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振聲
隨著改革開放國策的實施，中外文化交流不斷增多，我國出版界與外國出版界的交往也日益頻繁。據統計，自1979年至1995年，我國就有100多家出版社（或公司）積極而又慎重地開展了對外合作出版與版權貿易的業務。特別是在1992年我國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實現了涉外著作權關係的正常化後，則又進一步地加強了中外出版界的相互交流，極大地促進了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合作。如今，與國外出版界交往並實施具體合作出版與版權貿易的國內出版社（或公司），已經遠遠超出了100多家。
我國的音樂出版，雖然在1992年前（包括在1949年前）一直沒有加入國際性的著作權公約和相關的雙邊協定，但在清末民初「西樂東進」的潮流中，就已經存在一些音樂出版物涉及國外著作權的問題。比如，1904年前後，在當時康有為、梁啓超改良思想的影響下，從國外回來的一些知識分子，自發地將一些日本和歐美國家所流行的曲調填上新詞，編成新的中文歌曲———樂歌，藉以反映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要求學習歐美科學文明，實現「富國強兵」、抵禦外來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並在國內許多新興的學堂中開設的「樂歌課」中教學生們演唱。這就是後人所稱的「學堂樂歌」。在這之中，有不少學堂樂歌結集出版，如曾志的《教育唱歌集》，沈心工、李叔同的《學校唱歌集》等等。像這類由國人填詞的學堂樂歌，其曲調的著作權大都歸屬外國人。諸如這些涉外著作權的實例，在20世紀初出現的翻譯歌曲的出版上，則表現得更為明顯。據記載，瞿秋白翻譯的1887年由鮑狄埃作詞、狄蓋特作曲的《國際歌》，於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發表；同年，蕭三又根據俄文的《國際歌》歌詞轉譯成中文（陳喬年配歌），隨後在中國廣為傳唱的，便是這一版本。另外，1926年出版的《革命歌集》（求實編）中，
也刊印了不少譯成中文的外國革命歌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們的音樂出版有了新的發展，尤其在我國唯一的專業性出版社———音樂出版社（「文革」後更名為人民音樂出版社）於1954年建立後，外國音樂作品乃至各種音樂理論著作的中文版的出版物，無論從種類上還是從數量上看，都達到了從未有過的程度。如：從《外國名歌200首》到各國民歌、藝術歌曲和歌劇選曲；從鋼琴、小提琴等各種外來樂器的獨奏曲到管弦樂曲、交響曲的作品總譜；從音樂作曲技術理論到演唱、演奏技巧的論著，等等。既豐富多樣，又層出不窮。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又掛出了上海音樂出版社的牌子，一些省（自治區）市的文藝出版單位也紛紛加入了音樂出版的行列。這一方面促進了音樂出版事業的發展，一方面涉外著作權的音樂出版物也在不斷增加。可以說，隨著印刷技術、錄音技術、錄像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進步，我國音樂出版的載體，已經不僅僅是圖書、樂譜和膠質的唱片（Lp），還增加有不少音像製品，如盒式錄音帶、錄像帶、CD唱片、VCD視盤等等。這些音樂的載體，可以在人類社會中廣為傳播。尤其在當今知識經濟、信息技術數位化的時代，作為「上界的語言」的音樂，早已打破了國界，成為人類共享的一門藝術。正如德國作曲家華格納在100
多年前所說，「音樂語言一視同仁地屬於全人類所有」。僅從這一點上看，依賴於現代科學技術，並具有較強專業性的音樂作品的出版，必然會更廣泛地遇到作品的涉外著作權問題。
在沒有加入國際性著作權公約的情況下，我國自1949年起，對待涉外著作權的問題，表現出了一定的靈活性。如1949年9月3日和11月28日，當時負責出版管理工作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曾分别致電或書面通知各地新華書店，要尊重和保護版權，「非經作者與原出版者同意，不得任意翻印外版書籍」。50年代，我國在出版經翻譯的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圖書時，採取事先通報，待圖書出版後贈送樣書的做法；而在翻譯出版西方或發展中國家的圖書時，也有向作者支付版稅的特殊個例；如果外國作者是專為中國讀者創作或編輯的作品，我國的出版部門則一律向對方支付報酬，即使雙方約定不支付報酬，我國也尊重作者的署名權和保護其作品的完整權。70年代末，中國打開了大門，才開始與國際出版界廣泛往來，加之民主與法制進程的加快，從而對解決涉外著作權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並以實際行動多次派著作權研究人員出國學習、考察和訪問，還邀請國外專家來我國講學，為我們培訓關於著作權方面的人才。經過多年的努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頒布，並於1991年6月1日生效之後，我國申請加入了《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這兩個公約，分別於1992年10月15日和
10月30日在中國生效。就此，我國涉外著作權的保護問題，終於得以有法可依的解決，中文出版與世界出版的行業的合作，進入了相互融合的新階段。
現在，為達到國際間文化交流日益擴大的目的，經過多年的的實踐，在出版涉外著作權的出版物時，基本上採取了如下的四種方式：
一是雙方共同商定選題和組織稿件，以雙方名義共同出版，版權歸雙方共有，雙方各自印刷和發行，並按事先約定的比例支付中方版稅；
二是雙方共同擬定選題，由中方提供文、圖或雙語種原稿，對方負責排版並向中方有償提供印刷用版型。中方在自己境內印刷發行，對方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商定地區印刷發行，最後按約定比例支付中方版稅；
三是雙方商定選題，由各國專家學者撰寫，由一方為主出版發行或合作出版發行；
四是以版權貿易的方式，即雙方達成協議，就某一圖書（或其他出版物）翻譯出版成另一種文字的版本，在某國家或地區發行。
這四種方式，只要操作得當，在對外的出版合作中，雙方均可收到好的效益。
音樂出版，既具有專業性較強的特點，又具有對外合作的便利條件。根據我們人民音樂出版社多年的實踐，在不斷加強與國外出版界合作、交流方面，主要是採取了版權貿易的方式。為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我們主要引進了鋼琴等樂器的樂譜、學術價值較高的論著和頗有文化品位的電子出版物。例如，針對國內多年持續不斷的「鋼琴熱」，我們為儘快佔領市場，儘管不少作曲家的鋼琴教程及樂曲早已超過保護的期限，但有的改編者的著作權保護期限尚未超過，加之有的樂譜版本我們直接引進照排，同樣存在出版社設計、繪製樂譜的「著作權」問題，我們則一併將其版權購買進來並迅速出版。像市場上較為暢銷的《拜厄鋼琴教程》、《車爾尼鋼琴初步教程》、《哈農鋼琴指法練習》、《世界鋼琴曲精萃》、《鋼琴音樂300年》等等，都是我們付版稅取得的中文版出版權。在這之中，我們同信譽較好的德國彼得斯出版社、肖特出版社、漢勒出版社以及匈牙利布達佩斯音樂出版社等，建立了友好的合作關係。我們還向美國諾頓公司購買了《西方音樂史》的中文版出版權，這部史學論著，是美國具有權威性的版本，這本著作中文版的出版，受到了國內讀者的歡迎。此外，我們還引進了供音樂欣賞的電子出版物《四季》（維瓦爾第作曲）和《動物狂歡節》（聖桑斯作曲），邁出了我社出版電子出版物的第一步。版權貿易是雙向的。我們一方面向外國推出中國的音樂作品和論著，將李煥之的《春節序曲》的德文版授權給德國的出版社出版，將吳創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略》日文版授權給日本的一家公司出版。另一方面，我們還同我國臺灣的世界文物出版社做有20多個圖書版權貿易項目……據《新聞出版報》1997年公布的版權貿易的數字，人民音樂出版社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項目，排在新聞出版署直屬出版社的第7位。
在版權貿易中，我們採取了「請進來」、「走出去」的做法，來促進雙向的交流。「請進來」，就是看準引進的項目，主動邀請對方來中國訪問，讓他們了解中國，了解我們人民音樂出版社的資信和實力，從而達到對方將有關的項目授權給我方。「走出去」，則是派人到國外參加國際性的圖書博覽會，到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出版實力較強的國家去訪問較大的出版社和公司，直接去和對方洽談有關的合作項目。此外，我們平日就加強與他們的通訊往來，保持經常的聯繫，及時解決和促成有關的合作項目。在相互的交往和洽談（包括書面的）中，我們既態度友好，又不卑不亢，堅持必要的原則，依照《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條款，據理力爭。例如，美國諾頓公司在授權我方出版《西方音樂史》中文版的協議書中，寫有「當雙方在實施協議書產生分歧時，應由紐約的有關法律仲裁」這樣的條款。我方在接到這樣的協議書後，立即向對方提出異議，並指出，這是對我方的不尊重。經過多次交涉，最後對方只好將這一條款刪去。
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使得中外出版界的交流更加頻繁。特別是到1995年6月為止，已有117個國家批准或承認《伯爾尼公約》的不同文本，參加了伯爾尼聯盟；有95個國家成為《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這無疑為我們出版涉外著作權的出版物，提供了廣闊的天地。相信，在當今信息高速公路的發達時代，和其他類別的出版一樣，音樂出版會在我國和世界各國更加發展，更加繁榮。
後記：五線譜的繪製，本身就是一種頗具匠心的創作，應該具有樂譜的「著作權」，即版本權。現在，圖書市場上出現有多種不經出版社授權，就私自將人家的五線譜版本照相製版，最後輕而易得地變成他自己的出版物；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盜版，是侵犯了別人的版本權。 關於這一點，在我們的著作權法中沒有涉及。建議有關部門在修改著作權法時，要加上對五線譜樂譜版本權應受到保護這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