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元年），死於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廣川人。
「董仲舒把儒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是儒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為發展儒學做出巨大貢獻。」確立儒家思想在我國悠久的封建社會歷史中的正統地位，董仲舒功不可沒。但他對儒學的繼承和發展卻是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進行的，「子不語怪、力、亂、神」一直是先秦儒家人文主義的重要傳統，而董仲舒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今天讀來猶如神話傳說，有著強烈的神學色彩。
大一統
經常有人問：從面積來看，歐洲和中國差不多大，為什麼歐洲不能像中國一樣長期保持統一呢？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個人的奇思妙想，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選擇過程，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價。期間也曾有過多種嘗試，但都以失敗而告終。秦始皇一統天下，但那個時候，對「統一還是分封？」這個問題仍然有不同的意見。項羽在滅秦之後，就分封天下，自己去做西楚霸王了，他沒有一統天下的興趣和欲望。劉邦晚年四處奔波，不得清閒，則是忙於平叛，同分裂勢力們做鬥爭。而真正完成統一任務、統一的思想深入人心，從而奠定中國歷史基本框架，是到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期。
漢初實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經濟發展很快，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在景帝時代出現了吳楚七國之亂，統一的國家一度面臨分裂的危險。為鞏固集中統一的政權，防止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支持統一的政治人物和思想家努力尋找出路和方法，董仲舒就到儒學經傳中尋找統一的根據。
《春秋》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當時注釋《春秋》的書，主要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董仲舒的春秋學屬於公羊派，其特點是特別重視大一統。董仲舒根據《公羊春秋》的記載，提出了「大一統」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所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是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
董仲舒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迷信思想結合起來，強調皇帝的絕對權威。他對《春秋》中「春王正月」的說法給出了主觀的、神秘的解釋：「春」是天的意志，所以應該放在「王」的前面，「正」是王的作為，所以放在「王」的後面。因為皇帝是「天」的代言人，所以君權是神聖和至高無上的，一切權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其統治萬民的權力不可違抗。
為配合政治上的大一統，董仲舒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人的思想。他在《天人三策》中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只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而思想應該統一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這樣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才能維護和鞏固政治的統一。
董仲舒在當時提出了尊儒的主張，班固在為漢武帝做傳記時說了八個字「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後來人們在班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說法。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之後，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漢代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
董仲舒提出來的尊儒的思想，從正面來看它對我們國家的穩定，對中華民族的統一，貢獻極其之大。中國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始終沒有出現大的分裂，而且多民族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整體，與儒家思想長期地滲透於中國人的思想之中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天人感應
如何才能讓人民自覺地服從大一統的統治？董仲舒利用先秦以來的天道觀，提出了「天人感應」論，在他看來，「天」是至高無上的神，「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是有意志的，比如，春夏秋冬四時的運行就是「天志」的表現，「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
天的根本特性就是德，以德為本，而德的根本觀念就是「仁」，「天，仁也」。因為仁慈的德性，所以天才會有目的有意識地產生了萬物和人類。天創造萬物是為了人類，「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而創造人類是為了實現天的意志。
天要生養萬物，這是陽的作用。陽氣，是天志的積極方面，是天的恩德。殺，是陰的方面，是天刑罰的表現，「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陰陽二氣分而成為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比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間相勝」：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五行相生相勝，終而復始，循環不止，由此而生萬物。所以，萬物統一於五行，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
天人同類。馬斯克說：人類可能生活在一個巨大且先進的計算機遊戲中。生活在遊戲中的人們有更多的隨機性，而董仲舒的「天」在創造人和萬物的時候則是嚴密的、一絲不苟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認真分析、論證「天人同類」的觀點，很多地方甚至到了牽強附會的程度。他說「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類天也」，所以人是天的縮影，是天的複製品，這叫「人副天數」。
「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暝，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身體好像上天一樣，數目上與天相匹配，所以命運和上天相連接。上天用滿一年的數目，成就人的身體，所以小的關節有三百六十六個，與一年的天數相符合；大的關節有十二個，符合一年中的月份數；身體內有五藏，符合上天有五行的數目；軀體以外有四肢，符合四季的數目；人忽而睜眼，忽而閉眼，符合白晝和黑夜；有時剛強有時柔和，符合冬天和夏天；忽而哀痛忽而快樂，符合陰陽二氣；心中有想法，符合上天的思慮安排；行為有倫理，符合天地的仁德。
人與天不但從形體上來看一樣，而且人的感情意識、道德品質也是來源於天。「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天有暖晴，人有好惡；天有春秋冬夏，人有喜怒哀樂。
天人感應。人和天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特徵，這就證明了人與天是合一的，天與人可以互動。既然天創造人是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那麼如果人違反了天的意志，必然引起天的震怒，出現各種災異，以示譴告和懲罰。
這種相動、相應的現象不僅表現在天人之間，更表現在社會政治與國家興亡之中。具體內容有三個方面：符應、祥瑞、災異。所謂「符應」，指的是受天命為王而出現的特殊象徵。受命之符非人力所致，表明君權天授，體現了天命的神聖性和支配性，同時也表明君權的合法性。董仲舒認為「新王必改制」，新王要順承天命而興改制之事。他提出「三統」「三正」的說法，解釋各個朝代的興亡。所謂「三統」就是黑統、白統和赤統。比如，夏王朝是黑統，商王朝是白統，周王朝是赤統，夏以寅月（農曆正月）為正月，商以丑月（農曆十二月）為正月，周以子月（農曆十一月）為正月，三者依次循環，改朝換代。在改朝換代時，必須在曆法制度禮節上有相應的改變，「改正朔，易服色」，以便「順天志」。
「祥瑞」與「災異」明顯帶有濃厚的神學色彩，主要表現在天通過與君主的感應，以祥瑞或災異的形式體現天意對君主的賞善罰惡。董仲舒認為，人君為政應「法天」行「德政」，在《春秋繁露·王道》篇中，他大力論證君主行為與自然災害之間的內在聯繫。「王正，則元氣和順」，君王行為端正則天降祥瑞；「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君王如果違反天意，天就會出現地震、山崩、洪水等災異現象加以警告，使其覺悟，如果不省悟，就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他說：「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者。」
不但天的災異能夠影響人，而且人的行為和精神活動也能感動天。「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在遇到災難時，要多行善事，就可以免除災難。出現了災異，統治者如果能夠體會上天的意志，主動去減輕人民的徭役賦稅，就可以順利度過災難。
董仲舒對《春秋》記載的大量天象變化和自然災害，都用天人感應的理論進行了全面的解釋。他說《春秋》的用意就在於「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可謂用心良苦，期望利用「天人感應說」來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一方面，告訴百姓，是上天給了人們一個最高權力的「君主」——皇帝，可以代天實行人間的賞罰。
「王者承天意而行事」，君權神授，所以百姓應該服從。另一方面，告訴皇帝，天是為了人民而立的皇帝，如果皇帝能使人民安樂，那麼天就讓他當皇帝，做自己在人間的形象代言人和執行者；倘若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損害了天的尊嚴和形象，就要收回「代理權」，企圖以此制約王權的無限膨脹。
客觀地說，董仲舒的「災異說」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君權，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意義是深遠的。但是，這套「天人感應」的政治哲學不可能起到完全限制皇權的作用，碰到「二青」皇帝有時還很危險，董仲舒晚年，位於遼東的高祖廟和長陵高園殿發生火災，他以災異附會，幾乎被漢武帝下死獄，「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德主刑輔
每一個獨裁皇帝其實內心都是喜歡法家那一套東西的，即便在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也是如此，所謂「陽儒陰法」就是這個意思。
西漢王朝初期雖然奉行黃老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實質上仍因襲秦制，以嚴刑峻法統治人民。特別是漢武帝，更是好法術、刑名，重用酷吏，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
為了緩和統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董仲舒主張德治，以儒家的禮義仁德來限制對人民剝削，革除秦時的弊政。他說，這猶如壞的很厲害的琴瑟，必須解弦更張，重新製作，然後才可以彈，這種政治上的變革叫做「更化」。
作為一個國家政權，強調德治、強調仁政的同時肯定還要運用刑法，所以如何處理「刑」與「德」的關係一直是一個問題。孟子主張「仁政」，韓非偏重「法治」，董仲舒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陽德陰刑」說。他說，「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
在政治上，董仲舒提出要實行禮義，重視「教化」，多行德政而少用刑罰，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在經濟上，董仲舒提出「調均」的主張，限制私人佔有土地的數額的主張，限制豪強兼併土地，不允許官吏與百姓爭搶利益，鹽業、金屬業都由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斬殺的威嚴，降低賦稅，減少徭役，讓人民休養生息，減少民力消耗，力圖縮小貧富差別，協調社會矛盾。
人們從失敗的教訓中獲得的東西往往更多。秦二世而亡，給董仲舒他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記憶，他認為，嚴刑峻法，不能給統治階級帶來穩定的統治秩序，夏、殷、秦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就是「無道」，也就是實行暴政。董仲舒說：「且天之生民也，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因此，明君治理天下就應該「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遵循天道，實行仁義德治，使人民更好的安居樂業。
漢初統治者在思想上奉行黃老之學，對於學術思想採取寬容開發的政策。漢初的百家爭鳴使得社會上各種學術思潮極其活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而到漢武帝之時，漢朝已然具備了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最高統治者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上摒棄主張清靜、無為、保守的黃老之學，轉而找到一個更符合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積極有為的官方哲學。
董仲舒哲學體系的基本線索是「奉天而法古」，一方面在「奉天」，即法於天道，天道是人道的根據。另一方面在「法古」，即法於春秋之道。「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董仲舒建構的龐大的新儒學體系，解決了漢武帝關心的一系列理論和現實問題，為統一的皇權專制統治創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論，適應了封建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大一統的歷史潮流趨勢，其為中央政府所採納、成為官方哲學是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