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擁有強大工匠傳統的德國，正在改變中：德國大學的中輟率，每年都穩定地維持在大約三分之一，在大學教書的第一線教授，必須面對越來越多其實無能力讀大學的學生。
德國，職業教育之國？
我們向來相信德國有強大的職業教育傳統，也常常援引德國來批判臺灣甚至亞洲的高等教育情結，德國自己樂於宣傳自己是職業教育之國、是雙軌教育制之國、是工匠、手藝達人與工程師之國，而我們也都相信並羨慕這個「德國製造」傳統。二○一八年八月底，總理梅克爾出訪非洲，非洲的人民們便表達這樣的心聲：「德國在職業教育及技術訓練上領先全球，我們希望德國總理能夠協助我們改善職業教育。」
不過，這樣一個全世界都相信擁有強大工匠傳統的德國，正在改變中。
二○一四年，「大學發展中心」舉辦了研討會「當讀大學成為常態」；二○一五年，漢斯賽德爾基金會、德國教師協會、巴伐利亞教師協會工作小組、學術自由協會合辦研討會，名叫「過多的學術人 vs. 過少的專業人」。不須細談內容，單從這些題目已經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在這些研討會上，「學術化」、「學術瘋狂」等令人憂心的名詞不斷被提起。
根據聯邦統計局資料，二○一八年德國大學在學人數達284萬2225人，一九九四年時才一百八十七萬人，十幾年來快速成長近百萬，如果再考慮德國少子化壓力極高，學生的來源其實應該減少才對，更是不能不對大學生增加的速度感到驚奇。德國學生讀大學比例之高，讓慕尼黑大學的政治哲學家尼達諾姆林前幾年寫了一本書《學術化瘋狂─論職業教育及學術教育的危機》，也更引起媒體正視這個改變德國多年來教育傳統的發展趨勢。
群眾大學的時代，德國中學生六成選擇大學
為什麼人人讀大學？當然脫離不了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鳯的心態。許多人認為讓下一代去讀大學，攸關教育正義、教育機會平等，因為上一代所缺少的讀大學的機會，下一代必須享有。一九七○年時德國高中畢業生就讀大學的只有十一％，當時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甚至評估認為德國讀大學的人太少，建議增加其學生數目；再加上一九六○年代末民心希望改革大學教育，希望能在傳統大學外能有更多實踐新理念的高等教育機構，於是，從一九六○年代末到一九七○年代，德國開始以極快的速度設立大學，並且投入極多資源，例如一九六二年設立的波鴻大學、一九六六年設立的康士坦茲大學、一九六九年的畢勒費大學等。開啟了從菁英大學到群眾大學的時代。
上一代無法享受的教育條件，當然希望下一代享有，於是，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把自己的小孩送進文理中學，以在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而不是進入職業學校。今日，選擇大學而不是技術學校或職業教育的中學生，已經超出六成。
此外，德國社會上還是存在著一個心態：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會比受職業教育的人賺得更多。當然，好的專業人才薪資都很傲人，但不可否認，確實還是有很多技術人員的薪水偏低，特別是一些需要高度勞動力投入的領域，更是以薪資水準不佳出名。因此，在人往高處爬的心態上，許多學生投入了大學教育。
平心而論，目前全世界的學子們在選擇教育機會時，多半會選擇大學，而且是研究型的名校，德國並不例外。大學確實有其優勢，不只提供了求取高等知識的機會，也提供了學術的「環境」，你在這裡所認識的師長同學，都提供智識上的刺激與交流，並且也是極佳的人脈關係聯結。
可是，這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德國目前有一○六所綜合性的大學，其中並沒有能夠簡單取得文憑的大學，每一所的課程規劃、考試、修課、論文要求，都遵守德國學術傳統及標準，即使是綜合大學以外的二一八間應用科大，提供的是應用知識而比較少高深的純理論訓練，一樣不會在修課要求上妥協；因此，那些未想清楚究竟是否自己適合讀大學的人，常常在大學裡面遭遇極大的挫折。尤其是德國的綜合性大學是純粹學術化機構，其設立目的與聘用的教授，都是為了學術理論知識，而非實踐知識。那些沒有研究興趣或者抽象能力的人，在此將處處碰壁。
根據德國聯邦教育及科研部於二○一七年發表的一部專家學者報告《在讀大學的期待以及現實之間》，大學的中輟率，每年都穩定地維持在大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那些懷抱著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青年學子們進入大學後，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認清了自己不適合讀大學，因而離開了學校。
這麼高的輟學率，在時間的成本耗費上非常可觀。此外，如果考量德國投入高額預算維持大學免學費的制度，那麼這三分之一的「砍掉重練」(或者說「認賠殺出」)，背後代表的是龐大的教育資源的無效投入。
被灌水的成績，被膨風的自信
另外，那麼多人去讀大學，還有一個制度性的因素。曾任聯邦教育部發言人、現任《經濟周刊》編輯的記者克撓斯，在〈讀大學的狂熱有損德國的職業教育！〉評論中，問了一個問題：過去十年來，光是在柏林的中學生，一級分(即最優的級距)學生增加了十四倍，其他各邦也有同樣的趨勢。為什麼德國的中學生平均成績越來越好？難道是學生素質突飛猛進？或者教學方法突然大幅改善？想也知道不可能。
克撓斯打趣說，那些教育政策主管者拷貝了歐洲央行的「通貨膨脹政策」，讓學校分數出現了分數的膨脹，這些分數因而貶值了。例如，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教育廳要求，如果學生分數太差，老師必須提供個別輔導；這立意良善，然而正常人的想法就會是，在改作業時「微調」一下，讓學生不致太差，大家都不必犧牲課餘時間。而這樣的微調連帶影響了其他學生分數也相對地調整。於是，好成績的人越來越多，以為自己絕對是個讀大學的料的人越來越多，最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高中生進了大學，而他們之中很多人如果按照以前的評分標準，可能會選擇職業教育。
在大學教書的第一線教授，自然最能感受到灌水現象，因此越來越多教授呼籲應該扭轉這個趨勢。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的專家芙列佛特便清楚指出，現在的大學必須面對越來越多其實無能力讀大學的學生。而也因為大學生人數膨脹，現在大學文憑及成績也越來越缺乏說服力，對業界的吸引力也貶值了。
自由化政策下，五百萬工匠從經濟中堅到沒落
大學越來越受歡迎的同時，雙軌職業教育制也承受攻擊。傳統上，這種部分時間在學校學習知識、部分時間在現場實踐其技能的教育制度，因為不會空談理論，又能在求學時代便提供職場經驗甚至工作機會，受到歡迎。
但是近年來漸有印象認為，在校成績比較不佳的學生，才去選擇雙軌制。這造成惡性循環，父母及教育者必須自問：如果鼓勵程度較不佳的學生接受職業教育，是否阻絕了其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機會？尤其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仍然停留在傳統技藝訓練，是否太無競爭力？另外，來自工匠家庭的第二代，傳統上多會被鼓勵走向工匠之路，但是社會對於接受雙軌教育與接受大學教育有不同評價的氛圍中，那些可能繼承技藝的下一代，便被批評困在「職業僵固」的結構裡，於是，即使在工匠家庭，也希望下一代去讀大學。
德文有個詞「畏懼降級」(Abstiegsangst)正是在形容這種害怕的心態。
鑑於這些疑慮，今日德國的家長，還是多希望其子弟就讀大學，而比較少選擇雙軌職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