脅，它要極力將阿富汗保留在俄國人的勢力範圍之外。因為它深知，資本秩序的現代性衝擊很容易徵服前現代的遊牧阿富汗與農耕印度，但是俄國的大陸秩序卻是另一種現代性，與英國的資本秩序構成危險的對峙。
直接地硬碰硬並不是英國人的風格，相反，在英國人的主持下，1873年籤訂了一份英俄協定，規定了烏滸河（阿姆河）作為俄國與阿富汗的邊界。英國人為阿富汗取得了它的北部邊界，並迫使俄國人保證，阿富汗完全處在它的勢力範圍以外。
阿富汗這個隔斷古代偉大帝國之疆界的山區，仍然構成兩種現代帝國的自然疆界，帝國地理這一源於上天意志的力量並未因為人為的現代性之誕生而消逝。雖然如此，俄國人並沒有準備嚴格地信守承諾，通過其各種手腕，阿富汗的統治者逐漸地開始疏離英國人，靠向俄國人，但這背後也必有阿富汗以夷制夷的考量。
於是，1879-1881年，英國發動了第二次阿富汗戰爭，重新扶持了一個親英的埃米爾上臺，隨後撤回印度。為了實現對阿富汗的進一步控制，英國更進一步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之間直接佔領了原屬阿富汗、現屬英印帝國的西北邊境省，其中包括富庶的白沙瓦等地，將阿富汗的力量徹底地趕回到遊牧部落南下劫掠者的必經之地——開伯爾山口以外，把進入印度北大門的鑰匙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近代的阿富汗就此而被完整地賦形。在海陸兩種現代性力量的擠壓之下，仍然徘徊在傳統社會之中的阿富汗被捏制出來，這個捏制包括了，1895年英俄籤訂的《關於帕米爾地區勢力範圍的協議》，將原本並不屬於阿富汗埃米爾管轄的，人跡罕至、難以治理的瓦罕走廊硬性地劃定給他統治，並為了使其願意統治這裡，由英國為此支付年金。
一切的目的，都在於使阿富汗構成緩衝區，將海陸兩大力量的直接接觸儘可能地隔開，以免不必要的衝突。
由於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建立，阿富汗周邊的國際政治環境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其也就有了新的選擇空間。英國為防止阿富汗落入布爾什維克控制之中，1919-1921年間又發動了第三次阿富汗戰爭，最終的結局是承認了阿富汗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同時使其儘量仍然留在英國的陣營當中。被外部賦形的阿富汗，並不能因此而消除掉其內在的破碎性。而阿富汗作為海陸帝國的分隔之地，又要承受海陸兩邊的不斷爭奪所帶來的問題——從早期的英國，到後來的蘇聯，再到今天的美國——它的命運始終無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英國可以屢次攻進阿富汗，俄國卻欠缺此種作為，應當是與現代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帝國地理相關的。俄國作為大陸帝國，其早期的財政途徑是通過對農村的生產剩餘的汲取來實現。農業生產由於其生物學特性，必定是分散的、固著的。為實現汲取的有效性，俄國統治者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一官僚機構為了速速見效的短期收益以便應付戰爭，便會走向對於國內資本的控制，換句話說，他們不是在追隨市場，而是在設定市場。
這會是一種旨向封閉性的市場，它與資本的普遍開放之本性相矛盾，便意味著俄國的資本運行是低效率的，帝國財政仍長期地需要通過屬地性的汲取手段來實現。這樣一種財政模式，有著隨距離遞減的效應，要以其來支撐遠在幾千公裡之外的阿富汗戰事，必定是有難度的。
而英國的財政手段，由於其早期追隨市場的經歷，使得對於資本利得的汲取成為其最優選擇。資本不依託於任何地域限制，英國的帝國財政便可以有效地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迅速動員起大量資源，於是對於阿富汗的間接控制便不是什麼難事。俄國雖有現代帝國，卻仍是某種意義上的前現代財政，其在阿富汗處於下風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海陸爭霸19世紀後期副線：英德爭霸德國的陸地帝國視角在締結和約時，德國的全民要求中是以一個德國的印度最為重要。在19世紀末期，曾經擾動了世界秩序半個世紀的英俄海陸爭霸，逐漸被英德爭霸所替代。在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後，它迅速地崛起為一個新的陸地帝國。同為陸地帝國，德國與俄國不同。
俄國的地理與心理天然地就表達為帝國；而德國，則無論從地理上來說（小國）還是心理上來說（正統在維也納），都不是天然的帝國，而是人為的、自行構造的帝國。
俄國的獨立主體性無需特意論證，它也不需對外部秩序的開放，它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德國的獨立主體性則需要強有力的確證，從而它所面臨的第一問題是生存或死亡，其統治原則不能允許對外部秩序的高度開放，這與作為島國的英國和作為大陸的俄國都大不相同。向外部秩序之統一與超越的開放，實際上便意味著德意志自身的消亡。所以，本性像水的世界資本市場不是它所可以坦然接受的，相反，它要用武力來定義市場，以內部充分的發育來培植出為己所用的外部秩序。
故而，區別於英國政治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對於世界市場自由貿易的鼓吹，德國政治經濟學之父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所主張的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 待對本國市場的培育成熟之後，再以其來實現對於世界市場的徵服。
在德國這裡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市場模式實際上不過是政治模式的一種表達，而政治模式很大程度上又是地理模式的一種表達。我們通常所以其為自然的自由市場，只不過是將一種特定的政治模式做了普遍化誤讀而已。
德國欲圖建成帝國，但其種種人為性終究會被還原為一種破碎性。德國被俄國封鎖於東歐，被英國封鎖於海洋，困於中歐。中歐對兩個側翼大國來說是破碎地帶，維持其破碎性、從而壓制住德國是關鍵。德國亟欲突破該一破碎性，英俄壓制帶來的海陸都走不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海陸都走得通。
於是，德國欲以土耳其為突破口，將海陸相交之地帶作為自己的突破點，規劃了柏林-拜佔庭（伊斯坦堡）-巴格達這樣一條「3B」鐵路。一旦該鐵路修通，就陸而言，德國可以將俄國封鎖於黑海以內，就海而言，德國則可以直撲波斯灣，威脅印度。
截至1904年，柏林-維也納-拜佔庭一線的鐵路已經完全修通，並繼續向東南延伸到了土耳其的託羅斯山脈，幾乎進入中東。英國看到了德國此舉所帶來的威脅，於是向德國提出，要把連接波斯灣沿岸的鐵路的最後一段建築權讓給英國，這當然地遭到德國的拒絕。
於是，與「3B」鐵路關涉最為密切的英印總督，在英軍艦隊護航下，在波斯灣進行了一次示威性航行。該一舉動使得已經因為軍備競賽等原因而日益緊張的英德關係蒙上更多陰影，但德國最終畢竟沒有實現直通巴格達的宏願。前述鐵路所及的地域，幾乎也就是一戰中同盟國實現有效控制的所有地域，可以想像，如果鐵路真的修通了，以德國人的戰術效率，一戰的過程可能會大不一樣。
通往印度洋的鐵路沒有修成，在一戰中，德國便與土耳其聯合組建使團赴阿富汗，試圖將其拉入自己的陣營，以此為基地侵入印度。這一努力沒有成功，但德國如若成功，也是以土耳其作為自己經略東西方的關鍵。這與英、俄所面臨的境況都不一樣，這兩個帝國分別取消了印度和中亞的主體性，將自己的帝國建為內在統一的。
而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界的共主，只要哈裡發仍在，其主體性便無法被德國人所取消；而取消哈裡發又是德國人做不到的，從而，德意志帝國的規劃也註定是一種破碎性的結果。這近乎意味著，德國的經略東西方之努力是註定無法成功的。
對於阿富汗的宿命與帝國地理的探討，語近讖緯。但古人的智慧未可輕慢。霍布斯曾經慨然說過：「我們如果敬仰年代的話，現代就是最古的時代。」我們也許可以把這話再反過來說一下：最古的時代也就是現代？
【本文首發於《大觀》第八卷《阿富汗的宿命與帝國地理》，原文注釋從略。】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