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將封建帝制文化傳統演繹到了極致，是中國兩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從朱元璋到朱棣時期，是明王朝的大發展時期，大明勵精圖治，開疆拓土，經濟全面恢復。到了朱高熾、朱瞻基時期，史稱「仁宣之治」，綜合國力在亞洲乃至世界都首屈一指。開國以來，經歷了5位皇帝，就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與明帝國高度重視人才的培養是分不開的，而人才培養的重要標誌就是明代學校的興盛。《明史》稱，「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之所以明代學校盛況空前，也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明朝建國初期，因連年戰亂，官多缺員的問題十分嚴重。為了彌補這一缺口，保證國家正常運轉，明朝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而人才培養主要依賴的就是官辦學校。
朱健所著《古今治平略》稱，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
為了廣納賢才，明朝在中央和地方大力興辦學校，學校主要包括學官和學生兩個群體。在中央的學校被稱為國子監，是當之無愧的全國最高學府。學官有祭酒、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典籍、掌饌等。祭酒相當於校長，總理政務及教學之事。學生包括舉監、貢監、蔭監、例監、夷生、俊秀生。地方各府、州、縣學設有教授、學正、教諭等學官，學生從「童生」中選拔，考核優秀者可以入學，通稱「生員」。
頂級的師資
明朝對學官的遴選是非常重視的，《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稱，「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其職。」許存仁、魏觀、宋訥等德高望重之人都曾擔任過祭酒。《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稱宋訥，「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自檢，撫士恩義並至。恆寢食堂廂房，不休沐私第。訥切訓教，不遺餘力……能躬修教率，規繩整肅，故其時國學人才卓有可觀。」正是因為國子監聚集了如此多的名師碩儒，他們治學嚴謹，率先垂範，這裡才成為了明代學子競相追逐的象牙塔。
同樣，明政府對地方學校學官的要求也很高，明朝科舉制度施行後的第二年，《萬曆重修會典》有記載，「以會試下第舉人俱授學正、教諭。」從此，落地的舉人就成為了地方學校學官的主要來源。《明太祖實錄》記載，孔子的後裔孔鄂「以鄉貢舉人會試，中副榜第一，當授教官」。
優秀的生源
能夠進入國子監的學生都稱作監生，主要生源來自會試落地的舉人和從地方學校選拔出來的生員，其餘學生包括達官顯貴的子弟，留學生及少量捐資入學的學生。這其中以舉監和貢監中的選貢生最為優質。永樂年間，凡會試下第之舉人，令翰林院錄其優秀者入監讀書，準備來年再考。選貢則是在地方生員中經層層考試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明史》稱，「選貢多英才，入監課試輒居上等，撥歷諸司亦有幹局。」據《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六年監生達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國子監儼然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學府。在地方，學生的選拔也是有一套嚴格流程的。《明史·選舉志》稱，「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
嚴格的學規
管理著這麼多學生，明代學校的學規是非常嚴格的，對學生的品德、言行、生活習慣、學校紀律，學業內容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皇明太學志》有記載，「生員應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凡坐堂生員務要禮貌端嚴，恭勤誦讀，隆師親友，講明道義，互相勸勉為善。」「每月務要作課六道、本經義二道、四書義二道、詔、誥、章、表、策論、判語、內科二道，不許不及道數，仍要逐月作完送改，以憑類進，違者痛決。」
對學生的考核也是異常嚴格的，明代國子監教學分六堂，正義、崇志、廣業三堂為初級，修道、誠心二堂為中級，率性一堂為高級。根據學生的學識的高低，編入各堂學習，逐級遞升。待升至率性堂後，便採取積分法，通過考試累計學分的方式來決定是否畢業。《明史》記載，「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如有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
這種考核制度類似於今天大學的學分制，學分修滿方可畢業。不同的是，在當時官員匱乏的年代，順利修滿學分的就可以做官了。
在實踐中培養人才
明政府深諳教育學生的目的是為帝國培養治國能臣，讀死書，死讀書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實踐才是檢驗人才的唯一標準。
洪武五年，明政府創立了監生歷事制度，洪武時期，選拔歷事的監生以「年長」和「學優」為條件，《明太祖實錄》稱，洪武八年命御史臺選「太學諸生年長學優者」分教北方各郡。監生歷事涉及的部門非常廣泛，如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具體內容包括謄寫題本奏章、清理黃冊、書寫誥敕、清查檔案等。
《明史》稱，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明政府制定了考核的辦法，由歷事的衙門即用人單位進行考核，給出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和姦頑四等。《明會典》稱，「勤謹者送吏部附選，仍令歷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平常者再歷，才力不及者送監讀書，奸懶者發充吏。」
這一套完備的監生歷事制度的設計，既緩解了明政府官員不足的問題，又從中發現了未來的人才，可謂是一舉兩得。
學而優則仕
唐、宋之時，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基本是獨立的。參加會試的人，只需經過從鄉到州的層層選拔，而不必一定出自學校。在明代，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是一脈相承的，
《明史·選舉志》記載，「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入學成為了走向仕途的必經之路，科舉必由學校，將相皆由科舉，學校培養了人才，人才也成就了學校。
到了明朝後期，靠納粟納馬入學的人越來越多，學校生源的質量大打折扣，學風敗壞，這也間接動搖了明王朝統治的根基。明朝初期的學校正是因為配備了頂級的師資，擁有著優秀的學生，同時打造了一套系統的人才培養制度，才出現了一大批國家棟梁，如內閣大學士宋訥、胡儼，尚書李敬、陶凱、樂韶鳳，侍郎謝鐸等人。可以說，基於學校的人才培養體系是大明帝國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明帝國可以馬上得之，但不能馬上治之。教育才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
來源：大國人才
【來源：江西組工微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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