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亥末、庚子年初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紛紛逆行馳援湖北，其中相當部分是女性醫護工作者。回顧歷史，中國女性從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傳統閨閣女子成長為撐起「半邊天」的職業女性，其職業生涯恰起步於在西醫院裡的醫護事業。
婦女工作為婦女：傳教士影響下的第一代女西醫護
女西醫護是近代中國社會大變局下的產物。談論近代中國第一批女西醫護的從醫之路，需要從近代西方專門針對中國女性的醫療傳教運動談起。
近代西方基督教醫學傳教士在華行醫傳教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身處深閨大院中的中國女性，由於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即便在看病上，也遵從著一套「身體性別政治」。傳統中國女性在就醫過程中忌諱很多，尤其是涉及到敏感部位的疾病，更加諱疾忌醫，甚至寧死也不肯就男醫；而古代中國絕大部分醫者都是男性。這嚴重影響了廣大女性的身心健康，以致遺患終生甚至有性命之憂。而且，傳統中國社會的接生環境和缺乏科學知識的接生婆也是導致中國嬰兒出生死亡率極高的重要原因。鑑於此，在華醫學傳教士努力診治婦產科病人，出版相關書籍，進行中國婦產科疾病診療的研究。他們尤其注重向西方差會呼籲派遣合格的女性醫務工作者來華。
美國內戰後湧現出許多婦女宣教會，比如1869年美國公理會（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婦女傳道部最早設立；同年，美國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布道會（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即美以美會婦女執事會，the Women’s board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成立。到1900年，美國已有41個規模不等的婦女傳道部。和男傳教士一樣，熱情的女教徒們迫切希望向海外「異教徒」女性進行傳教。寇慕貞（Lucinda Coombs）是第一位到達中國的美以美會女醫學傳教士，她於1873年9月到達北京，並於1875年創辦中國第一所專為婦嬰治病的醫院。她是西方基督教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女醫師，也是北京、天津兩地婦嬰醫院的開創者。到1890年，已有38位女醫學傳教士在華工作。女醫學傳教士在華行醫傳教，開辦女子醫學班，為中國女性習醫打開了方便之門。
從左至右：金韻梅、許金訇、石美玉、康愛德
金韻梅（Dr. Yamei King，或寫作Y. May, Kin，1864-1934）、許金訇（Miss Hü King-eng，1865-1929）、石美玉（Mary Stone,1872-1954）和康愛德（原名康成，入教後改稱康愛德，Ida Kahn，1873-1931）是中國第一批留美習醫、學成歸國的女醫護，也是中國第一批女留學生；同時，她們又是中國第一代職業女性。金韻梅於1885年畢業於紐約醫院附屬女子醫學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許金訇於1892年畢業於費城女子醫學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hiladelphia）；石美玉和康愛德於1896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醫學院。許金訇、石美玉和康愛德均都是受美國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布道會資助；而金韻梅則是由其養父母麥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夫婦帶至美國學醫的。
這批中國最早的職業女性之所以能夠在男尊女卑的中國傳統社會——當時西方社會女性習醫也屬鳳毛麟角；在美國，女子習醫也是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被正式認可——成長為一代女醫護，主要源於其個人與家庭所做出的選擇和努力。四人都出身於基督徒家庭，都未纏足，承受了來自周遭的諸多壓力，但也為日後從醫準備了必要的身體條件。雖然當時洋務運動已經開始，但整個社會開放程度有限；雖有個別傳教士將中國女性送至西方習醫，但這種培養模式始終不成體系，也未能制度化。第一代中國女西醫護能夠成才，離不開與其家庭有私交的美國傳教士的支持。
中國第一代女西醫護很難說是某方面的專家，她們的工作主要為婦嬰服務。當時西方流行「婦女工作為婦女」的觀念，而中國婦女「不就男醫」的習俗更使得西方教會認為有必要在華單獨設置針對婦嬰的診所和醫院，她們將其稱為「婦女的社區」。這種社區由像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布道會這樣較大的婦女布道理事會設立，將西方醫學和衛生項目引入其中，為中下層中國婦女提供婚姻以外的謀生之道，使得她們能夠在這個內部空間獲得經濟獨立，體面地工作和生活。這一工作模式，也是早期西醫婦產科傳入中國的主要途徑。然而，她們在實際工作中，一定程度上都突破和修正了這一模式。
受美國獨身女傳教士的影響，除金韻梅外，其他的中國第一代女西醫護都沒有結婚。這一選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類新的中國女性——她們選擇職業生涯而非婚姻，家庭已不再是限定和約束她們的場所。她們離開家庭，進入醫院、課堂、辦公室等公共領域。這或許可以認為是第一代職業女性在事業和家庭的取捨上所面臨的時代性困惑和挑戰。
而且，第一代女西醫護除行醫之外，還廣泛參與了教會的各項活動：傳教、反纏足、慈善事業等，她們既是女性醫護工作者，也是醫學傳教士——從她們的授教者手中接棒，進而成為「本土事工」。
更專業的職場新女性：學院化的第二代女西醫護
近代中國的第二代女西醫護，多出生於世紀之交的1890年代、1900年代。其中以楊崇瑞（1891-1983，婦產科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近代婦幼衛生事業創始人，中國助產教育的開拓者）、蘇祖斐（1898-1998，兒科學家和兒童營養專家）、王淑貞（1899-1991，婦產科學家）、林巧稚（1901-1983，婦產科學家，中國婦產科學的主要開拓者、奠基人之一）、梁毅文（1903-1991，婦產科學家）、聶毓禪（1903-1998，護理教育家、護理行政管理專家）、王懿（1904-1981，兒科護理學專家）、佘韞珠（1907-2009，護理專家）、王琇瑛（1908-2000，護理專家和學者，中國第一個獲得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頒發的南丁格爾獎章和獎狀的護士）、葉恭紹（1908-1998，兒童少年衛生學家）為最著名。她們主要從事於婦產科、護理、兒科、兒童營養學等專業領域。
相較於第一代女西醫護，這一代的女性遇到了更加西化開放的時代和更開明的家長。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其時中國迫切向西方學習，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接續而來，中國社會各階層深受影響。家中長輩支持她們走出家門，學習一技之長。比如楊崇瑞的父親在家庭經濟拮据的情況下，為了不使她輟學，靠借貸維持其學業。這在當時傳統思想「女子無才便是德」還很普遍情況下，很是難得。同樣，近代著名的護理學家聶毓禪、王琇瑛也有類似的際遇。聶毓禪的父親很開明，經常接觸社會，關心國家大事，對女兒教育不抱偏見，供養兩女兒讀完小學後，又把她們送離家鄉，到當時頗有名氣的天津中西女子中學求學。王琇瑛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員兼職員，精明能幹，具有民主思想，把女孩當男孩一樣看待。在王琇瑛三四歲時，母親便教她認字寫字；及長，更是諄諄告誡她：「長大了，要好好學技術，不要手心向上靠男人過日子」。而出身於書香世家的王淑貞和出身於富商之家的蘇祖斐，則是分別受到開明要強的祖母和母親的影響，逐漸走上事業之路。
王琇瑛
楊崇瑞
第二代著名女西醫護基本上都出身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或曾到該校進修。這與斯時該校在全國的巨大影響力是分不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醫學院校。而她們之所以選擇婦產科學、兒科、護理等與婦嬰衛生相關專業作為自己的職業，很大程度上都受該校公共衛生系創系主任蘭安生（John B. Grant, 1890-1962）和婦產科系創系主任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 1871-1961）的影響。蘭安生於1921年開始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系主任，他極力提倡公共衛生（或稱預防醫學），且具有很強的個人魅力，授課生動有趣，四處勸說並成功吸引了多位優秀醫生加入到公共衛生隊伍中來。他的很多同事和學生，如李德全（1896-1972）、陳志潛（1903-2000）、顏福慶（1882-1970）、金寶善（1893-1984）、楊崇瑞、聶毓禪、王琇瑛、葉恭紹、蘇祖斐等都深受其影響。
聶毓禪
而馬士敦的授課與巡診受歡迎，則另有原因。與蘭安生不同，馬士敦為人嚴謹莊重，不善言笑，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負責。他的嚴格要求，對於想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學生來說，自有另一種魅力，吸引學生跟隨他從事醫學研究，從而走上婦產科學之路。在吳偉德(Arthur Waitah Woo)、伊士曼（Nicholson J. Eastman）、麥凱韋（John L. Mckelvey）、王國棟（Gordon King）等人的協助和努力下，協和婦產科發展蒸蒸日上，培養出王逸慧（男）、李士偉（男）、林巧稚（女）、林元英（男）、林崧（男）、何碧輝（女）、柯應夔（男）、俞靄峰（女）、嚴仁英（女）、宋鴻釗（男）等大批婦產科人才。
除了協和系的之外，第二代尚有非協和系的女西醫護，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伍哲英（Lillian Wu，1884-1960）、鍾茂芳（Elsie Mowfung Chung,1884-？）、曹麗雲（Li Yuin Tsao,1886-1922）、丁懋英（1892-1969）等人。與同時期的協和派女西醫護相比，她們多為基督徒，與第一代女西醫護有較多聯繫，並繼承了第一代女西醫護的醫學與社會角色，參與了較多的醫學之外的社會活動，身兼醫學家和社會慈善家雙重或者多重身份。而協和派女西醫護留給世人的，更多是學院派的印象。
與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女西醫護專業性更強，這緣於近代科學的專業化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職業化傾向。專業性的增強，需要從業者有更加熟練的技巧，以及對專業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認知。這對從業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帶來更大壓力。
選擇獨身：事業與婚姻，是誰困住了誰？
除王淑貞、葉恭紹、佘韞珠外，第二代中國的著名女西醫護大都也是選擇事業作為自身奮鬥的目標，終身未婚。這樣的人生，既是她們的個人選擇，也受時代大氛圍的影響。
林巧稚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她在廈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教務主任兼英語老師瑪麗·卡琳(Mary Carling)是英國聖公會派來的傳教士，她的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她遂選擇終身不嫁，並千裡迢迢來到廈門任教。她堅定的信仰、謙和周到的為人，以及她的生活方式都使林巧稚看到與中國傳統女性生活截然不同的一種全新的生活。或許，學姐楊崇瑞的榜樣作用，對林巧稚也有一定影響。與林巧稚一樣，楊崇瑞也是一名基督徒，她年長林巧稚十歲。畢業後，她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留學，1929年創辦北平第一助產學校，此時在事業上已經開始嶄露頭角。林巧稚畢業時，正是在楊的指導下，在北平第一衛生事務所實習的。隨後，楊又邀請林巧稚在國立第一助產學校講授科學分娩課程。二人有著較多的工作交集。當然，這也跟協和醫院嚴格的學習和工作考核制度有關。在協和，有許多成文和不成文的規矩：如護士不許結婚，如要結婚，必須先辭職。還規定：醫師們必須吃、住在宿舍；如外出，晚10點前必須回宿舍；如有客人來訪，可在客廳接見，禁止男客上樓。而如果女大夫選擇了內科、外科、婦產科這樣的大科，就必須做好不結婚的準備。這種種的規定，都對如林巧稚一樣的協和女學生們打開交往圈，認識更多的異性造成障礙。
林巧稚
而在著名婦產科、婦女保健專家嚴仁英（1913-2017）看來，她的老師林巧稚之所以不結婚，是因為：
在舊中國，許多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的女校長，護士學校的校長，都保持獨身，因為在這些學校或醫院裡，都採用美國歧視婦女的做法：婦女一結婚，就毀了前途。不僅做住院醫師時，一結婚就有被開除的危險，此後任何時候，一個女醫生結了婚，就與教職無緣，只能到門診作一輩子示教醫生。也就是說，在事業與建立家庭之間，只能擇其一。林大夫是一位事業心極強的婦女，怎會放棄為婦女健康事業奮鬥終身的大志？在她那個年代，林大夫在協和醫院是唯一登上教授和科主任寶座的女醫生。這是她犧牲組織家庭為代價，換來的事業上的成就！她是資本主義歧視婦女政策的受害者。
林巧稚從協和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畢業時，已經28周歲，之後做了半年住院醫師，代理住院總醫師十個月，正式擔任住院總醫師一年多她就升為主治醫師，升遷速度在當時的協和醫院中極為罕見。事業的成功給了林巧稚更多追求事業的主動性和熱情。之後她前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倫敦大學醫學院進修，又赴奧地利考察，1933年歸國時已32歲，在那個年代，已然錯過了談婚論嫁的最佳年紀。
其實在那個年代，不管中國還是美國，女性醫護要想維持職業選擇，很大程度上都要付出犧牲婚姻和家庭的代價。即便到了1948年，費盡周折出國進修的嚴仁英，在美國紐約看到的仍然是：「那個長老會醫院的婦產科裡，只有護士、秘書和實驗員中有婦女，醫生中除了有兩位未婚住院醫生外，完全是男醫生的世界。」
近代中國很多護士不結婚，也有這方面的因素：近代西方醫學脫胎於基督教醫學，基督教文化對於近代西方的醫療文化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而自從南丁格爾時期開始，護士，尤其是女性護士，被寄予厚望以培養成純潔的代表。她們外表打扮得體，身著統一制服，舉止謙恭，品行端莊，恪守貞潔，絕不酗酒。護理的培訓與實踐融入了基督教的理念與儀式。由於其價值觀與具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價值觀相一致，護理成為一種高尚的職業。不允許從事護理工作的女性結婚，是當時西方世界的一種潮流，比如在加拿大，傳教士協會的女性護士一旦結婚也像在美國一樣，會被要求辭職，即便她們結婚的對象是在海外的傳教士也不行。
20世紀初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婦產科學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婦產科主任凱利（Kelly）曾說：「護士不僅是一個職業，也是一種召喚。你們的努力會使前面一扇打開的門更為敞開，廣大的民眾需要你們的幫助。醫生的功能在醫治病人，但是要使醫院成為一個乾淨、親切、服務的地方，則是護士的職責。你們的任務是神聖的，因此你們的制服也是聖潔的白色。」凱利本人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由於20世紀初協和的很多醫生都曾留學於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和醫院，凱利的門徒馬士敦、吳偉德(Arthur Waitah Woo)、伊士曼（Nicholson J. Eastman）、麥凱韋（John L. Mckelvey）都曾執教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所以凱利對於協和婦產科、外科，甚至護理學的影響都是很大的。而中國的女醫生選擇獨身，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無論在近代西方和中國，女醫都是醫生隊伍中的極少數，她們的職業技能頗受質疑，從醫道路艱難，壓力很大。為了證明自己，她們自覺不自覺、情願不情願地走上了獨身之路。而由於當時職業女性很少，女醫護們本身工作非常忙碌的情況下，她們很難有時間、也沒有機會找到互相欣賞的異性組建家庭。
從近代第一、二代女西醫護成長的經歷可以看出，女醫選擇獨身並不意味著她們漠視家庭、兒童與女性自身的問題。相反，婦嬰健康和福祉仍是她們著重關注和從事的事業，她們也主要是從女性特性來建構自己的職業生涯的。近代女西醫護群體的成長過程，反映了近代女子習醫的獨特性別意義。女子習醫被局限於婦產科、兒科、護士、助產士等特定領域，且醫治對象被限定為女性，這些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男女有別的性別規範。這種性別規範，也是近代中國女性的獨特職業文化。探究近代中國女西醫護的養成，我們或可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國女性走向職場和解放的艱難路途；對於近代中國女知識分子史的研究，也可提供一個重要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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