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通鑑》、思《通鑑》、用《通鑑》。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率軍三萬北伐。六個月中，他在樊城圍住曹大司馬，在漢水南岸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關羽徵戰一生，在這一年達到人生巔峰，如《蜀記》中所載，關羽笑稱吾今年衰矣，依然斬釘截鐵告訴關平，然不得還！但他的人生巔峰與深淵，間隔不到十五天。呂蒙率軍白衣江渚之上，拔掉江陵，馬忠在夾石擒住關羽父子，孫權一句吾實不得已而殺之，將軍謝幕。關羽之死，後人多將目光落在糜芳和士仁（不叫傅士仁，就叫士仁）身上，這種判斷，放在演義之中，尚且說得過去，嚴肅了談，就靠不住了。
糜芳與其兄糜竺是兩個極端。《曹公集載公表》評價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能撫慰吏民。《三國志·糜竺傳》裡陳壽評價他雍容風議，見禮於世。《資治通鑑》裡說他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劉備對他賞賜優寵，以至於他在蜀中無與為之比。糜芳格局就低了不少，宋朝唐庚《三國雜事》說他性偏狹，不與人交，每人前笑臉相迎，人後睚眥必報而無能。《益部耆舊傳》說他好飲而不置產業，錢來不日盡散，性懦而好與爭。
故，用孔子的話說，糜竺是那種三省其身，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之人。其弟糜芳則是不知反省，少謀寡慮而不忠，以及，喜歡報復卻又沒本事（想想法正）的人。至於士仁，自然與糜芳臭氣相投，但他甚至連糜芳都不如，楊戲《季漢輔臣贊》說糜芳出士仁之右。嗯，既然比爛，士仁是當仁不讓的。
以二位的性格能力，不說劉備不想幫襯，即便想也是爛泥扶不上牆，同時，二位在荊州可以調動的兵權極其有限，根本不可能決定荊州生死。建安二十年，劉備令諸葛亮、張飛、趙雲帶兵入川助戰，四月，任郝普為公安太守，王靖為公安都尉，同時任命了功曹掾和師友祭酒後，任士仁為督軍從事。這個職位設置於東漢初年，《後漢書·百官志》載，漢初（指東漢初），州郡縣皆置督軍，初為都尉副，助其監軍，主理軍中文書。二年（漢安二年），順帝（劉保）改制……撤州督軍，使其主理軍中文書，修辦軍備。
說明從東漢設置督軍從事起，這個職位就沒有兵權，是作為都尉副官輔助都尉工作而設置的。同時，這個職位在東漢時期一直處在被削弱的狀態。修辦軍備四個字，正好印證了《三國志·關羽傳》中所載的二十四年，自羽之出軍，芳（糜芳）、仁（士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當時糜芳和士仁主要的工作，是後勤。糜芳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建安二十年劉備（或者是諸葛亮，沒有確鑿的委任證據）任命糜芳為南郡太守。
《百官公卿表》載，漢太守主理治民、進賢、決訟、檢奸，可自行任免掾吏。換句話說，沒有兵權，建安年間，沿襲劉保當年之改制，一郡兵權在郡都尉手裡。而南郡郡都尉，是潘濬。除了手裡有兵權，《三國志·潘濬傳》：備入蜀，留典州事。再引《後漢書·百官志》：漢典州事，類司隸校尉也。即，潘濬不但掌握南郡兵權，還主管南郡治安。
所以，糜芳和士仁，一位在南郡主管治理民生、進賢任能、決斷訴訟這種事，一位在公安負責修辦軍備、處理軍隊文書這種事。且不說二位性格能力有沒有膽量造反，即便真有這個膽子，沒兵沒權，根本反不起來。這還根本沒有展開談現實和書本的距離問題，書本裡可以一句單騎衝入萬軍之中取上將之首，看得痛快；現實裡，開玩笑呢？不考慮戰場環境、天氣氣候、軍隊士氣、物資裝備、後勤供應？即便真的單槍匹馬闖入敵陣，不考慮敵軍的鉤鐮槍、馬能不能受得了、敵軍不是傻瓜木偶只會站著驚嘆？
同理，《三國志·呂蒙傳》裡一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且不說當時士仁根本不在南郡，即便富有想像力的陳壽，也只能十個字點到為止，結果到了《吳書》裡，就成了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呂蒙）以仁（士仁）示之，遂降……洋洋灑灑三百個字。連正史都得當小說看，演義小說，別太當真。
關羽丟掉荊州這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學界爭議始終很大，不是說沒有書籍證據或者考古證據能夠理清這件事，只是這些證據，都沒有被人們發現。直到一九九六年，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了一批十萬多枚竹簡（走馬樓吳簡），才算基本重塑了歷史，理清了這段往事。這批竹簡包含有少量的史料信息，以及數量種類繁多的經濟券、司法文書、民籍、帳簿、名刺和官刺。其中，一枚竹簡這樣寫道：
原文：王陰通濬民反陵南郡叛迎蒙。整理：王陰通濬，民反，陵、南郡叛迎蒙。翻譯：孫權暗地裡與潘濬聯絡，（荊州）民眾造反，江陵、南郡叛變並迎接呂蒙。
根本沒提糜芳、士仁。這段文字涉及關羽丟失荊州一事，將這件事的重心落在了孫權、潘濬、呂蒙、荊州民眾、江陵和南郡上面，基本印證了之前的分析。潘濬，基本可以說一直都是孫權在荊州的內鬼。武陵漢壽人，說明是荊州土著；後為江夏從事、湘鄉令，不但說明仕途全部壓在了荊州，而且在江夏和地方都歷練過。
以及，前面說過，他手握南郡和江陵兵權，還是荊州典州事，具備對荊州後方生殺予奪的能力，如同劉備拿下西川後啟用李嚴、來敏、法正、鄒靖這批人物一樣，他是萬不得已才用潘濬的。這裡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但是只要大家翻翻《三國志·潘濬傳》，幾乎不會有任何疑問：這位是荊襄一帶的世家豪族級別的人物。
而且這位，十分會演。賣主求榮之後，立刻哭給孫權看。《資治通鑑·卷六八》載：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床蓆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呼其字與語，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既然這麼悔恨，為何賣主求榮，為何當孫權讓您繼續坐在治中這把交椅上時，您不立即掩面自斃呢？所以，劉備啟用潘濬，是雙刃劍，也是無可奈何。這就引出下面一枚竹簡：
其二戶上品廿五；其七戶上品廿八；其九戶中品一一三；其一百一十九戶下品五廿九；其老頓窮獨女戶下品二三一一。
大家不必糾結上述這些文字，只需知道，上品、中品、下品，分別對應當時長沙郡的有錢人、中產階級、窮人。這類竹簡數量巨大，但只說明一個問題：當時荊州經濟下滑十分嚴重，而且貧富差距極大，分配不公問題嚴重。老頓窮獨女，是指家中沒有成年男丁的窮苦人家，這些人家的戶數數量幾乎是有錢人家的一千多倍，以東漢時期平均每家四口人算，人數遠遠超過有錢人和中產階級。再看人口。光和七年（一八四年，漢靈帝劉宏），黃巾起義，荊州人口總數約一千零五十萬。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後，荊州人口減少到不到九百萬，且減少人口主要分布在荊州北部，即南陽郡和南郡。
劉備領荊州後，從建安十四年到二十一年（劉備入川），人口銳減至不到七百萬，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北伐時，荊州人口只有五百多萬，且主要分布在荊州南部，零陵郡約一百萬，長沙郡約一百零五萬，桂陽郡約五十五萬，武陵郡約二十五萬，原先荊州北部的大郡南陽郡和南郡，以及小郡江夏郡人口總數不到二百八十萬，減少了一大半。
即，荊州人口在劉備到來之前，二十四年只縮減了一百五十萬人左右，結果劉備領荊州後，八年縮減三百萬，十二年縮減四百萬。而且從赤壁之戰後到關羽北伐前，荊州地區（尤其是荊州南部）戰亂，相比於當時其它地區，可以說相當少了，人口依然如此銳減，說明劉備治理荊州非常失敗（就和他後來治理川蜀一樣）。
人口如此銳減，說明荊州當時已經民不聊生。大批老百姓北上或者東遷，進入曹魏以及江東統治地區，大批成年壯丁被關羽招募入軍。《後漢書》中說，昭烈（劉備）領荊襄，及後出軍巴蜀，眾六萬餘。及龐士元（龐統）沒，令諸葛亮等領兵兩萬入川。即，劉備佔領荊州後，不到四年時間，就徵兵五萬左右（加上赤壁之戰前關羽的五千多人和劉琦的五千多人，總共六萬），建安十九年八月，龐統死，諸葛亮竟然還能從荊州抽調兩萬多人部隊。
注意，這裡劉備的六萬人和諸葛亮的兩萬人，都是作戰部隊，還沒有考慮駐防部隊，結合當時作戰部隊數量與駐防部隊數量大致為一比二，以及荊州人口數量中年齡十五歲以上，八十歲以下（十五從軍徵，八十始得歸）的男丁數量看，劉備總兵力是令人驚訝的，當然，兵役重的代價，就是老百姓都去跑路了。建安二十三年，關羽又在已經民不聊生的荊州大地之上，硬生生榨出了三萬作戰部隊，難怪呂思勉先生曾經感嘆：關羽竟然還能抽出三萬兵力，可想而知，他的駐防軍所剩無幾了。
當然，除了江東孫權勾結潘濬，荊州百姓民不聊生，經濟凋敝，不服關羽這兩個主要原因，關羽丟掉荊州還有其它原因，尤其是他嚴重的外交失誤問題。然而限於篇幅，暫時無法詳談。中國著名歷史學者呂思勉在《秦漢史》中說，關羽得罪了整個江東，又與潘濬不睦，又只會打仗，不會治理荊州，難怪最後會把荊州丟掉。在此，筆者也十分信服呂思勉的論斷。
讀完文章，不知大家是否發現，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真面目，常常與人們的認知相去甚遠。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點：歷史事件或人物往往距離現在非常久遠，大部分史料記載很難做到全面、深入和客觀地反映歷史事實。第二，即便有少數史料能夠全面而深入地反映歷史事實，也會因為內容太過龐雜和枯燥，讓讀者望而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