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洪學智之子洪虎:父親被兩次授予上將軍銜

2021-01-09 騰訊網

洪學智

2020年,是父親洪學智離開我們的第14個年頭了,但在子女心裡,他從未離開過我們。現在客廳裡擺放著的,還是父親坐過20多年的老式沙發,上面鋪著半舊但總是整潔的沙發巾,牆壁上掛著的依然是父親在世時的兩幅國畫。父親開朗的笑容、親切的鄉音,仿佛還在房間內迴響。父親沒有走遠,他的諄諄教誨,至今還在深深影響著我們。

兩膺上將 兩獲殊勳

父親一生經歷豐富傳奇。他出生於1913年,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先後參加土地革命戰爭及長徵、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擔任過紅軍、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民主聯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職務,對我軍的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教育工作、裝備工作,均有重要建樹。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新中國第一次授銜儀式,我父親等55位戰功卓著的軍隊高級將領被授予上將軍銜,周恩來總理為他頒發了授銜命令,這一年,父親42歲,時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參謀長。後來,我國實行軍銜制度改革,國家取消了軍銜制度。1988年7月1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決定:對在1955年至1965年期間被授予軍官軍銜的人員,其軍銜予以確認。同時,會議還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新的軍銜制。

因此,父親1955 年被授予的上將軍銜被依法確認。整整33年之後,1988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新中國第二次授銜儀式,17位當時軍隊各方面的負責人被授予上將軍銜,父親是位列第一的上將,軍委主席鄧小平為他頒發了授銜命令,這是他第二次被授予上將軍銜。這一年,父親75歲,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父親曾對我講過,這次授銜前他已經擔任中顧委委員,準備退下來。後來,組織上決定讓他繼續留在中央軍委參與領導工作,並授予其上將軍銜。他曾向組織提出,可否參照當時軍委主席和秘書長不授予軍銜的做法,但未獲批准。這樣,他就成了我軍歷史上第一位被兩次授予上將軍銜的軍官。

父親第二次授銜後,有人問他:「1955年你被授予上將軍銜,時隔33年後,你又被授予上將軍銜,這不是在上將位置上踏步不前嗎?」父親淡淡地說:「這主要是由中國特定的國情決定的,人的一生名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國家、為人民做了哪些貢獻,幹了哪些好事。」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言行影響了我們全家人。

1950年10月,父親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前期協助彭德懷司令員指揮志願軍入朝作戰,後期又兼任志願軍後勤司令部司令員,領導指揮創建了「打不斷、炸不爛、衝不垮」的鋼鐵運輸線,為奪取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父親先後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一枚、一級自由獨立勳章兩枚,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各一枚。這種同時榮獲國內、國外最高等級勳章的情況,在我軍也不多見。

父親對自己「兩獲殊勳」看得很淡,很少談及。他覺得所做的貢獻都是一個共產黨員、革命軍人和領導幹部應該做的,而且是在上級正確領導、戰友緊密配合、群眾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是集體的貢獻,不是個人的功績。何況,應該做的工作還有一些沒有來得及做,做了的還有一些沒有做好,工作中還有不少錯誤和缺點。他從來不滿足已有的成就,總是不斷探索和創新。這些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

我軍現代後勤工作的開拓者

1950年,志願軍入朝作戰後,時任志願軍副司令員的父親分管志願軍司令部、特種兵和後勤工作。當時志願軍沒有自己獨立的後勤配置,是東北軍區後勤部負責組織志願軍的後勤保障。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我軍經歷的第一次大規模現代化戰爭,又是出國作戰,後勤保障面臨重大考驗。幾次戰役打下來,發現後勤保障跟不上,我們的士兵自帶乾糧、彈藥,只能維持5至7天的戰鬥。美國強大的空軍掌握了制空權,戰爭不僅限於兩軍前線接觸,而且美軍還深入到我軍後方進行襲擊、轟炸、空投,破壞我軍的運輸線。

同時,我軍傳統的供應方式也不適應了。過去國內作戰,後勤保障是就近籌措、就地供應,給養被服取之於民,武器裝備取之於敵。但這種後勤保障方式在朝鮮行不通,當地群眾都離家跑散了,而且國內的貨幣在朝鮮不能使用,入朝人員首批就有4個軍,急需補充冬裝、糧食,給養被服很難取之於民。

當時,先期入朝作戰的志願軍部隊武器裝備比較雜,朝鮮人民軍主要使用蘇式武器裝備,繳獲的武器裝備與我軍使用的不配套。同時,美軍對我軍繳獲的裝備採取集中轟炸破壞的辦法,使其無法成批使用,導致武器裝備也難取之於敵。因此,我軍就需要在國內組織後方基地,生產或採購給養被服和武器裝備,然後通過自己專門建立的運輸網絡供應到前方。

通過韓戰,父親逐步認識到現代戰爭後勤工作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戰鬥化後勤的概念」。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父親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彭總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在東北軍區和朝鮮人民的支援下,依靠志願軍後勤戰線18萬官兵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完成了志願軍後勤的保障供給工作,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戰爭中積累的一系列現代戰爭後勤保障經驗,成為我軍後勤工作的寶貴財富。父親也因此成為我軍現代戰爭後勤工作的探索者。

1954年,父親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參謀長,1956年任總後勤部部長、黨委書記。面對後勤工作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形勢,他從國家和軍隊的實際出發,在理順後勤體制、健全組織機構、完善標準制度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使我軍後勤建設在正規化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他組織領導全軍後勤創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隊後勤保障體系,被譽為我軍正規化後勤工作的奠基人。

1980年,父親再次出任總後勤部部長,他努力探索新形勢下後勤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提出了後勤工作必須「適應現代戰爭要求,適應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要求」的指導思想。他勵精圖治,銳意進取,不斷開創後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進了我軍後勤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被稱作我軍現代後勤工作的開拓者。

要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

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召開後,父親因受彭德懷冤案的牽連,於第二年被下放到吉林省工作,時間長達18年。但他始終對黨的事業充滿信念,不悲觀、不洩氣,仍積極努力地為黨工作。

1998年,我調到吉林省工作,中組部找我談過話之後,父親才知道。我去見他時,他說:要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不圖名、不圖利。父親要我關注吉林的幾件事情:

第一,他擔心1936年修建的豐滿水庫大壩的安全,這個水庫修建時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加之年代久遠,可能會垮壩。豐滿水庫是頂在吉林人民頭上的一個「大水盆」,一旦出問題,後果不堪設想。父親反覆交代我一定要注意大壩的安全。

第二,他關心吉林的糧食發展,作為全國的糧食供應基地,吉林應該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保障全國糧食的供應。2002年,父親生前最後一次到吉林考察,叮囑我說:「我在吉林工作了18年,對吉林很有感情。你要多為吉林做點實事、好事,讓老百姓安居樂業。」

父親對四平市的感情很深,「四戰」四平,他三次都參與了,有一次還擔任前線總指揮。抗戰勝利後,他從蘇北帶過去的很多新四軍老戰士都犧牲在四平,讓他念念不忘。生前他一直關注著四平烈士陵園的維修和四平戰役紀念館新館的建設。我去吉林前,父親叮囑我要把四平烈士陵園維修好、把四平戰役紀念館新館建起來。我去了以後,四平烈士陵園比較早地維修好了,但四平戰役紀念館因為財政困難就耽誤了。

2004年,父親生病住在301醫院。當時我擔任吉林省省長,有一次到北京出差,和省政府秘書長馬俊清一起去醫院看望他。馬俊清同志曾擔任過四平市委書記,我們一走進病房,父親就說:「馬書記,你是個好人,你在四平任書記的時候,把四平烈士陵園給修好了。」接著話鋒一轉,又說:「洪虎,你擔任吉林省省長這麼長時間,還沒有把四平戰役紀念館建成,你這個省長是怎麼當的?」還是馬俊清給我打了圓場。又過了幾天,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全哲洙也到醫院看望我父親。父親跟全哲洙講:「全書記,前幾天我跟洪虎說的建設四平戰役紀念館新館的話,不是對我兒子說的,是對吉林省省長說的。」後來全哲洙跟我轉達了,我就知道父親非常在意這件事。2005年,在吉林省政府的努力下,四平戰役紀念館新館終於建成。

1946年,四平保衛戰後,陶鑄同志曾送給父親一條毛毯,父母親始終把它帶在身邊。1968年我結婚時,他們把這條珍貴的毛毯作為禮物送給了我們。後來,我們把這條毛毯贈送給四平戰役紀念館收藏了。

你們的路要自己走

父親對我們子女的影響,一直都是身教重於言傳。這種教育是日積月累的,而不是一兩次談話就能完成的,如春雨潤物細無聲。

上學時我們都住在學校,星期天才回家,對父親接觸也不是特別多。但他的一言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比如吃飯時不能有剩飯,飯菜掉到桌子上他都會撿起來吃掉。有一天《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反映北京大學在校學生的生活,有的來自貧困農村的學生,因為家境貧困,很少參加學校裡組織的其它活動。父親聽到後就和子女商量,由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出錢,資助北京大學挑選出的來自革命老區的8名貧困學生,直到他們大學畢業。但這件事情辦了以後,我父親不讓宣傳,也拒絕採訪。

1960年,父親被下放吉林前,曾召集全家人談話。父親對我們說:「人這一生很漫長,不會總是一帆風順的。你們要學會辯證地看待人生的起落。現在你們處於上學這個很重要的階段,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好好學習,既要學習知識,也要學會做人,學會獨立生活,將來能夠自立。」當天晚上,他又把我叫到書房,和我談了很久。他要求我不要對他的事情評頭論足,他說:「你要相信,我從來沒有、也不會做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的事情。我工作雖有變動,從軍隊轉到地方,但還有工作崗位,還可以繼續為革命做貢獻。」當時自己還太年輕,很多事情並不明白,但父親的平靜和鎮定讓我感覺到他內心的強大。

父親有一個習慣,就是好開家庭會議。他常利用這個機會教育子女,統一認識。開會的時候,人聚齊了,他就讓大家圍繞某個問題進行討論,他最後發表看法。有一次他過生日,我們全家聚在一起。他特意叮囑說:「如今改革開放,國門打開了,形勢開放了,各種思潮也跟著進來了,你們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決不能做有損黨、有損人民的事,決不能有損我們這個光榮的革命家庭。」改革開放以後,新舊經濟體制轉換,有的幹部子女下海經商發不義之財,有的幹部子女倒賣手上計劃內的指標獲取非法利益,社會上反響很大。他就告誡我們:「一定要按規矩辦事,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門邪道。你們不要指望我為你們的發展搭橋鋪路,你們的路要自己走。」

2006年11月20日,父親在度過和母親結婚70周年紀念日之後走了,但他一直活在我們心中。在我們眼裡,對於母親來說他是最好的丈夫,對於子女來說他是最好的父親。【轉自《黨建》雜誌2020年第2期,本文有刪節。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刪除。】

作者:洪虎

主編:王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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