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奧塞羅》中，他筆下的黑人形象是個嫉妒鬼，還是殺人兇手；而《威尼斯商人》也可能莎士比亞帶有一點大眾化的排猶主義思想
（儘管夏洛克是個出色的人物形象）
。如果用「政治正確」考量，這都可能成為被禁止教授的作品。但這種理由，真的能站得住腳嗎？在《密涅瓦火柴盒》中，義大利著名作家翁貝託·埃科談及了他對「政治正確」與「政治狹隘」的看法。當「政治正確」被奉為唯一真理而稍有異見就斥為邪說時，「正確」就可能會變成「狹隘」。
下文經授權摘編自《密涅瓦火柴盒》，[意]翁貝託·埃科，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7月版，原標題《政治正確與政治狹隘》。
作者 | 安伯託·埃科
摘編｜李夏恩
「政治正確」——這一產生於美國，旨在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以保護被壓迫的少數派權利的名詞正在演變成一種新的基要主義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義認為對於真理只能有唯一一種解釋，而把其他觀點都看成是邪說。因此，儘管該主義並不一定是狹隘的
（它能夠容忍其他非基要主義者的存在）
，但卻很容易變得狹隘，從而游離在那些所謂沒有「正確」理解真理的大眾群體之外。
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他給我講了這麼一件事。他是一個吸菸者，由於學校禁止師生在大學室內吸菸，所以他常常利用課間去室外吸菸。那些吸菸的學生也會到室外去，於是老師便會和這些學生交談十來分鐘。事實上，我也是這麼做的。我的授課時間是兩小時，因此我會在兩堂課之間安排一次十分鐘的休息，然後到花園裡或路邊去吸菸，並會與那些同樣擁有這種惡習
（顯然，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惡習，但大家都認為如此）
的學生閒聊一會兒。
如今，那些不吸菸的學生卻向校長投訴了我的這位美國朋友。理由如下：由於他經常與吸菸的學生聊天，因此會與他們建立一種更加親近的關係，從而損害了不吸菸學生的利益。這種特殊的親近關係破壞了「公平原則」。因此，這位教授的行為是應該受到審查的。正如大家所見，在該事件當中，並不是要尊重那些少數的受到排擠的弱勢群體，卻是要保護大眾的利益，也就是說，這體現了大眾對於一小部分優勢勢力的擔心。
我們可以察覺到，這樣一種過分強調「尊重每一個人」的擔憂將會導致一種危險的局面，會使人們對於任何人都無法容忍。打個比方，法律中可以加上一條，說我不能娶我所愛的女人，而必須與指派給我的女人結婚，以此來保護所有少數民族的權利
（也就是說，如果有十個中國人都已經結婚了，那麼我就必須娶印度女人或芬蘭女人，但就是不能跟中國女人結婚，從而保證所有少數種族的機會均等）
。
羅納德·德沃金是激進自由主義
（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包括那些選擇放棄生命的人的權利）
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獲得了波洛尼亞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演說中所討論的，恰恰就是關於學術自由的問題。
大學的產生
（中世紀時的大學也正是在波洛尼亞誕生的）
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因為它確立了獨立教育機構存在的必要性，這樣的教育機構不僅要獨立於政治和宗教權力，而且其中的教師也應具備獨立於大學本身的各種思想和理念。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想法，也正是這種想法推動了西方科學的進步。
但如果要遵循所謂的「政治正確」的原則，這種自由就會受到質疑。例如，一個英國文學教授將會被禁止講授莎士比亞的《奧塞羅》，因為書中的那個黑人是個嫉妒鬼，而且還是殺人兇手，這一點將會激怒那些不是來自西方的學生；他也不能講授《威尼斯商人》，原因很明顯，因為在那部戲劇中，莎士比亞不可避免地帶有一點大眾化的排猶主義思想
（儘管夏洛克是個出色的人物形象）
。他甚至沒有勇氣講授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因為這意味著他忽視了某些非洲民族的哲學和神話
（而這些非洲民族的後裔卻在大學裡就讀）
。
毫無疑問，在大學裡既教授亞里斯多德哲學又教授多貢族
（西非少數民族）
神話，這是完全正確的。只可惜所謂的「政治正確」卻要懲罰教授亞里斯多德哲學的人，而獎勵教授多貢族神話的人。這就體現了一種盲目主義和基要主義，這種觀點與那些認為亞里斯多德哲學體現了人類理性，而多貢族神話只是一種野蠻思維的極端觀點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的確，大學和中學都應為所有理論的教學提供空間
（因此，我很久以來就認為一所好的學校應該讓學生了解《聖經》、福音書、《古蘭經》和佛教典籍的基本內容）
。但若是僅僅因為《聖經》與《古蘭經》互不相容，就禁止某人談論
（他非常了解的）
《聖經》的話，就表現了一種危險的狹隘性，只不過表面多了一層「尊重不同觀點」的偽裝而已。
作者 | 安伯託·埃科
摘編｜李夏恩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