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遊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周 第二天中國 魯迅 《阿Q正傳》及其他小說
吳承恩戲劇性地呈現了七世紀玄奘大師的「西遊記」，而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人物之一魯迅，卻在一場東遊記中找到了他的人生方向——他去了日本，在那裡學習日語，並於1904年開始學醫。有個教授得意洋洋地給學生放映日俄戰爭（1904-1905）的圖片，其中有一個日本士兵，在日本佔領下的滿洲，正要把一個中國間諜斬首，周圍有一群中國人木然地看著。從此，魯迅改變了學習的方向。
周圍同學的鼓掌歡呼震動了魯迅，他決定棄醫從文。正如他在第一部小說集《吶喊》的自序裡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魯迅對構建儒家傳統毫無興趣，相反，他和同時代的很多改革者都感到，需要把它清除掉；為了激勵人心，他轉向世界文學。1907年，在東京，他和弟弟周作人創辦了一個文學雜誌《新生》，著重翻譯西方文學；雜誌的名稱讓人想起但丁的《新生》（Vita Nuova）。但《新生》未及出版即已夭折。這就是魯迅在《吶喊》自序裡諷刺地說到的，「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儘管有這一場失敗，兄弟倆回國之後，還是為各種雜誌做了大量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密切參與了《新青年》，中國「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雜誌。它最初於1915年發行於上海法租界，當時封面上印出的有兩個刊名：「青年」和La Jeunesse。次年，刊物改名《新青年》，表達現代化的決心。
編者的目標包括介紹新的文學樣式，比如西方風格的短篇小說，他們試圖提升普通人使用的白話文，代替傳統雅文學寫作所使用的程式化的文言文。他們發表新詩和小說，翻譯各種作品，從《馬賽曲》到奧斯卡·王爾德，隨意穿插中文和拉丁文字。
《新青年》採用的中西方文字的互動，也出現在魯迅最著名的作品《阿Q正傳》（1921-22年）的開頭。在小說的序裡，魯迅對《新青年》正在發動的文化革命表達了喜劇性的致敬。他聲稱，阿Q一定曾有一個正式的中文名字，叫阿Quei，但是無據可查了：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這近於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
阿Q磕磕碰碰過完一生，與此同時，革命性的變化席捲他的村莊。革命者與地方官員合作，服務於他們自己的利益，與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中的方式相似。小說的結尾，阿Q因為他並未犯下的搶劫案而被處以死刑；地方法官需要有人來承擔罪責。作為一個中國版的「憨第德」（Candide），阿Q對自己的死反應平靜：「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雖然著急，有時卻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又是也未免要殺頭的。」
魯迅最初探究革命與反動、理智與瘋狂之間的微妙界限，是在他最早的小說《狂人日記》（1918）。這篇小說大致仿照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它以尖銳的社會諷刺，雜亂的形式，以及它對白話散文的運用——它證明確實可以用白話文寫成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強有力的作品——震驚、激勵了讀者。它的真正的主題是人們拒絕與過去決裂。魯迅筆下的狂人相信村子裡的人要殺了他、吃了他；他感到，自從「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那以後他們就開始謀算他。
小說的開頭有一篇序言，以冷靜的文言寫成，混雜著魯迅在學醫期間吸收的現代醫學術語。然而，細讀之下，這篇序言破壞了一個「迫害狂」的客觀案例「以供醫家研究」的清晰性。敘述者一開頭告訴我們，他如何發現這部日記：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餘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
這聽起來順理成章，但是魯迅為什麼引入狂人的兄長，而他又為什麼不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們？這裡關鍵的一句是「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這位敘述者確定能分辨這兄弟倆嗎？我們真的能夠確定我們碰到的是神志正常的兄弟而不是狂人本人嗎？當這位未詳其名的兄弟親手交付日記的時候，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大笑？
如果敘述者遇到的是狂人，那麼，他的哥哥又怎麼樣了呢？這本日記的結尾是著名的宣言：「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也許，這位狂人在寫下了這些絕望的言辭之後又恢復了理智，經過了嚴峻的考驗，現在是一位優雅、正直的公民。然而，另一種情形也同樣是有可能的：他的兄弟確實是要謀殺他、吃他，而他先發制人。在造訪這家人時，我們這位頭腦冷靜的敘述者認為他生活在一個科學、理性的世界裡，但是他本人有可能就要變成一道點心了。
在《吶喊》的自序中，魯迅說，他寫小說是回應一位朋友的約稿，那位朋友來找他給《新青年》寫稿。一開始他拒絕了。他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中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他的朋友回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讓步了：「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但是他依然懷疑自己壓倒一切的悲觀情緒只會讓他的讀者灰心喪氣：「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魯迅棄醫從文，希望治癒他的國民的靈魂，但是現在他害怕他的小說會擴散他們正待醫治的疾病。然而，從魯迅的絕望與希望之間的內在鬥爭中孕育而成的《狂人日記》開啟了一場文學革命。我們明天將會看到，一代人之後，張愛玲將在捲入一場全球戰爭的新時代裡的中國推進魯迅的白話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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