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我們要如何想像更好的工作狀態？執教於天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青年學者王行坤關注「後工作」未來、懶漢權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等議題的最新研究，他也對中國網友進行了「狗屁工作」的調查，在他看來，要直面工作意義的危機，就要認清「非工作不可」已成一種神經症症狀，而全民基本收入的實施可能為現代人帶來工作上的解放感。
王行坤，青年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及當代中國政治思想。
工作是生命意義的來源，中國人更熱愛工作
新京報：大衛·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研究在學界和媒體火了之後，你也搞了一個中國人的「工作意義」問卷調查和微信訪談。能介紹一下你的調查結果嗎？這些結果是否體現出「中國特色」的工作態度？與格雷伯的觀察是否有所出入？
王行坤：我最終收回了232份問卷。結果顯示，有9.9%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意義；有7.3%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對社會毫無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說，在填完問卷後就萌生了辭職的想法。這個調查結果與格雷伯所利用的問卷結果出入甚大。例如在格雷伯的書中，金融業從業者基本都是意義感甚弱、對社會愧疚感甚強的人
（因為他們自認賺了很多錢，但對社會無所貢獻）
，這種職業在格雷伯看來是典型的狗屁工作。但是在我的調查中，16位金融業從業者中有12位非常明確地認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義又對社會有益。另外，教師在格雷伯看來絕對不屬於狗屁工作，但是在我的調查中，很多有博士學位的大學老師和研究員普遍認為自己的工作有一定意義，但是對社會卻沒有益處；相較而言，具有學士和碩士學位的中小學老師則普遍認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義，對社會又有益處。
我的樣本當然是很小的，但是2018年另外一個綜合各權威資料庫、以47個國家的十萬人為樣本的調查結果表明，平均只有8%的勞動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對社會全無益處，且結果隨著國家、職業和年齡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別
（中國為7.5%）
，這和我的調查結果是基本接近的。格雷伯的論述依賴的是英國調查結果——37%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以及自己「推特」粉絲的回饋，感覺他有點被誤導了。
所以就工作的無意義感和無社會價值感來說，全世界勞動者的感受基本差不多，就算很多人很討厭自己的工作，他們也很難
（不願）
承認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或毫無價值。畢竟，工作是我們生命意義的重要來源，如果否定其意義，我們很難有勇氣再生活下去。當然，9.9%或者7.5%也是不小的比例。
當然，如果說有什麼是「中國特色」，那就是在我的調查結果中，在工作場所時，有54%的人處於積極狀態，有34%的人感覺開心，這與2018年蓋洛普的調查結果——全球有85%的人在工作時處於懈怠狀態——有很大出入，這也許是因為中國人真的很勤勞，或者中國的老闆更會熬雞湯吧。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左）
新京報：你認為「熱愛工作」在什麼層面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在什麼層面上不是？
王行坤：值得熱愛的工作也許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勞動。畢竟，人並非像一般預設所說的，總是好逸惡勞，人類學的研究恰好相反。從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來看，人總要進行對象化，去有意識地改造外部世界，因此勞動是人類自我表現的需求。
源自於近代新教倫理的工作倫理，其實最開始源自於當時的中產階級和企業主，他們的確可能是勞動致富，並獲得成就感和救贖感。但是隨著19世紀機器大工業的發展，這種工作倫理被灌輸給工廠內每天進行12甚至16小時高強度勞動的工人，讓他們腳踏實地的工作。另外，包括教材在內的各種出版物都在強化這種工作倫理，「教育」勞動者低頭拉車。在這個意義上，工作倫理成為壓迫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最著名的代言人就是蘇格蘭的託馬斯·卡萊爾
（蘇格蘭諷刺作家、歷史學家）
，在他看來工作就是祈禱就是拯救，他給工人傳播的是「工作的福音」——工作的意識形態。
託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蘇格蘭哲學家，評論家、諷刺作家、歷史學家以及老師。他被看作是
維多利亞時代
最重要的社會評論員，一生發表了很多重要的演講，廣受讚譽，其作品在當時甚具影響力。
全民基本收入
是解決工作意義淪陷的方案嗎？
新京報：很多西方學者傾向將「全民基本收入」作為今天工作意義淪陷的解決方案。你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這幾年又再度引起熱議的原因？實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土壤又是什麼？
王行坤：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定期
（比如一個月）
、無條件、以個體為單位發給一國合法居民的現金給付（對於新出生的嬰兒和未成年人則有其他安排）
。當下討論全面基本收入的話題除了面對工作意義的淪陷之外（格雷伯就是基於這種立場支持全面基本收入）
，更多還是針對人工智慧對工作的挑戰、中產階級工作消失以及工作兩極化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加劇的現狀。
例如美國的華裔總統候選人安德魯·楊
（Andrew Yang）
一直就在警告美國人，自動駕駛技術對美國卡車司機以及相關服務業會造成致命的破壞，這會消滅很多中產階級工作，因此他提倡的是每月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法國之前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阿蒙也明確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義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奈格裡對此表示過明確支持。今年3月至4月義大利政府在副總理暨五星運動黨黨首迪馬約的推動下將施行每個月最低780歐元的基本收入。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一定規模上進行了基本收入試驗，結果都頗為令人滿意。
當然，今天我們依然處於新自由主義時代，緊縮依然是絕大多數政府的政策。因此有些基本收入的提倡者認為應該取消其他所有福利和保障，精簡政府，每個月只發放一定數目的現金，但這對於低收入者肯定是不夠的。因此我們要去爭取並保衛福利社會，去爭取更多的福利，與此同時還要避免福利社會所帶來的科層制
（關於科層制對領取福利者的羞辱，可見2016年英國電影《我是布萊克》，科爾賓不久前還用這部電影來攻擊保守黨政府的失敗）
。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必不可少，但企業和企業的代理人總想壓縮成本，獲得更多利潤，而勞動者總會需要更多的保障，兩種不同意志之間的衝突最後只能通過力量來解決。畢竟，任何權利都不是被賜予的，而是爭取來的。
《我是布萊克》劇照
新京報：馬克思所暢想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是一種非常豐富的勞作狀態。今天，我們怎樣從個體層面直面工作的無意義感，在現實處境下找回工作的想像力？
王行坤：如果細讀這句話，馬克思似乎嚮往的是前現代的有閒階級的生活，因為他並沒有提及任何工業化時代的工作。有人可能會認為在分工日趨精細的當下，人的工作範圍會變得越來越狹窄——我們所能懂得並掌握的只能是很小一塊領域，能成為一小塊領域的專家就很不錯了，因此很難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超越勞動分工。但是與其說馬克思說的是消滅勞動分工，不如說他要消滅的是將勞動者一輩子固定在一個工作崗位的制度。我們的確需要長時間的刻意的訓練才能成為某方面的專家，如「一萬小時定律」所說的那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可以根據興趣去從事其他活動並取得一定成就感。在我看來，「一萬小時定律」最關鍵的是行動者要主動找到自己的興趣點，然後去主動鑽研並且能夠獲得專業的指導和反饋，而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因為他們迫於生計不得不去從事自己並不喜歡的工作，很多工作本身就沒有鑽研的空間
（如絕大多數低端服務業）
，即便有，很多人也沒有去進行更深入鑽研的時間和精力，更不要說找到合適的指導老師。全民基本收入恰恰可以為人們提供一定保障，讓他們可以在沒有就業壓力的狀況下去更為自由地探索適合自己的領域，並做到一專多能或多專多能。
在當下中國，非農勞動時間越來越長，尤其是城市白領，很多人的生活時間被工作時間所徹底吞沒——2017年中國平均周工作時間為48.9小時，比西方發達國家要高出不少。除了面對工作的無意義，我們更要面對工作的時間和收入問題，因為長時間、高強度和低收入的工作已經影響到了中國人口的再生產，這樣的生產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很多年輕人迫於經濟和工作狀況，已經放棄了婚姻和生育的想法。
在現實處境下找回工作的想像力，首先是要像馬爾庫塞所說的那樣，認識到「非工作不可」是一種神經症症狀，學會拒絕被迫的工作，而爭取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值得嘗試的戰略。
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法蘭克褔學派成員。
採寫：木梓
編輯：董牧孜、榕小崧、風小楊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