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幻想狂劉先生，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家，作家、自由撰稿人，著有《劍豪時代——文藝復興決鬥史》、《從殺人之刀到活人之劍》等。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謝絕轉載。
一、武士之國的錯覺
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特別是中國人和美國人，這兩個在二戰中與日本作戰的兩個最主要的國家的國民，談到日本帝國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系列軍事擴張活動時，幾乎是條件反射式的將其與「武士道」聯繫在一起，前者的看法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代表，後者則因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與刀》而幾乎成為世界範圍內公認的定論。
中國視武士道為日本侵華的思想根源，美國則以相似的態度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民族性格改造工程，戰敗的德國人和日本人成了美國人手中的白鼠，美國人以「從精神和氣質上斷絕軍國主義根源」為指導思想，對二者進行了一種有趣的「文化閹割」，前者永遠的失去了東普魯士這塊發祥地，以及一切與普魯士相關的地名。後者則失去了約80萬把日本刀（包括繳獲的軍刀和民間刀劍），並被禁止一切與武士有關的體育活動如劍道直到1954年。
美國人對日本軍刀格外重視，收繳約80萬把，精選了3-5萬把帶回美國
然而，當那本著名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問世十年之前，比利時法學家De·Lavilla詢問該書作者新渡戶稻造日本是如何進行道德教育的時候，新渡戶稻造承認自己當時並未意識到日本有一種叫作「武士道」的道德傳統，或者說，他並不認為武士道是當時可以代表當時日本大部分國民道德特徵的一個體系。很顯然，新渡戶稻造是在與西方的接觸中才逐漸產生了「武士道即日本國民道德準則」這一概念，他在《武士道》一書中，有意無意的將武士道與西方的騎士精神進行並列的比較，使日本人在道德和人格上與當時的西方人獲得了相對平等的地位，並且使這一點為許多西方人所接受，當涉及西方人難以理解的諸如「孝」之類的概念時，他便故意避而不談。
1932年奧運會馬術金牌得主西竹一男爵，他被西方人幻想成完美的武士形象
這不僅使日本在明治時代「脫亞入歐」的進程中異常順利，即使在因為九一八事件而使日本備受排擠的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上，也有超過10萬名美國觀眾為日本軍人西竹一男爵歡呼，因為後者表現出了為西方人認可的某些特質。1944年西竹一大佐困守硫磺島時，美軍依然試圖以騎士精神為感召使他有尊嚴的投降，但後者卻仍以武士的方式自殺。可見新渡戶稻造為西方人營造的這種文化相似論的錯覺相當成功，然而實際的情況卻顯然並非如此。
西竹一男爵的兒子西泰德男爵參加紀念硫磺島戰役的活動，在「西大佐戰死碑」前講話
二、涇渭分明的兵與農
「武士」作為一種職業或一個階級，可以追溯至平安時代，然而在江戶時代之前，武士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只是一些相當模糊的概念，即使在武士階級內部，這些模糊的概念也不是被公認的準則。
這並不難以理解，在互相殺伐的亂世，很難想像有什麼道德準則能夠得到較好的執行，正如基督徒頂著教皇的詛咒開心的射爆對方（教皇英諾森三世在1139年頒布敕令，禁止基督徒以弓弩自相殘殺，違者下地獄），武士們除了對領主表示出忠誠之外，在多數時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道德準則可言，特別是他們將自己的行為方式實踐在農民身上時，往往導致後者十分悲慘的境遇，黑澤明的電影《七武士》裡借農民出生的假武士菊千代之口，說出了武士和農民之間這種激烈的矛盾：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麼，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麼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麼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落敗的武士搶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麼辦，他們應該怎麼辦。」
黑澤明借假武士菊千代之口，說出了戰國的亂世中武士和農民勢同水火的關係
在這種激烈的經濟衝突之下，武士階級完全沒有動機將自身的道德體系加諸於農民身上，正如獅子沒有理由去教化羚羊，羚羊也不可能認同獅子的行為準則，後者也不可能接受前者的「教化」。
三、武士之道的下沉
真正的變化出現在安土桃山時代末期到江戶時代這個階段，由豐臣秀吉開創的士農工商「四民」制度被德川家康繼承和完善之後，農民把貢租繳納給藩主，藩主再以俸祿的形式將貢租分配給武士，戰國時代那種兵荒馬亂中的暴力劫奪消失了，農民和武士幾乎完全脫離了經濟上聯繫，雙方在戰爭中那種勢同水火的關係也得到了緩解。在整個江戶時代，農民造反的「一揆」多針對的是收租的代官、領主，很少針對武士階級本身，甚至也有同情農民的武士自願加入一揆反抗幕府，這大概就是電影《七武士》的原型了。
《七武士》結尾，武士們哀嘆：「我們又輸了，贏的是這些農民」
因此，作為「四民」制度的第一等人，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逐步確立主導地位的過程，首先是以與農民的經濟和解作為先決條件的。
其次，德川幕府為了鞏固封建體制的，也有意識的推崇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來作為整個社會的準則，從而壓制以京都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貴族文化，但戰國時代武士那種徵戰殺伐、拔劍生死，只有簡單主僕倫理的形象特徵顯然不適合作為和平時期的典範，於是「武士道」就出爐了。
因為武士的行為方式本身與當時東亞世界的普世價值觀—儒學相去甚遠，根本不具備提煉理論體系的基礎，所以外來的儒學和佛教就成為了「武士道」的理論基礎，前者以山鹿素行的《山鹿語類》中提出的「兵儒一致的武士道」，即「士道論」為代表，後者則以山本常朝和田代陣基的《葉隱聞書》為代表，前者的核心思想是「道的覺悟」，後者的核心思想是「死的覺悟」，這構成了日後武士道思想的兩極。
儒家武士道的奠基者山鹿素行，他主要受陽明心學影響，與朱舜水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武士道經由儒學和佛教加持後，迅速成為德川幕府對庶民進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杆，武士階級成為其他三個階級爭相模仿的對象，當時社會上流行語「人必武士，花必櫻花」可見一斑。在長達250年的和平時期中，幕府通過遍布全國各地的「寺子屋」和「鄉校」將儒學作為庶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使庶民階層和武士階層在儒學上取得了道德共識，庶民以儒學作為道德體系，以幕府推崇的武士典範為道德標杆，逐步形成了一套為全社會認可的道德觀念，因為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以及沒有科舉制度的阻礙，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普通民眾的識字率高達40%-50%，遠超同時代的滿清。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階級的道德準則，成為整個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儒學通過庶民教育的普及既是武士道全民化的前提，也是武士道全民化實現的路徑。
受朱舜水影響，「攘夷」思想開始進入武士道
而在這個過程中，位於京都的天皇朝廷幾乎處於「隱身」的狀態，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幾百年後，天皇會同時成為武士道最殘暴的敵人和最狂熱的推動者。
四、武士階級的末路
在波瀾雲詭的幕末時代，天皇、幕府和武士三者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一種相當離奇的狀態，幕府是武士和天皇實際上的飼主，並且在幕府體制建立起來的數百年間竭力阻止二者之間發生關係，事實上他在這一點上確實非常成功，從藩主手裡領取俸祿的武士很難對「隱身」狀態的天皇有什麼實際的效忠之情，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像是歐洲的封建領主之間那種「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那種狀態，卻又不盡相同，因為幕府並不是天皇的附庸。
因此，在西方的刺激之下，武士階級突然以天皇的名義對反抗幕府時，幕府和天皇雙方都是相當驚愕的，從平安時代末期就失去控制的武士集團，突然又主動要求回到天皇的手裡，讓天皇本身都有些措手不及。表面上看這是日本國內天皇、幕府、武士三者之間以武力對抗形式的利益再分配，實際上確實日本在西方的影響下，封建國家逐步解體，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
倒幕運動內在原因是「尊王攘夷」思想，外在受到普魯士等新興民族國家的影響
然而，作為武士階級道德的武士道所提倡的那種多元分散效忠的主僕道德，和君主立憲的民族國家提倡的那種一元化的天皇效忠，是有著根本性的矛盾的，這也註定了二者之間的蜜月不可能長久，衝突首先發生在軍隊中，武士作為封建時代的軍事貴族，天然的與國家軍隊的體制不相容，武士出身的士兵不能與庶民出身的士兵和諧相處，也不接受庶民出身的軍官的指揮和領導。儘管明治政府進行了廢藩置縣，但封建時代養成的藩本位制度卻嚴重阻礙了軍隊的組織，這一惡果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並導致了日本海軍和陸軍之間一系列的矛盾和衝突。
日本海軍（核心來自舊薩摩藩）和陸軍（核心來自舊長州藩）一直齟齬不斷
這種尖銳的矛盾直接導致了明治3年守舊武士刺殺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的事件，然而在好萊塢電影《最後的武士中》，這一事件反而被編排為大村益次郎派人暗殺武士領袖西鄉隆盛（電影裡叫森勝元），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向操作。
明治政府清楚的意識到，在奪取天下之後，舊武士階級已經越來越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新的民族國家裡，決不能倚仗武士軍隊作為國家主要的軍事力量，因此，與不服從政府的舊武士決裂，建立近代國民軍隊，成了明治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務，兵制改革的主導者山縣有朋大將說：
「為了建設近代國家, 迅速實現中央集權, 又必須鎮壓地方頻發的士族反動擾亂, 因此無論如何有必要通過一般國民的徵兵來組織國家軍隊」
按照這種「國民皆兵」原則組建起來的國民軍隊，就是中國人熟悉的「皇軍」，「皇軍」由部分思想開明，能夠接受明治政府軍事改革的武士，和大部分徵召入伍的平民組成，皇軍的建立，象徵著明治政府決意由政府壟斷全部的合法性暴力，這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準則，貫徹這一準則，也就意味著和自古以出租暴力為生的武士階級的公開決裂，雙方的正面衝突不可避免。
自古以來以租售暴力換去供養的武士階級必須作為社會不穩定因素被消滅
五、最後的武士
「皇軍」和武士的公開衝突終於在明治10年（1877年）以西南戰爭的形式徹底爆發，明治維新的功臣西鄉隆盛在政治鬥爭失敗後回到鹿兒島，領導一批對改革不滿的「不平士族」，發動一場意圖不明的叛亂。意味深長的是，因為長達千年的武士文化薰陶和德川幕府兩百多年的武士道教育，由平民組成的「皇軍」在戰爭一開始對與叛亂武士作戰心懷恐懼，連許多武士出身的「皇軍」指揮官也都持敗北主義思想，不相信手下這群莊稼漢能夠與徵戰千年的武士作戰，甚至有士族出身的軍官嘲笑自己的士兵：
武士就是武士，農民就是農民，絕不是放下鋤頭拿起了刀，就可以變成武士了
法國雜誌描繪西鄉隆盛和追隨他的武士
除卻武士道教育以外，一般平民還受江戶時代流行的能劇、淨琉璃戲、狂言等戲劇的影響，認為武士「忠勇無敵」，平民軍隊根本不是其對手，「皇軍」出徵時，許多百姓在路邊看著這些新入伍的農家子弟指指點點，認為他們是無謂赴死的傻瓜，一上戰場就會被武士軍隊斬殺殆盡。
然而戰爭的走向卻和他們的想法大相逕庭，儘管叛亂的武士展現出了相當高的軍事素養，在複雜地形以武士刀為武器對明治軍進行白刃戰突襲掀起人體殘肢和血肉風暴的作戰方式也確實讓平民出身的「皇軍」感到膽寒，因為傷亡慘重場面駭人，平民軍隊出現了畏戰情緒，明治政府不得不組織精通劍術的舊武士組成拔刀隊，對西南叛軍的白刃突襲戰術進行反制。
但隨著戰爭的持續，叛軍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他們既缺乏可靠的兵員補充，也沒有穩定的彈藥補充，更缺乏可以攻堅的重武器，最要命的是叛軍缺乏一個目標明確的作戰計劃，連叛亂的領導者西鄉隆盛本人也不知道叛亂的最終目標是什麼，儘管帶給「皇軍」相當慘重的損失和心理陰影，叛亂還是以西鄉隆盛切腹自殺而宣告失敗。
西南戰爭以鹿兒島山城陷落，西鄉隆盛切腹自殺而告終
六、武士的殘骸與記憶的重構
儘管明治政府和「皇軍」贏得了西南戰爭，但舊武士在戰爭中表現出的作戰技巧和無畏精神也深深的震撼了他們，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悲劇武士西鄉隆盛戰敗自殺後反而成為民眾的偶像，被作為踐行武士之道的典範而受到民間崇拜，戰死和戰後被處刑的叛亂武士也受到民眾廣泛的同情，明治政府在尷尬之餘意識到另外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民族國家的建立的實質是共同體的重建，而共同體的重建必須依賴共同記憶的重構，正如H.Richard Niebuhr所說的：
沒有集體記憶, 沒有共同體認可的過去, 就沒有真正的共同體。要想形成共同體, 必須建立共同記憶……共同記憶的多寡決定我們之間聯接的程度。
西南戰爭的結果表明，日本構建整個國家共同記憶的最大公約數無疑是武士道，但西南戰爭的結果同時也表明，舊的武士道不能和新建立的近代國家體制相容，於是明治政府立即開始著手構建「新的武士道」，平定武士叛亂的次年，陸軍卿山縣有朋頒布了《軍人訓誡》，其中強調：
我國古來武士之忠勇為主, 自不待言也。可為忠臣勇士之龜鑑者, 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國之人民, 以忠良驍勇之名光耀於四鄰, 彼我之史乘皆有顯著記載。故忠勇者, 我等祖先所傳受, 我等血脈中固有之遺物, 願永世保存, 傳之子子孫孫, 勿以不忠卑怯之汙名毀傷祖先之遺物, 此乃我等之衷情也。
這份《軍人訓誡》裡有兩個很關鍵的信息點，一是將武士道的承載主體進行了轉換，由武士階級變成了「日本帝國之人民」，二是強調「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傳授」，把第一點用「自古以來」的形式確定下來。這份《軍人訓誡》標誌著明治政府開始用「新的武士道」取代「舊的武士道」來完成民族國家共同記憶的構建了。
因性格中的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西鄉隆盛被認為是武士的典範
明治15年，又以天皇的名義發布了《軍人敕諭》，除了再次強調「新的武士道」之外，還對「舊的武士道」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針對社會上崇拜西鄉隆盛的思潮，這份《敕諭》裡嚴厲的斥責道：
自古或立小節之信義, 而誤大綱之順逆, 或迷公道之理非, 而守私情之信義, 雖為英雄豪傑, 可惜遭禍滅身, 留屍上汙名於後世, 其例不少, 當深警醒。
《軍人敕諭》的發布標誌著在通過經濟上剷除武士階級賴以存在的基礎（廢藩置縣、秩祿處分），政治上廢除武士階級賴以生存的暴力特權（廢刀令），最後在肉體上消滅仍不服從的頑固武士（西南戰爭）之後，明治政府完成了對舊武士道的破除，而明治政府建立的「新武士道」雖然保有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表，核心卻是披著武士道外皮的軍國主義，是如假包換的來自普魯士的舶來品。
西南戰爭時代，明治政府從肉體上消滅了反抗的武士，馴服了活著的武士
為了使人民信以為真，明治政府組織理論家對「新武士道」進行了一系列完善，1908年, 山方香峰出版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新武士道》, 稱:「日俄戰爭是國民精神以武士道的形式開出的最美的花」，標誌著新武士道，或者說軍國主義武士道理論體系的正式形成。
明治政府發明的「新武士道」通過廣泛高效的基礎教育體系為全民灌輸
鳩佔鵲巢的軍國主義武士道對舊武士道中一些不符合自己意志的特點進行了篡改，因為滿清在19世紀表現出的一系列衰敗、墮落、消沉的狀態，使日本原本對滿清的審慎、防備態度逐步變為歧視和鄙夷，作為國家道德的武士道中居然有大量衰敗國家的思想，讓日本的「歷史發明家」感到尷尬和恥辱，一些日本儒學家開始有意識的將「新的武士道」與「舊的武士道」中的儒學基礎剝離開來，針對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中關於武士道收到陽明心學影響的觀點，井上哲次郎批評道：
陽明學……與武士道的發展無任何關係
並自欺欺人的宣稱：「（武士道）篤於實行, 與王學(即陽明心學)相比, 有優無劣」，針對武士道「去儒學」後的空洞現象，井上哲次郎提出武士道的核心是「皇道的武士道或神道的武士道」，這個核心用通俗的的語言解釋就是：「效忠天皇，毫無保留的赴死」，這和傳統武士道「忠於主君，適時去死」的觀念差距巨大，為了抵消西鄉隆盛這些舊武士偶像的巨大社會影響力，明治政府無限拔高和推崇南北朝時期為保衛天皇而死的武將楠木正成，除了在明治五年建成了專門祭祀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又名楠公社）外，又於1904年由東京美術學院的學生鑄造了楠木正成巨大的青銅雕像，豎立在皇居之外，象徵世世代代保衛天皇。
屹立在皇居門外的楠木正成像，成千上萬的日本士兵因「七生報國」而赴死
七、只值4分錢的生命與武士幻覺
至此，明治政府完成了對舊武士階級和舊武士道德的摧毀，和新武士階級和新武士道德的重建，所謂「新的武士階級」就是「天皇陛下的軍人」，被武士階級壓迫了千年之久的平民階層，經過江戶時代200餘年的武士道薰陶，終於在明治時代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武士身份，與豐臣秀吉時代要期待主君施捨和恩賜不同，明治時代的平民們只要願意拿起槍為天皇赴死，變搖身一變成為「皇軍」，也就是「天皇陛下的武士」，明治政府給他們灌輸的「武士幻覺」讓他們以為自己真的擁有了古代武士生殺任情的特權，他們急不可待的期待在軍事擴張中，把舊武士階級施加在他們身上上千年的那種恣意妄為的權力，施加在被侵略國家的人民身上。
在「皇軍」建立的早期，這種「武士幻覺」尚不明顯，在日清戰爭和之後的辛丑拳亂中，日本軍隊表現出的一系列類似於西方軍隊的特點，甚至受到西方媒體的讚揚。但隨著日本政府對「新武士道」大力推崇和對軍隊行為有意識的放縱，主要由平民組成的「皇軍」開始以武士的姿態將曾經遭受的種種不幸加諸被侵略國家的土地上。
日軍早期的目標並不是「武士化」，而是獲得與歐洲軍隊平起平坐的地位
如果比較納粹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暴行就不難發現，除了二者共通的人性之惡外，前者的暴行多數顯示出明顯的組織性，即「我被命令作惡」，而後者的暴行往往缺乏組織性，更多的表現出一種類似用放大鏡燒焦螞蟻一樣的，惡童式的恣意妄為，即「我有權力作惡」。進一步仔細觀察日本士兵在戰爭中的暴行，會發現類似為了彰顯權威或測試刀劍鋒利程度而進行的無意義殺戮、戲謔性的破壞、無目標的劫掠和報復性的縱火，其實和數百年前的戰國時代武士在戰爭中對日本農民做的事情幾乎一模一樣。這些「天皇陛下的武士」只不過把「主君的武士」曾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殘酷，加倍之後施加在了其他國家的農民身上。
與納粹常有計劃的進行屠殺和破壞不同，日軍的暴行常常並無明確的動機或目標
為了加強這種「武士幻覺」，日本政府力圖使「皇軍」和古代的「武士」建立某種精神和文化上的聯繫，1933年，荒川五郎、慄原彥三郎等在東京下議院向日本政府提出復興日本刀劍的建議案，以重振日本傳統精神及文化，獲得下議院一致通過，日軍決定為軍官配發武士刀樣式的新式軍刀，以使「皇軍」的「武士幻覺」進一步強化，國內觀點普遍認為此舉是受喜峰口之戰影響，實際上這一提議在喜峰口之戰前就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和討論，中日在喜峰口爆發的白刃戰只不過加速了這一過程而已。
注意畫面右上角，表現了日軍當時裝備的西式軍刀被29軍官兵的大刀磕斷的情形
然而，儘管都是「天皇陛下的武士」，階級和出身還是悄然的在「武士的象徵」上顯露出來，舊武士和貴族出身的軍官，常將祖傳的刀裝上軍刀的刀裝，以彰顯自己的身份，這些刀都由日本玉鋼由傳統工藝鍛造而成，而下級的軍曹、曹長配發的95式軍刀用的卻是用「陸軍規格刀劍鋼」由工業方法鍛造後油淬的，連刀柄上的柄系和三聯櫻目貫都是用鋁或銅壓制而成的。然而偏偏是這種根本算不上日本刀的「鐵棒」（指沒有經過「本鍛鍊」由工業鋼切削鍛造成型後油淬的機制刀），製造了二戰中第二多的冷兵器殺戮（第一多的是30式刺刀）。
95式士官刀與傳統的武士刀相似之處甚少，但它賦予了下層士官們武士的幻覺
出身卑微的軍曹和曹長們揮舞著這種非驢非馬的東西，仿佛化身古代戰場上掌握生殺大權的武士，在敵國的土地上恣意殺戮敵方的軍人和平民，斬首俘虜，仿佛在踐行數百年前武士「切舍御免」（武士可以斬殺無禮平民）權力，充分滿足了自己的「武士幻覺」，日本政府也樂見其成，在古代作為精銳戰士而成本高昂的武士，現在只要在徵召令上貼上4分錢郵票，便能為了天皇和國家而毫無保留的赴死，恐怕比古代的武士還要乾脆些。戰後有日本老兵在回憶錄中寫道：
天皇陛下的武士了，大日本帝國的軍人了，當時就是那麼認為的，於是就不分對錯的斬下去，後來看到整個聯隊的人都像牲畜一樣被打死在太平洋的海島上，才意識到我們的生命只不過值4分錢的郵票而已。
屍橫遍野震撼了一些士兵的內心，他們開始對「武士道」和生命意義進行反思
「武士道」作為武士階級特有的道德倫理，在江戶時代定型後，經過200餘年的儒學教育，逐漸深入人心，終於被明治政府當做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構建共同記憶的原始素材，表面上武士道精神上升為國家道德，從而發揚光大，而實際上這個過程正是武士階級衰敗，武士道毀滅的過程。明治政府豢養的歷史發明家們創造的「軍國主義武士道」表面上看起來是舊武士階級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實際上卻是建立在舊武士階級血與骨之上的虛假仮面，當「天皇陛下的武士們」掀開頰當（日本武士盔甲上的面具）時，大多數露出的無疑是一張張急著去赴死的農家少年的面龐，他們每個人的生命，只不過是一張4分錢面值的軍用郵票而已。
後記：
音速雷擊隊
筆者想起多年前看過的一部日本反戰動漫《音速雷擊隊》，動漫裡被迫駕駛櫻花飛彈（裝備火箭發動機的日本自殺式載人飛彈）的日本飛行員夢想是30年後把人類送上月球，而因為攔截日本自殺飛彈而戰死的美軍飛行員夢想是30後成為世界第一的漫畫家。動漫借一個日本士兵之口說：
如果在這場戰爭中死去的，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們，都還有30年能活的話，一定能做好多好多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