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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國末的楚江陵到西漢初的漢長沙，馬山楚墓和馬王堆出土袍服都應該是深衣的快速流變過程中的一個剪影。 然而，上衣下裳分裁連屬的深衣式袍服不是中原地區特有的服裝款式。在西域民族當中，也有著類似的樣式。並且，部分西域服裝的袖口也是斜裁縫製，與中原服裝的斜裁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更重要的是，西域民族服裝也沿襲著「十」字型平面結構中華一統的文化特質。
遠在周代，絲路上就有貿易往來。漢武帝時期，繼張騫出使西域後，絲綢之路進一步開通。在絲路上往來的不僅僅是物質形態的貨物商品，非物質形態的裁、縫等技術也籍絲路得以交流和傳播。但是這種技藝流傳到不同的地區後，便結合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具有更強的實用性和地域性，比如袖口緊窄、下擺寬大等與當地自然地理環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相適應的結構特徵。如新疆蘇貝希古墓出土的一件毛織面料男子內衣，在結構上，除了衣身是用一整塊面料對摺裁成之外，挖領口和裝領方式都簡單直接，像是兒童的摺紙遊戲。側縫處加縫的三角使得服裝下擺寬大，便於騎射和勞作。小袖口既保暖又方便行動。
這些都是與西域民族生活的自然地理條件和遊牧的生活方式相適應而形成的結構特點。而整體的剪裁方式、完整的「十」字結構形式與中原的服裝並無不同。將先秦兩漢時期中原與西域服裝剪裁結構加以比較，會發現一脈相承的大中華傳統服裝文化特質。雖然在面料幅寬一定的情況下， 中原人民與西域人民都選擇了「十」字的裁剪方式，但中原漢民族寬大的服裝注重的是道德禮儀功能，表現出物產豐富的農耕文化特徵，而西域的民族服裝地域性和實用性表現出他們的遊牧生活方式和強烈的節儉意識。
中原漢民族的服裝完全利用面料幅寬來拼接，這樣成衣後袖子的接縫位置與款式上衣身與袖子的分界並不一致，呈現出一種模糊的整體包裹身體的狀態；而西域的服裝，雖然同樣是利用面料的幅寬，但是袖子的接縫位置和衣身與袖的分界位置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清晰而肯定，呈現出的是服裝分別包裹四肢和軀幹的著裝意識。分別包裹四肢和軀幹，是北方民族服裝結構特點，有別於南方的纏裹寬衣。西域地處偏僻，物資不如中原豐富，節約的意識更加強烈，細部拼接較多，就是這種節約意識在服裝上的具體表現。但無論怎樣，「十」字型的平面結構並沒有改變，它們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一直延續著。
先秦兩漢時期雖然離我們非常遙遠，但是透過這些曾經深埋地下而又幸運的重見天日的歷史碎片，還是能夠隱約感受到春秋戰國的活力與騷動以及漢代的雄渾和凝重。深衣式的袍服，在東漢之後，慢慢地被上下通裁的袍服所取代。這種上下通裁的袍衫在繼漢代之後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都很多見，並且一直延續到宋元時期。由於沒有了上衣與下裳的拼接，「十」字型平面結構變得更加簡約、規整，對面料的利用更加充分。經過漢代大一統時期服裝的包裹纏繞狀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服裝邁向具有蒼涼意味的豪放大氣。
到了唐代，這種大氣變為一種曠世的恢宏、大方與包容。隨著盛唐的沒落，輝煌大氣被宋代的含蓄內斂與持重所取代，服裝平面「十」字結構更加規整、理性，去零歸整結構的表現達到極致。宋遼金元是一個民族紛爭不斷的時代。少數民族政權元朝的建立，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豐富了中原本土的衣飾文化，考古發現也是中古後期最豐富、最典型的時期，文獻成果也是最值得做跟進研究的。宋代服裝延續了前朝服裝褒衣大袖的寬博狀態。下擺施橫欄的圓領袍衫是宋代男子的常見服裝。除此之外，宋代還有一種為男、女共用的服裝款式：直領對襟、下擺兩側開高衩的褙子。與褙子類似的直領對襟服裝，有半臂、背心，也是宋人不分男女都喜穿用的服裝。
無論款式多麼豐富，宋代服裝在結構上，多採用中心破縫、兩袖接縫的結構形式。由此，華服「十」字型平面結構的經典形式被確立下來，直到民國初年。宋代的直領對襟衣以福州南宋黃異墓出土服裝最具代表性。黃異墓出土了大量直領對襟的袍衫，且保存完好，廣袖和窄袖都有，皆單層縫製。具體款式為：直領，對襟，加縫衣領，襟上無紐襻或系帶，兩側腋下至底擺開衩，長此墓葬出土的袍衫款式基本相同，剪裁方法相同，結構類似，因而我們只分析其中的一件紫灰色鑲花邊窄袖袍。根據文獻所提供的信息，進行放樣對結構圖進行復原：衣身連袖共用兩個布幅，將兩個布幅正面相對上下疊好，對摺長度，根據設定尺寸剪出「個」型輪廓線(袖底連側縫線)。再沿對摺線剪出領寬。打開前後身，剪出斜向門襟線。
然後比齊衣身剪出接袖，最後配上長方形領子。它的裝領方法非常簡單，好似摺紙一般，透著一股清新、拙樸的原始氣息。總的看來，這件袍服的結構很完整。整個衣身就只有後中心和兩個接袖縫的分割，並且袖子和衣身沒有明顯清晰的分界，而是渾然一體。剪裁方式直接、簡潔，整個「十」字形結構散發著成熟、幹練的魅力。這和先秦兩漢斜裁、拼接複雜結構形成鮮明對照，結構的簡約之風很像宋瓷之韻成為華服經典。
參考資料《中國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