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諾獎情結
金羊網 2020-11-09
那⼀年他整整80歲，看上去身體很健康，笑得也⼗分燦爛。
諾貝爾獎是以硝化甘油炸藥的發明人、瑞典的著名科學家阿爾弗雷德·貝恩哈德·諾貝爾的名字命名的獎項，設有生理學或醫學，物理、化學、文學、和平獎以及經濟學獎。諾貝爾的科學獎是當今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獎項，作為一名醫學科學的研究者，我深知諾貝爾獎獲獎的成果不僅代表了人類科學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也在激勵人類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砥礪前行，不斷創新，因此我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極為敬仰。
我曾多次聆聽過多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的演講，包括因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而獲得1962年諾貝爾獎的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博士，1975年因為發現逆轉錄病毒致癌基因的細胞來源而獲諾貝爾獎的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教授，1989年獲頒諾貝爾獎的哈羅德·艾利洛·瓦慕斯（Harold Elliot Varmus）博士，因發現神經系統中的信號傳導而獲得2000年諾貝爾獎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裡克·坎德爾（Eric Richard Kandel）博士，因發現「以抑制負性免疫調節治療癌症的方法」而獲2018年諾貝爾獎的詹姆斯·派屈克·艾利森（James Patrick Allison）教授，並有幸和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有過近距離的接觸和交談。
一張珍貴的剪報
許多人有剪貼報紙收集資料的愛好，我雖然無此愛好，但我珍藏著一份剪報，這是一份英文的剪報，它不是我自己剪貼的，而是當時在美國的表哥周兆溎先生從美國的英文報紙上剪下來寄給我的。說起來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89年春天，經過友人的幫助，我媽媽和失散四十年的侄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周兆溎恢復了聯繫。1949年大表哥一家離開了上海，到了香港，以後又去了臺灣，從此表哥和在大陸的親人天各一方，失去了聯繫。四十年後，當表哥突然知道自己思念的親人的情況，激動不已，歸心似箭，於九月份和表嫂一起回大陸探親祭祖。我在上海和南京接待了他們。
當年10月，我收到表哥表嫂回到美國後寄給我一封信和一些照片，其中還有一張剪報，是從美國的一份英文報紙上剪下來的。這是關於當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報導。這份剪報是由兩小張剪報拼接，用訂書釘聯接起的。上面的部分是從報紙的頭版上剪下來的，是麥可·比曉普博士（Michael Bishop）和哈羅德·瓦默斯博士（Harold Varmus）舉杯慶賀他們癌症研究的成果獲得諾貝爾獎的照片。下面的部分是從報紙的A8版上剪下來的，是文字報導，冠以"美國的科學家贏得諾貝爾獎"的標題。表哥製作得很精細，將報紙的日期「1989年10月10日星期二」也保留了下來。
我認真地閱讀了表哥寄來的剪報，了解他們的工作，記住這兩位因發現逆轉錄病毒致癌基因的細胞來源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科學家比曉普博士和瓦默斯的名字。當時的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信息還是比較閉塞，加之表哥到大陸後知道我是腫瘤外科醫生，而且又對癌症研究有興趣，我想這是表哥寄給我這份剪報的原因，既提供了信息，又體現了鼓勵。
表哥寄給我的一張剪報
收到這封信時我還在中國大陸，大約四個月後，我應邀到美國紐約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斯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MSKCC）外科作研究工作，臨行前，我找出了這張剪報，將它夾在一本英文字典中，帶到美國，不知不覺地珍藏了二十多年。
到美國後，我看過不少有關瓦默斯博士的文章和報導，才知道他是一位科學奇才。他實際上沒有學過生命的基礎學科，他的大學本科是主修英國文學，後來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繼續研究英國文學並獲得碩士學位，此時他萌生學醫，繼承父業的想法，兩次報考哈佛大學醫學院均被拒，後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錄取。畢業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即使經過這麼一番折騰，瓦默斯博士在不到50歲就獲得諾貝爾獎。獲得諾貝爾獎是因為他們1976年關於癌基因的研究成果，那時他年僅三十七八歲。
上世紀九十年代瓦默斯博士開始從政，被柯林頓總統任命為美國NIH的主管（Director），在華盛頓執掌全美國的生命醫學的研究六七年。NIH的全名為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中文名為國立衛生研究院，是美國聯邦政府中首要的生物醫學研究部門。NIH分兩大部分，一部分負責直接由內部的各個研究院例如美國國立癌症研究院（NCI）進行的研究。另一部分則負責支援研究院之外的生物醫學研究，2006年的資料顯示，NIH花費的年度研究經費，達280億美元，據說NIH的預算僅次於美國國防部。
後來，瓦默斯博士離開了NIH，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紐約，擔任了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的President 和 CEO，這使得我有機會能夠近距離地觀察他，他雖然管理這麼大的癌症中心，但是不脫離業務，他仍然有自己的實驗室，指導博士生和博士後，繼續著他的研究。
瓦默斯博士在MSKCC 照片來自網際網路
和西裝筆挺、手領大皮包的原來的總裁Dr. Marks的風格不同，瓦默斯博士穿著比較隨便，經常見他穿一件淺顏色的襯衣，或再加件羊毛衫，不打領帶，背著一個普通的雙肩包。他除了每周主持President Seminar，邀請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最頂級的科學家來講學外，他也經常出現在一些較小的講座，甚至是博士後的的報告。他坐在聽眾席中，不僅仔細地聽，而且認真作筆記，有時還會提問。作為諾貝爾獎得主這樣大師級的人物還這樣謙虛好學，讓人肅然起敬。這也許是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紐約這個大都市，他騎自行車上下班，戴上安全帽，十分精神。
那年初，新任總統歐巴馬任命他為總統的科學顧問，他告訴我們，那僅僅是他的一份兼職的工作，他仍舊是Sloan-Kettering 癌症中心的總裁。今年初他發給我們一份Email告訴我們他當年應聘到MSKCC時答應董事會幹十年。現在十年已到，他已經要求董事會選擇他的接班人。後來從新聞中得知，歐巴馬總統任命他為美國國立癌症研究院（NCI）的 Director，七月初他將到華盛頓履新。當得知他要走的消息後，我突然想起我的這張剪報，我想在他走前一定要請他在上面籤個名，以後再要見到他就困難了。
瓦默斯博士和他的自行車 照片來自網際網路
2010年6月24日下午，Sloan-Kettering為即將離任的瓦默斯博士舉行歡送會。歡送會四點鐘開始，四點鐘不到，我將這張剪報夾入到一本筆記本中，帶上這張剪報和北京來的訪問學者步召德大夫，李平棟大夫等到達Zuckerman研究大樓底樓大廳的會場，當時會場上幾乎無人，四點鐘剛過，瓦默斯博士拿著一杯飲料和幾個人一起進來了，然後站立下來，另外的幾個人散開了，瓦默斯和其中的一位女士繼續說話。等他們說完，瓦默斯環視了一下四周剛準備走動時，我走上前說瓦默斯博士，我想給您看一件東西。說著我就打開了筆記本，露出了那張剪報，看著這張發黃的20多年前他獲得諾貝爾獎的舊報紙，瓦默斯高興地笑了。
歡送會的邀請函
我先作了自我介紹，然後告訴他這報紙是我在美國的表哥在1989年10月，從報導你獲得諾貝爾獎的報紙剪下，郵寄給當時還在中國的我，1990年我從中國到MSKCC時，把它夾在一本英文字典中，隨身帶到美國，到現在我已經珍藏20多年了。他聽了非常吃驚，連說了兩個"Amazing"(令人吃驚）。
我問他，您能否可以在這張報紙上給我籤個名，他說"當然可以"，我急忙拿出一支筆給他，他一邊說"不用，我有"， 一邊從西裝口袋掏出筆，問我喜歡名字籤在什麼地方，我說你來決定，於是我捧著筆記本，他在剪報他自己胸前的衣服上籤上了他的名字 "Harold Varmus"。然後我拿著剪報，請步召德大夫為我們拍照，合影留念。我將來自北京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步召德大夫介紹給他，步大夫也和他一起拍了一張照片，隨後他和我們握手，走開了。
瓦默斯博士在剪報上簽名
我拿著瓦默斯博士籤名的剪報和他拍照
回到我們原來坐的沙發上，看著諾貝爾獎得主大師級人物的籤名以及合影，我心裡好高興、好激動。這時來參加歡送會的人越來越多了，瓦默斯博士就一直被許多人包圍著，我們慶幸還算來得早，否則是很難找到這樣好的機會。
歡送酒會上，瓦默斯博士每走到一處，總是處在人群的中央，被人們左右簇擁著，人們會記住在MSKCC的歷史上，有這麼一位既得過諾貝爾獎又當過NIH總管的奇才，在21世紀開始之際，帶領MSKCC走過不平凡的十年。
前不久我自己設計動手，將瓦默斯博士籤名的那張剪報，配上三張照片，放到一個鏡框中。我的一位搞藝術的朋友，又幫我重新加工了一下，黑色的框架襯託著白色的背景，已經發黃的剪報和彩色照片顯示出歲月流逝的痕跡，也留著美好的回憶。
放著瓦默斯博士籤名的剪報和照片的鏡框
時間過得真快，瓦默斯博士在NCI任職將近5年，於2015年3月向歐巴馬總統遞交辭呈，宣布將回到紐約擔任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的劉易斯·託馬斯大學醫學教授（Lewis Thomas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Medicine）。
時光一逝永不回，大表哥周兆溎離開我們十多年了，看著他寄給我的剪報，又勾起我對他的思念。大表哥不僅才華橫溢，培養出來的四個子女也都出眾撥萃，特別是小女兒周美青，在海峽兩岸都頗有名氣。
冷泉港實驗室見沃森博士（Dr. James Watson）
2011年9月27日，我到位於紐約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The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參加Starr Foundation的年度Retreat。冷泉港實驗室名列世界影響最大的十大研究學院榜首，是許多人心目中研究生物醫學的聖地和科學殿堂。
冷泉港實驗室至今共誕生8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最著名的當數詹姆斯·沃森博士（James Watson）。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裡克（Francis Crick）因為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而獲得1962年諾貝爾醫學獎，他們倆被譽為DNA之父，DNA結構的發現開創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新紀元。1968年開始擔任位於紐約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的總裁，並將研究方向轉移到癌症。詹姆斯·沃森擔任冷泉港實驗室CEO長達40年，引領冷泉港實驗室成為世界生命科學的聖地與分子生物學的搖籃。我曾三次聆聽過沃森博士的演講，但我沒有想到這一次會在他工作的冷泉港實驗室見到他。
冷泉港實驗室會議廳外的DNA雙螺旋結構的巨大的模型
我們的會議是在冷泉港實驗室的會堂裡舉行的，會堂外的大廳裡聳立著一個DNA雙螺旋結構的巨大的模型，讓人們聯想起曾經是冷泉港實驗室的CEO，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沃森博士。
沃森博士和MSKCC的總裁 Dr.Craig Thompson
那天上午會議休息時沃森博士來到會堂外的大廳，只見他左手拿著一杯咖啡，和他認識的人都走過去打招呼，包括MSKCC的總裁Dr. CraigThompson等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教授都迎上去和他握手，寒暄交談，大家非常地尊敬他，那時他已經80多歲，看起來還是很精神。因為是參加retreat，大家穿著都很隨便。
大約二十分鐘，人們都紛紛進入會議大廳，此時我看他獨自一人站在DNA的模型旁，我就走過去和他打招呼，他很客氣，主動伸出手來和我握手，還問了我的名字，在哪個研究所工作，做什麼方面的研究，我一一回答了他的問題，看上去他很高興，因為會議開始的鈴聲響了，我拿出了手機，請旁邊的人為我們拍了張照片，和他握手，感謝他，匆匆進入會議大廳繼續參加會議。
沃森博士和我的合影
我過去聽過他的三次演講，都是遠距離的注視著他，這一次我有幸和他近距離的接觸，交談，而且是在他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的模型前和他合影留念，非常地激動。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坎德爾（Dr.Eric Kandel）教授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神經科學（Neural Science）的埃裡克·坎德爾（Eric Kandel）教授是美國神經科學方面的權威，是2000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他是我太太的老闆，我太太在他的實驗室工作了十二年。我太太經常會提起他，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但是對他不陌生。
MSKCC每年在金秋十月舉行一年一度的博士後研究研討會，讓博士後有機會向整個MSKCC展示他們的研究課題和取得的成就，這一整天的活動包括博士後的演講、海報展示和來自全國知名科學家的主題演講。2009年10月，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得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神經科學的坎德爾教授應邀在MSKCC博士後研討年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大會是在MSKCC的洛克菲勒大樓的大會堂進行的。會議開始前，MSKCC的總裁，1989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瓦默斯博士陪著他進入會場，一起坐在臺下第一排，親切地交談。當坎德爾教授發表完主旨演講，會議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博士後陪他到了學生和職工俱樂部和博士後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瓦默斯（左）和坎德爾親切交談 照片來自網際網路
MSKCC為博士後提供一個叫做Social Hour的社交活動平臺，每隔兩周的星期四下午五點鐘到六點半在MSKCC的學生職工俱樂部舉行，提供免費的啤酒、飲料、水果和點心。那天下午，也正好是Social Hour的時間，我和幾位同事在博士後研討年會結束後剛剛來到了那裡，見坎德爾教授進來，我就走過去和他握手交談，我告訴他：我太太世琴在你的實驗室工作，他很高興，說世琴從來沒有和他說過她的丈夫在MSKCC工作，然後問我做什麼工作等，我們進行簡短的交談。 坎德爾教授還說了一些讚揚世琴的話，跟隨他的MSKCC的攝影師為我們拍了幾張照片。那一年他整整80歲，看上去身體很健康，笑得也十分燦爛。
坎德爾教授和關中輝博士，徐世琴（我太太）合影
他進來後就沒有坐下來，穿著的一件淺色的風衣，也一直沒有脫下來，看來是不準備久待。他站立著和幾位博士後說了一會話，就一個人獨自走出去了，我趕忙追出去，問他還要去哪兒，他說要回去了，我問MSKCC有車送你嗎？他說我自己叫計程車回去，於是我陪他走出洛克菲勒大樓，從67街走到約克大道（York Avenue），為他在大馬路上攔到一輛計程車，送他上了車。送走他後，我一人在約克大道上徘徊，想著這樣一個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問題，即對於這樣一位80歲高齡的諾貝爾獎級的頂尖科學家，出門去講學居然沒有專人負責接送。
坎德爾教授和我的合影
作者：曾昭時
1970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學系，赴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1979年-1982年，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腫瘤醫院，師從我國腫瘤外科先驅李月雲教授，攻讀碩士。畢業後，任職南京鼓樓醫院。1990年，赴美國頂尖的斯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外科從事臨床轉化醫學研究，擔任主治生化師(Assistant Attending Biochemist)，2015年退休。在醫學雜誌包括頂級醫學雜誌Cell、Nature等發表論文過百篇。
編輯：智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