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sel
校對：LITCAVE工作室
配圖：online
01/ 疏漏式的謊言
許多文藝作品中都會出現測謊儀或者擁有檢測謊言能力的人，而面對這樣的人或者機器，我們的主人公通常都會想到一招來瞞天過海，那就是「疏漏式謊言」：描繪為真，但是遺漏了可供確認真相的事實關鍵。
在描繪疏漏式謊言之前，首先我們要討論偵探小說這種文學類型，本身它可以是一種類型文學，比如特別有一部分小說家就是專職創作探案故事的，但是同樣它同樣也可以是一種頗受文化人士喜愛的文學遊戲。宛若一場獵捕遊戲，作家設置文字機關和語言陷阱，而讀者則在這一場或長或短的遊戲中發掘一切文字設置的意義。
在皮埃爾的論述中，偵探推理小說都需要遵循隱瞞原則，其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規則：
一、真相在整本小說中必須隱藏得滴水不漏，真相必須等到小說最後幾頁才能揭曉。
二、真相被隱藏的同時，應能為讀者所察覺，甚至是擺在顯而易見的位置上。如果真相是與一些讀者無法認識的因素相關聯，如未知人物、隱藏跡象等，就不符合偵探小說的規範。這一點將此類小說與其他偵探小說區別開來。
美國作家威拉德·賴特（筆名為範·達因）作為推理小說創作者，同樣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提出了推理小說的二十條基本守則。其一是每部推理小說都有必要出現一具屍體，因為「缺乏兇案的犯罪太單薄，分量不足」；而其中第十五條便是指向真相隱瞞的方式問題：
「謎題真相在整部小說中必須清晰可見，可讓有銳利洞察之眼的讀者看穿。我的意思是，在案件大白之後，讀者若重讀一遍小說，會清晰地發現，破案的關鍵始終擺在他眼前，所有線索也無一不指向同一名兇手。如果他跟偵探一樣聰明的話，不必等到最後一張就可以自己破案。」
正如魔術師一般，用障眼法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並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迅速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不過，偵探小說的創作者可能更為「詭詐」一些，他們會用文字構建畫面和場景，儘可能地給你過多信息，讓你在信息流中迷亂，抓住不真正的線索，又或者會給你相對少的信息，讓你只能去猜測一些內容。
而這裡面涉及的技巧和文學手法就成了展現小說家功力的地方。當然這些所謂的技巧也特別容易成為大眾口中的俗套陳式。
就比方說契訶夫在談論自己小說創作時，提到了一個準則，如果作品第一幕描繪了壁爐上掛著一把槍，那麼第二或者第三幕，槍就一定要響，不然它就不應該掛在那裡。這個準則被後來者概括為「契訶夫之槍」，但是很多時候這條準則被濫用，比如好萊塢大劇永遠都有個準則，那就是一旦出現直升機，那麼它就一定會在某個劇集的某個時間點墜毀。
當然作家也常常遭遇這樣的難題，倘若作為障眼法存在的文字多了，作品就會變得平淡而累贅，而倘若裡面的技巧轉折太過密集，反而又會讓人覺得過於刻意。由此現代作家常常會選擇創作社會推理，從而避開這一技巧難題。
而阿加莎的《羅傑疑案》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它的敘述者就是大眾最後確認的兇手。所以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兇手的自白書，所有的犯案過程都在主人公的敘事中呈現，只是疏漏了最關鍵的具體行為，從而使得罪犯得以在讀者眼皮底下犯案，而不知道劇情的讀者讀到最後常會有一種被作者「騙」到的感覺。但是皮埃爾·巴雅在自己的書評中卻像讀者提出了那麼一個問題：敘述者的坦白真的可信嗎？
02 不可信的敘述者
歷史上有一個關於說謊者的悖論產生在公元前6世紀，當時克利特哲學家埃庇米尼得斯說了一句令人十分糾結的話，他說：我此話為假。然後如果他此話為真，那麼若需要符合話語本身的邏輯性，它必然與「埃庇米尼得斯所說的論述為真」這一假設前提違背。
然而假設埃庇米尼得斯所說為假，那麼埃庇米尼得斯的話就需要被判定為真，那麼就此與它本身陳述的內容又相違背。
這種自反性最終造就了一個類似烏比斯環的閉環悖論，結果因此變得不可知。而真相也就隱藏在了文本敘事之中，埃庇米尼得斯的論述成為了一種結構的文本原型，而它本身的事實反而不再具有任何具體意義。
這成了閱讀皮埃爾·巴雅《誰殺死了羅傑·艾克羅伊德》這本書評的前提。《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是阿加莎的成名作。
小說以一位名為謝潑德的鄉村醫生為敘事者，講述了一個「躲在敘述者身後」的罪犯的故事。而作為一位精神分析學者，皮埃爾·巴雅則從另一個角度向我們揭開了小說背後的另一種可能。
在評論中，皮埃爾·巴雅給了讀者的一個深水炸彈：如果謝潑德醫生作為敘事者擅長編織「疏漏式謊言」，那麼為什麼他的認罪是可信的呢？
對敘述者保持懷疑可以說是解構主義者們一種與生俱來的思維方式，甚至常常被歸類為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者，20世紀下半葉的先鋒福柯就首當其衝。他對於監獄制度、現代醫學以及文本敘事的質疑甚至一度讓自己成為了「恐怖主義知識分子」，而確實他的一些理論和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大眾對於一些根本性觀念和常識的懷疑，甚至引發了一些地方性騷亂，宛若《盜夢空間》裡柯布偷換了妻子的參照物。
回過來說，如果把阿加莎的《羅傑疑案》當作一本簡單由平面人物構成的偵探推理小說來看，或許我們會更單純地看到事物的表面。阿加莎讓人們自以為敘述者不會是殺人犯，從而將殺人犯隱藏在了敘述者背後，以一種新穎的技巧抽離這種「理所當然的信任感」，使得讀完小說後的讀者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但是懷疑主義者常常會有一種類似「槓精」的姿態，對原有的常識性認知進行批判，誰說偵探小說一定要在小說最後揭露真相，又有誰說敘事者只會欺騙讀者一次。
在這樣的前提下，巴雅提出了評論的核心問題：小說的兇手真的是謝潑德醫生嗎？
03 真相只有一個？
倘若整本書是謝潑德醫生的自白書，那麼是否有可能這本書只是一番為了掩蓋真相的謊言。
巴雅將《羅傑疑案》與她同時期創作卻密而不發的《帷幕》相提並論，質疑了波洛作為小說偵探的權威性，從而引申出《羅傑疑案》的另一種可能。
但其實把《東方快車謀殺案》與《羅傑疑案》做比較，反而會讓更有意思。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一群人動用私刑殺害了一個逃脫法律制裁的罪犯，而波洛雖然發現了真相，但是卻在主觀上協助隱瞞了事實。
如此，那麼在《羅傑疑案》中是否有這樣的可能：真正殺害羅傑的並非是謝潑德醫生，而是他的姐姐卡洛琳，但是為了隱瞞真相，他在自白書以同樣的說謊方式構建了自己兇手的身份？
在巴雅的分析中，謝潑德醫生似乎是一個性格上相對懦弱的人，而用匕首當面殺害羅傑似乎是需要一個冷血的人才能做到，比起謝潑德醫生來說，果敢的卡洛琳似乎更符合兇手的人選。
而且謝潑德醫生謀殺羅傑的動機只可能是弗拉爾斯夫人在死前揭露了自己被敲詐一事，而敲詐者正是了解弗拉爾斯先生死因（被夫人毒死）的謝潑德醫生。
弗拉爾斯夫人因為過多的壓力而自殺，並在留下了一封信給自己的情人羅傑，從而透露了這個敲詐者，並決意魚死網破。由此謝潑德醫生成為了擁有充足動機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小說卻從來沒有排除過另一人的犯罪嫌疑，那就是對村子裡發生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的卡洛琳。
弗拉爾斯夫人死前將信交給了送牛奶的人，而這一信息其實謝潑德醫生並不能掌握，反而是消息靈通的卡洛琳才能夠知曉。
此外，對於羅傑死前所描繪的爭吵聲，很難說不是卡洛琳潛入羅傑房間與其談判（因為她弟弟的敲詐事實被發現）的聲音，至於謝潑德醫生最後一章描繪自己行兇的計劃：
「一開始我沒打算用那柄短劍，當時我已攜帶了一把非常輕便的兇器。但一看到銀桌裡躺著的那柄短劍時，我立即想到，如果使用無法追查我頭上的兇器，自然是上上之策。」「我早已計劃除掉艾克羅伊德。一聽到弗拉爾斯夫人的死訊，我便相信她死前肯定已經將一切告訴了艾克羅伊德。」
但是小說闡述了所有的預謀，卻並沒有呈現真正殺人的過程，正如巴雅推斷的那樣，就算謝潑德真有可能有殺人的預謀，也會因為謝潑德醫生的心理素質以及他對謀殺行為的懷疑而抉擇不定，而卡洛琳很有可能發現了弟弟的行徑而決定代為行兇，最終殺害了羅傑。
小說中的諸多描述如果按照波洛的解釋或許行得通，但是如果把卡洛琳放進去，其實可能性也同樣存在。
而且巴雅在論證過程中同樣對波洛的推斷提出了兩個疑點：第一，其實謝潑德醫生自始自終都沒有親口承認自己犯案，而是用同樣「疏漏式的語言」在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想像；第二，對於案件中關鍵的羅傑死亡事件和自動錄音機的設置，不一定符合波洛的想像，也有可能是謝潑德為了保護姐姐迎合偵探的妄想從而將自己構建成罪犯。
作為精神分析學者的巴雅又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阿加莎對小說人物的塑造。可以說卡洛琳這個似乎消息通天下的人物自始自終都沒有被懷疑過，這個「疏漏」或許正暗示了小說真兇的指向。
而且，在巴雅看來，正如《帷幕》中波洛同樣利用謀殺案來「指責」自己的好友黑斯廷斯，並諷刺性地強迫對方承擔道德羞辱，強迫他人自殺。在《羅傑疑案》中，波洛也正是那麼對待謝潑德醫生的。
在巴雅看來，偵探本來就是憑藉「理性推斷」構建犯罪事實，可以說是在話語（discourse）中將人置於死地，而謝潑德醫生可以說正是波洛所施展的這種語言暴力的受害者。
所以正如他所說，如果謝潑德醫生並非是兇手，而是波洛語言暴力編織下的受害者，那麼整個偵探小說的文本就會呈現另一番的模樣。整篇小說就成了另一樁犯罪敘事，作為受害者的謝潑德醫生反過來陳述「自己成為波洛的殺害性妄想的犧牲品」。
如此，《羅傑疑案》也不再會是大多數人所讀到的那本偵探小說，反而成了一部描繪精神殺人案的黑色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