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呼延雲
「春神的聲音無跡可尋，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寒冬和戰後在街上叫賣報紙的報童。維也納森林的傳說湮滅無痕，古董八音盒裡的傳奇永遠失傳……是屠殺猶太人的瓦斯房結束了這一切，在這美麗的藍色多瑙河上。」
美國偵探小說大師埃勒裡·奎因在《九尾怪貓》中，他將對邏輯推理能夠獲取真相的質疑發揮到了極點，那個年輕氣盛、滿臉笑意，有著運動員身材的名偵探，終於變成了鬱鬱寡歡、目光憂愴、對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感的中年男。他站在被稱之為「第二次冰河期」的歐洲，看到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大幕漸漸落下：從對詭計和邏輯的迷戀與追逐，到對犯罪背後的複雜社會原因的深刻反思——夢醒了，路已轉向。
《新京報·書評周刊》B01版～B08版專題《暗與光的博弈——推理小說特輯》。
二戰之前的偵探文學
在偵探小說誕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現實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背景」而存在。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學類型的產生和盛衰都與其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偵探小說也不例外。如果沒有兩次工業革命對科學技術的推動，沒有資本主義現代司法制度的完善，沒有十九世紀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的確立，那麼很難想像偵探小說會橫空出世。
同時應該看到，就其本質而言，偵探小說是一種以解謎為核心的類型文學。從愛倫·坡、威爾基·柯林斯到安娜·凱薩琳·格林，雖然在作品中多少反映了一些歷史和現實，但這些質素完全是作為謎案發生的背景而存在的。這一點直到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系列小說出現時，依然沒有質的改變。在柯南·道爾的筆下，畸形繁榮的城市、陰冷閉塞的鄉村，在每個短篇中得以碎片化的呈現，完全可以拼接成一張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浮世繪，但作者無意對犯罪的深層動因進行探索，而是將筆觸更多地著力於小說的謎團、懸念和解答上。
隨著長篇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到來，偵探小說在風格流派、敘事模式和詭計設置方面，猶如火山噴發一般創意迭出，但從整體上看，其成就主要集中在設計複雜謎團或用嚴密邏輯破解謎題上，藉此將偵探小說的娛樂性和趣味性不斷升級。著名作家和評論家朱利安·西蒙斯說：「那個時代典型的偵探小說都遠離暴力的現實，受害者、謀殺、調查都是象徵性的、形式上的，小說主張社會穩定以及惡有惡報的必然結果。」換成英國偵探小說作家多蘿西·L·賽耶斯的話就是：「偵探小說是遁世文學。」
直到無世可遁為止。
二戰摧毀的不僅僅是繁華的城市、萬千的生命和舊有的秩序，與那些一起化為廢墟的，還有古典偵探小說賴以生存的舞臺。種族滅絕和大屠殺這樣看似毫無邏輯的可怖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在奧斯維辛以後還有什麼犯罪是「不可能」的？「社會階級構成和宗教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小說中的假設看起來十分荒謬，世界巋然不動這一假象無法再維持下去」。在人們談論黃金時代的結束時，似乎總是把根源歸結於想像力的匱乏，其實不然，喪鐘早已敲響，人們曾經以為掩住耳朵就不會擾醒美夢，於是它敲了兩次。
《漫長的告別》，（美）雷蒙德·錢德勒著，姚向輝譯，讀客文化|海南出版社，2018年9月
傷痕累累的名偵探
在本該大顯身手的新時代，偵探小說家和他們的偵探們不約而同地陷入了集體焦慮。過去偵探們的對手只是一兩個狡猾的兇手，而現在，他們將要鏖戰的是整個黑暗世界，與不可名狀的敵人進行西西弗式的纏鬥，有勝有負甚至以慘敗告終。
菲利普·馬洛從一出場就因為違抗上司命令被開除，在辦案過程中經常被人揍個半死；馬修·斯卡德在戒酒與酗酒間反覆糾葛，痛苦不堪；巴德·懷特十六歲時目睹母親被父親用千斤頂砸死；哈裡·博斯參加過越戰，「地道老鼠」的可怖經歷成為困擾他一生的精神創傷……這些偵探失去了福爾摩斯和波洛時代的優雅，在現實中處處碰壁，狼狽不堪。他們很少有前輩們神乎其神的推理，破案靠的是不辭辛苦的走訪、深入虎穴的調查和突然揮出的鐵拳。然而也正是這樣的創作風格，使偵探小說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生機。
如果說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是繪畫，那麼這一時期的偵探文學更像是解剖，殘忍、冷酷、血腥——但它們更接近真實。每一次辦案的過程都是對案件背後的病態社會的一次揭露。麥可·康奈利的《血型拼圖》寫退役警官麥凱萊布接受心臟移植術後，發現捐獻者竟然是被謀殺的，於是他一邊接受治療，一邊走訪調查：警局內部的互相傾軋、銀行保險業的欺詐虧空、司法系統的潛規則、還有讓兇手有機可乘的醫療資源稀缺與監管漏洞，一一得以展現。它們不再是故事的背景，而像隧道之於火車，是罪行得以暢行無阻的關鍵因素，偵探在尋找真兇和真相的過程中，必須不斷突破這些因素織成的羅網，還要支撐自己那虛弱不堪的病體——這其中的深刻隱喻，相信每一個人都會領悟至深。
「偵探小說作家需要更多地關注生命而不是死亡——多考慮人類的思考、感覺和行為，少去考慮如何弄死他們。」美國作家菲利普·范·多倫·斯特恩的這番話，恰是危如累卵的時代賦予創作者的深刻反思。
《理由》，（日）宮部美雪著，陳寶蓮譯，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1月
日本社會派：應時而出的「為人生」
戰後的日本，偵探小說得以復興，包括橫溝正史、高木彬光、鯰川哲也等人在內的一批優秀作家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在他們的筆下，雖然也有童謠殺人、密室、暴風雪山莊等傳統的本格「符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對犯罪動機的闡釋上遠比黃金時代的歐美作品詳盡，部分篇章已經隱隱顯現出社會派的雛形，這與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和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的輸入密切相關。與此同時，日本經濟的畸形發展，也將政商勾結、貧富分化等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暴露出來。普遍平等的價值觀和強烈不平等的現實世界，最容易激發出革命性的文藝思想，也正因此，松本清張和社會派應時而生。
從戰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是日本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時期之一，社會派作家們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砂器》描寫底層試圖通過攀附權貴進入上流社會而終告失敗，表現了日本階層的固化；《海的牙齒》影射發生在熊本縣的「水俁病事件」，描寫政治腐敗和工業汙染導致的生態災難；《人性的證明》講述侵略戰爭帶給日本普通民眾的悲劇命運，而這樣的命運還要在青年一代無限延續……如果說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法國十九世紀的「社會百科全書」，那麼松本清張、水上勉、森村誠一等社會派作家的作品，堪稱全景式的日本斷代史。
歐美偵探小說對社會現實的表現，往往是在劇情的推進中一帶而過，很像是電影或電視劇，人物與背景處於同一個平面，而日系社會派推理的表現手法要複雜得多，更像是舞臺劇，背景的陳設與變化有相對的獨立性。以後期創作風格轉向社會派的高木彬光的《破戒審判》和《白晝的死角》為例，前者講述等級和種姓制度之惡，後者對金融詐騙的手段極盡揭示，而二者也都用大段的篇幅專門講述日本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漏洞，並加以批判，雖然未免冗長，但鞭辟入裡、發人深省。
社會派的全盛伴隨著日本七十年代末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而告終。偵探小說的娛樂性被重新喚起，對這一類型文學本質的探索，對社會派過分強調寫實主義的批判，都預示著新的文學浪潮必將來臨，當然，就在這一名為「新本格」的浪潮中，一位屢敗屢戰的名叫東野圭吾的年輕作家，也在尋找著「後浪」的另一種可能……文學即人學，文學反映的終究是人在時代中的命運與悲歡，社會現實於偵探小說猶如海岸之於海水，所有看似揮手自茲的退潮，終將迎來波瀾壯闊的皈依，更加印證了潮汐的規律，就像雷蒙德·錢德勒在《漫長的告別》裡說的「一些人在不斷地逃遁，另外一些人在拼命地追趕」——這也正是偵探小說的當下和明天。
作者 宮子
編輯 張進 張婷 徐偉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