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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成都的
一次「文藝復興」活動
汪 毅
在歷史進程中，成都既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城市名片紛呈。早在20世紀上半葉，成都就有「小巴黎」之稱。媒體的發達，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一個地區文化的繁榮。抗戰時期前後，成都的報刊一度多達數十種，頗顯活躍。近代詩人易君左在《錦城七日記（上）》中寫道：「使我內心驚嘆的，這一個美麗的名都，不獨像北平，而且像江南，也許是一個新發現，是潛伏在許多人意識裡，而被我揭露出來的。像北平，像西安，是成都的剛美；像江南，像蘇杭，是成都的柔美。合世兩種美，才見成都的偉大。」 作家張目寒在《蜀中紀遊》之《渝灌紀遊》篇中寫道：「（成都）市區街道修整，道旁古木森林參天蔽日，具有北平、姑蘇之長。」可見，那個時期成都在人們的眼中具有剛柔相濟之美。
成都：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圖片來源：成都日報）
一、成都抗戰時期的文化沸騰點：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
抗日戰爭時期，成都不僅內遷人口、工業、商貿驟增，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最重要的工業基地，而且客觀上亦成為中國危難時期的文化聚集地與文化發散的大本營。一大批人文社會科學名人薈萃於此，將觀念、思想、責任、才情、藝術賦予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使之錦上添花，文化更加繁榮。由於抗戰的需要，這些文化名人憑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使命感，對「民族文化問題」進行了大討論，成都隨之出現了「巴蜀新文化衍而為中華新文化」的文化格局，不僅影響中國，幾近形成抗戰文化主體，甚至在某些方面與文化相當發達的巴黎相提並論。
成都天府廣場毛主席塑像及四川科技館（汪毅 供圖）
正是由於這個時期特定的文化環境和濃鬱的文化氛圍，1944年1月25日，當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在成都舉辦時，成都沸騰了，成為宣傳和格外激勵人心的聚焦點。當時《中央日報》《新新新聞》《新中國日報》《成都快報》等紛紛發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刊》，沈尹默、謝無量分別為出版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目次》《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題署。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四川美術協會編著、西南印書局印行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不僅張群為特集題寫書名，而且還輯錄了張群、林思進、陳寅恪、馬鑑、謝無量、沈尹默、葉紹鈞、聞宥、劉開渠、蒙文通、陳覺玄、馮漢驥、芮善、龐燻琹、雷圭元、吳作人、周太玄、羅文謨、馮若飛、郭有守等20餘名學貫巴蜀乃至名響華夏的學者或藝術家撰寫的文章，評價敦煌壁畫的偉大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的貢獻。四川美術協會與著名雕塑家劉開渠，分別從藝術社團和藝術家的角度，分析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原因與走勢，闡述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與成都系中國文藝復興發祥地的關係。
張大千：我與敦煌（汪毅 供圖）
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美術協會會長張群對張大千在成都舉辦的臨摹敦煌壁畫展大力支持，不僅「指定郭有守、羅文謨、林君墨、餘中英、馮若飛、張採芹諸君負責籌辦」，而且親自題署《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並撰文《民族藝術生活之改進與六朝畫》。文章指出：「復興則為吾人一致之要求。對於中國繪畫史有最高地位之六朝畫、唐五代畫、宋畫之貽留於今日者，實為吾人藝術生活上最高之準繩……（張大千）直接對於六朝唐五代畫宋畫為最大之努力……吾人因此而得以改進藝術生活之途徑，以為民族復興大業之一助」。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作品（汪毅 供圖）
時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有守在《藝術上一件大事》一文中指出：「四川美術協會，在大時代文化建設運動中，愧無多大貢獻。但在介紹作家與作品，以提高民眾對於藝術興趣和加濃藝術氛圍，也盡了些微的力。主辦的展覽會如八大畫家油畫聯合展覽、古畫展覽、徐悲鴻畫展，及陪都書畫家聯合展覽等，遂使成都連年皆有『美術年』之稱。但是這一次主辦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真算藝術上一件大事。（張大千）以私人做了一件應該由政府所做的事，這是值得格外稱頌的。」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作品（汪毅 供圖）
郭有守還說並預示：「成都舊有『小巴黎』之稱，如果將來大千能把他的作品都留在成都（有幸的是，今四川博物院存有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作品187件，且闢有全國唯一的張大千藝術專館），至少在美術方面，成都以比巴黎無愧色。張大千早已不僅是中國的張大千，他是20世紀全世界人類的張大千。」
二、「此文藝復興權輿，肇於成都」
1944年1月，作為巴蜀最有影響的藝術團體的四川美術協會，不僅舉辦規模盛大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而且編著並由西南書局於1944年5月印行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該特集序言指出：「歐洲文化之所以進步，不僅由於擁有相當悠長之歷史，而尤其在於擁有許多歷史上文化的遺物……今日得此（張大千）甚高藝術地位之畫家將具有歷史上崇高價值之敦煌壁畫忠實不二臨摹以告吾人，吾人無赴敦煌之勞，而直接認識六朝李唐五代趙宋作風，由此包舊延新進步發展，則新中國文藝復興，將以此為嚆矢，庶幾乎可？此文藝復興權輿，肇於成都。」一時，「文藝復興」「成都系文藝復興發祥地」熱詞不脛而走，成為華西壩的注目點。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作品（汪毅 供圖）
除四川美術協會鼎力推動，林思進、陳寅恪、馬鑑、謝無量、沈尹默、葉紹鈞、聞宥、劉開渠、蒙文通、陳覺玄、馮漢驥、芮善、龐燻琹、雷圭元、吳作人、周太玄、羅文謨、馮若飛、郭有守等20餘名學者或藝術家還紛紛撰寫文章，從不同角度解讀和詮釋。這些文章，評價了敦煌壁畫的偉大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的貢獻，闡述了成都系中國文藝復興發祥地的關係，而且在各大媒體發表，影響廣博。
成都將為中國文藝復興之之翡冷翠城（汪毅 供圖）
著名學者陳寅恪稱：「一時代文化學術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六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於吾民族藝術上別闢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
著名雕塑家劉開渠更為直接，所撰長文題目就是《喚起中國的文藝復興》。該文條分縷析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原因與走勢，闡述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與成都系中國文藝復興發祥地的關係：「今日歐美文化之盛，實為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的結果。文藝復興之起，有三個大原因：一、希臘文化的復現與重新被模仿研究；二、印刷、製版的發明，使所有的哲學、文藝、美術作品都得到廣為翻印而傳播及大眾；三、當時宗教領袖、政治人物、富閒階層提倡與鼓勵。三種原因之中，第一種為最重要。南歐文藝美術之復興，由模仿與認識古希臘美術作品為起始。今者，大千先生將敦煌美術之精華移置於四川省會各界之前，我希望中國的文藝復興，將能由此取得影響而為之興起，成都將成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翡冷翠城！」
據《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成都展覽紀要》記載，該展覽籌備規模宏大，所需資金由四川美術協會向四川省銀行借款30萬元（國幣），預定由門票收入償還。展期10天（前6天售票，後4天免票），門票定價50元（售票5000餘張）。如此高的票價，成都萬人空巷，觀眾竟達12000餘人，體系了民眾「文化抗戰，匹夫有責」的意志，順應了成都系中國文藝復興發祥地潮流的空前熱情。
張大千臨橅敦煌壁畫（汪毅 供圖）
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特別是敦煌藝術及其表現，與歐洲文藝復興肇始地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藝術表現具有驚人的同比性。具體表現在：
一是文物遺存題材的同比性，即均系以非常典型的宗教題材（包括佛經故事或神的故事，而且具有敘事強和裝飾強的特點）的雕塑與繪畫作品形式存在的。它們分別具有量和質的規模，頗能體現兩個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意志、文明高度，並能深刻影響世界文化。
二是文物遺存民族性的同比性。這一點，常書鴻先生頗有灼見：「巴黎聖母院是早期哥德式建築的代表，這種藝術是希臘羅馬藝術和少數民族哥特人的文化藝術相結合的產物。而敦煌北魏時期的藝術，實際上也是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鮮卑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敦煌藝術與歐洲藝術之間是有著一種有機聯繫的」「敦煌藝術是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徵兆」。
由此可見，歐洲文藝復興的展示與中國文藝復興的展示是以具體的佛教（宗教）藝術遺存來作為研究客體和「復現與重新被模仿研究」的，而且與宗教力量有關。
頗為一致的是，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很好地體現了劉開渠關於歐洲文藝復興是由於對古希臘文化的「復現與重新被模仿研究」，即張大千是「復原（復現）臨摹」，而非照相式的複製。其具體做法是，在被破損、剝蝕、扭曲的壁畫上作原貌考證（該考證更具研究性和難度），考出原色，再在摹品上塗以本色，恢復壁畫本身面目，使摹品鮮豔如初，甚至比壁畫原作更絢麗多彩。正是如此，張大千堪稱偉大的「普洛米修斯」。是他，從臨摹敦煌壁畫中，「盜」來了中國文藝復興的聖火，並把它點燃在抗戰大後方的成都，激勵了中華民族。
劉開渠：喚起中國的文藝復興（汪毅 供圖）
此外，時三星堆發掘的成功及成都白馬寺青銅器的發現，代表遠古文明的巴蜀青銅器進入學者視野——「巴蜀文化衍而為中華新文化」。當它與張大千所臨摹代表中古文明的敦煌壁畫對接，形成了中國古代文明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滿足了人們與歐洲文藝復興對比的文化訴求，構成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將能由此取得影響而為之興起，成都將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翡冷翠城」的重要基礎。
正是上述特定歷史背景，成都呈現了一種不可替代及不可抗拒的力量。這種力量，既有政府行為及公權影響，又包括學人思考及民眾意志。尤其是 「二戰」引發的民族危機與危亡感，文化救國成為當時文化人的一種民族熱情和崇高使命。他們把對民族未來的思考、對文化自由的渴望、對中國文藝復興的憧憬等整合一體，希冀被戰爭抑制的民族意志和時代文化得以像熔巖一樣迸發。故當敦煌畫展滿足了「復興則為吾人一致的要求」——把所臨摹的敦煌壁畫展示於成都，即把20世紀的顯學「敦煌學」形象展示在人們面前，而且具有與歐洲文藝復興屬性的種種同比性時，成都井噴了、沸騰了。一些文化機構和著名文化人由此偉大遺存的面貌中，展望到中華民族走向明天的前景，放眼到中國文藝復興的曙光，進而引起強烈共鳴，紛紛行動起來，把民族再造、民族意志、民族精神、中國文藝復興的思考和強烈感情與碩大希望等，投射或寄予成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同時，讓中國擁有與歐洲文藝復興並駕齊驅的國家話語權！
三、一個重要話題：「文藝復興」活動為什麼在成都興起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在成都進行，是成都的一次文藝復興活動，註定了它曾有的轟動，更註定了成都載入中國文藝復興史冊。由此，便有了一個值得討論的重要話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為什麼只能在成都產生「文藝復興」的重大影響，即「喚起中國的文藝復興」和成都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發祥地」？
就1944年1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在成都舉行的情況而言，該展覽無疑具有承先啟後的連續性。從時空記錄來看，該首展1943年8月在蘭州舉行，不乏「萬人看展」的轟動及地方軍政要員的推動，包括在報紙上聯合署名刊登啟事；該延伸展於1944年5月舉行，展覽主辦方的規格上升到國民政府教育部，展地在陪都重慶，展覽盛況在當時重慶的《新民報》中可窺一斑，兩次刊登「教育部主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啟事，並於5月22日、23日、26日分別刊登展訊《大千敦煌臨畫》、特寫《敦煌臨畫展覽——張大千三年的心血，藝術上獨立大投資》、專文《張大千兩年面壁曲線新聞》，並且媒體驚呼「參觀者絡繹不絕」——排隊購票者長達一裡多，一時萬人空巷，徐悲鴻、黃君璧、柳亞子、葉聖陶、沈尹默等藝界、學界名流均前往觀看，推崇備至。
上述的三次連續性展覽（1943年8月在蘭州、1944年1月在成都、1944年5月在重慶），時間差僅僅只有9個月。從中，可見在成都舉行的展覽，不僅具有上承蘭州、下啟重慶的特殊意義，而且上升到一次「文藝復興」活動的高度，這是蘭州和重慶展覽無法同日而語的。究其原因，還在於成都時充任了「中國文藝復興的翡冷翠城」角色，即不僅與歐洲文藝復興發祥地的義大利佛羅倫斯相提並論，而且作為「城」的空間概念超越「翡冷翠」更具規模。這個規模的意義，讓我們感到中國文藝復興肇始的不凡，讓我們感慨成都作為中國文藝復興發祥地的特殊意義，即成都擁有的豐厚歷史文化傳承與上述註定的歷史機遇。當兩者榫接一起，便產生了「成都奇蹟」，鑄就了成都的又一張城市文化名片：中國文藝復興的發祥地。
四川美術協會序：文藝復興肇始於成都（汪毅 供圖）
另外，在對歐洲文藝復興肇始的考察中，我們不難發現其發軔或爆發必須寄托在一個富有文化積澱的魅力城市，而義大利佛羅倫斯便歷史地、當然地成為這個特殊載體。自然，中國文藝復興的肇始亦需要一個落腳點，即在一個富有文化積澱的城市「引爆」，演化為文化發展的引擎。而成都，在那個特定時期恰好具有這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必備條件。正是如此，抗戰時期成都有了這一次「文藝復興」活動，並在偶然中成為必然結果。
作者簡介
汪毅，一級文學創作職稱（正高），曾任內江張大千紀念館首任館長、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副巡視員、《四川省志》副總編。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汪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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