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伏北京，午後最高35℃，兩個多小時查房後脫下防護服，王凌航早已渾身溼透。甩甩汗，他感嘆：「剛查完房，又是一身巨汗。」
6月初，北京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又起，王凌航所在北京地壇醫院承擔確診病人救治診療任務。因為發現早、北京市各界響應及時，此輪疫情中絕大多數確診患者為輕型、普通型，收治在病房。
但作為地壇醫院感染病急診科主任、發熱門診主任，王凌航還是每天查房，看看病人情況，「要掌握新冠病毒更多信息，不然心裡不踏實」。
白衣執甲22年，王凌航曾在2003年抗擊「非典」一線戰鬥，歷經2008年手足口病、2010年H1N1、2013年H7N9等重大疫情，並曾作為國家衛生計生委抗擊伊波拉專家援助幾內亞……身為感染病急診科主任，每遇新發突發傳染病，他總頂在前沿的前沿，「感染病急診科，職責所在」。
從二十三四歲血氣方剛到年過不惑，兩鬢略有斑白，王凌航對感染病尤其新發感染病窮追不捨的勁頭從未改變。語速快且語氣果斷，談專業滔滔不絕，涉及個人付出總是一語帶過。
「醫生也有『藍領』、『白領』和『金領』。『金領』醫生能夠通過疾病診療，跳出疾病本身，從更高層面得出有益於醫學發展和人類健康進步的見解及成果。
做感染性疾病，要有國際化背景、視野和知識體系，才能更好適應當前傳染病防控形勢。」
「大戰當前，票都退掉吧」
未知病毒出現在2019歲尾。
12月底，一則「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病人」的新聞引起王凌航關注。幾乎同時，大學同學微信群裡，已陸續有同學接收確診病人，或自己被感染。
當時北京尚無疑似或確診病例，職業敏感促使王凌航密切追蹤，「同學知道我是感染病急診科主任，就通過網絡發CT片、病例等給我，一起探討病程、症狀和應對措施」。
大多數人在喜慶氣氛中迎接新年時，王凌航和同學、同行們在找尋病毒真面目。他更加頻繁地跟武漢同學溝通，「迫切想要了解武漢疫情中病人特徵」。
1937年，冠狀病毒首次從一種鳥類傳染性支氣管炎病毒中分離出來。冠狀病毒，由R NA和N蛋白共同組成，結構簡單卻善變。
人類冠狀病毒在20世紀60年代首次在普通感冒患者的呼吸道中發現，目前人類已知冠狀病毒有6種，其中四種只引起普通感冒，另外兩種則是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以及MERS-CoV(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它們曾入選為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病毒。
武漢不明原因聚集性肺炎患者體內的病毒是人類歷史上確定的第7種可感染人的冠狀病毒(Human Coronavirus, HCoV)，我國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
2020年1月1日，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與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李興旺作為國家醫療專家組成員抵達武漢。
一周後，地壇醫院感染二科主任醫師蔣榮猛作為國家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組成員奔赴武漢。他們與鍾南山、李蘭娟等專家一起在前方制定診療方案。
王凌航留守北京，參與診療方案貫徹實施、修正更新、追蹤病例等工作，並一步一步進行每一版最新診療方案解讀。
人們喜迎春節，科學家們在破解病毒基因組。1月7日，中國研究者將新型冠狀病毒全序列特徵上傳到NIH Gene Bank資料庫和GISAID資料庫供全球共享。
五天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王凌航看到相關論文中寫到，「在這些樣本中都發現一種此前從未報告過、與SARS病毒核苷酸序列相似度達79%的冠狀病毒」，又聽說武漢感染新冠肺炎同學出現憋氣等症狀，他更加警覺。
1月本就是北京流感高發季，地壇醫院感染病急診科一天接診百餘位流感患者是常態。
「當時對新冠肺炎症狀、患者預後、無症狀感染者傳染性等情況掌握不完全，科裡有些年輕醫護人員沒參加過重大疫情防控，有點緊張」。王凌航感受到這種情緒，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武漢倉促應戰，我們不能毫無準備」。
1月18日早上，王凌航晨會時要求發熱門診醫護人員提高接診防護等級——穿隔離衣、戴帽子和醫用N95口罩，馬上通知馬上落實，「在地壇醫院，科室主任有權力提這個要求」。
兩天後，1月20日2時44分，「@大興區衛生健康委」官方微博發布：報告兩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是北京首次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兩位患者是從湖北參加婚禮後返京的年輕夫妻，經地壇醫院確診後收入ICU負壓病房。
王凌航第一時間趕到，「真見到病例，心中更有數了」。
兵臨城下，將士卻從容。「當時已有跨國病例出現，北京一定會出現感染者。」王凌航已做好新冠肺炎疾病特徵、診斷標準、疑似病例判定標準等相關專業知識儲備，且隨著疫情發展和同行研究進展而不斷更新。
每天工作完成後，他要再讀完當天看到的所有新冠肺炎論文和文獻。第二天早上8點，他帶著最新資料出現在晨會上。
1月23日，北京宣布確診兩例新冠肺炎病例後第四天，當天晚上，一位37歲女患者帶著6歲孩子前來就診，說「我剛從武漢回來，沒什麼感覺，看到北京有確診病例，就想查查。」
當班醫生聽到這些，立刻警覺起來，可這位女士沒有任何症狀，血象也正常，拿不準主意，馬上向王凌航匯報。
聽到剛從武漢回來，又發現胸片「右下肺有淡得幾乎看不出來的斑片狀影」，王凌航果斷拍板：按疑似病例收進病房。經實驗室檢測，這兩名患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均為「陽性」。
1月24日，除夕前一天，王凌航在辦公室支起一張行軍床，枕戈待旦。「這不是單位要求，而是醫生職責和本能。家人沒意見，他們早都習慣了。疫情大過天。」
此時，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與研究中心實驗室工作人員楊思園猶豫著找到王凌航。他老早就買好除夕一早機票，打算去成都與父母、哥哥一家過個團圓年。「平時工作忙，一年到頭也就春節團聚」，可眼看疫情蔓延，主任每天晨會帶來最新研究進展，他又不放心離開。
王凌航說：「大戰當前，票都退掉吧。」
這個2016年入職、第一次經歷重大疫情防控的小夥子，馬上打電話跟父母說明情況，隨即在手機軟體上退掉票。「他們知道我搞傳染病工作，都支持」。
除夕凌晨1時20分到早上9時11分，王凌航十幾個電話全打給同事，以精準研判病例。
當時地壇醫院還保持正常運轉，沒有騰空其他病區來收治新冠肺炎病人。「一間病房最多收治四名確診患者，如果是疑似患者，在確診前一間病房只能收治一名，單人單間隔離。整個病區滿打滿算只能收二十六七位患者」。
王凌航心裡反覆盤算，如果診斷慢，或是出錯，患者等待檢測時單人單間隔離就是浪費資源，必須確診快速、準確，「每一張床都很寶貴」。王凌航不停接打電話時，楊思園和同樣退票不回家的於鳳婷也忙起來。
擔心疫情發展迅速，擠兌醫療資源，等不及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通知，王凌航就想各種辦法拿到試劑和病毒基因序列，在地壇醫院P2+實驗室啟動新冠病毒核酸診斷預實驗。
實驗室就設在感染急診科旁邊，也由王凌航擔任主任。楊思園和於鳳婷按照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要求，用兩天時間備齊負壓實驗室規劃、檢測體系建設和檢測方案，完成核酸檢測能力儲備。
1月25日，大年初一22:40，實驗室準備完成當晚，地壇醫院檢驗科接到醫院通知，第二天到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參加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培訓。
三天後，地壇醫院P2+實驗室正式啟動核酸檢測工作。楊思園和於鳳婷作為內援加入核酸檢測隊伍，從科研人員變為檢測員，成為疫情中距離病毒最近的人。同一間實驗室，承擔起與平日完全不同的功能。
日常工作是科研，是探索，核酸檢測是臨床，要快速準確出結果。8小時一班，防護服全副武裝，從2月至今，楊思園一直如此。
2月5日，王凌航在《中華實驗和臨床感染病雜誌》（電子版）2月號上刊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特徵及應對》，對疾病譜、疾病特徵、疾病分型等進行系統闡述，文章發表一周，被引用超過3000次。
地壇醫院是北京市首批擁有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資質的三家醫院之一。「之前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由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一套流程下來需要一兩天，本院有能力檢測，只需要六七個小時，大大壓縮時間。疫情襲來時，時間就是生命。」
「以不變應萬變，以萬變應萬變」
王凌航本科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同學分布在湖北省內各醫院，武漢為多。眼看湖北疫情一陣緊似一陣，王凌航跟著揪心，「恨不能立刻披掛上陣奔湖北」。
但李興旺和蔣榮猛兩位專家，已作為國家醫療專家組成員馳援武漢，王凌航受命堅守「地壇」，守住北京。
2月底，北京已連續多日無新增確診病例。伴著春意大家心裡都稍有放鬆，戰疫卻在此間打響。
2月29日，北京出現境外輸入確診病例，距離首都機場11公裡的地壇醫院，負責機場送達有症狀人員的集中篩查和收治工作。
王凌航帶著感染病急診科全員上陣，「當你穿上防護服，戰鬥就開始了」。
他讓現場醫務人員在防護服胸前、手套上，貼上國旗，地壇醫院院子裡，國旗始終獵獵招展。王凌航說，「想讓歸國人員一進醫院大門就能感受到，回家了，安全了」。
歸國人員從機場源源不斷送來，救護車穿梭不停，地壇醫院在院子裡搭起幾十米長臨時帳篷，每一頂帳篷前面都排著幾十米長隊伍，醫院核酸檢測員24小時倒班，晝夜不停為歸國有症狀人員進行咽拭子核酸檢測。
「從來沒有見過地壇醫院院子裡這麼擁擠吵鬧，人山人海」，王凌航直言壓力驟增。深夜，每頂帳篷前都亮著白花花的節能燈，一長串的燈亮晃得人心慌，「精神時刻繃得緊緊的」。
很多待檢測人員從國外一路輾轉回來，舟車勞頓，十幾個小時沒吃沒喝，因為疫情精神高度緊張，好不容易落地，又因有症狀被送到傳染病院……隊伍裡經常有恐慌、抱怨情緒。
王凌航每天拿著擴音器，在等待核酸檢測人群中穿行，一會兒扯著嗓子疏導秩序，講政策；一會兒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耐心疏導，「篩查過程至少6至8小時，將心比心，大家的焦慮我都理解」。
面前越來越多歸國人員待檢測，「時刻面對幾百人」，身邊是從1月12日北京出現首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以來，已連續奮戰48天的醫院同事。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備大流行特徵，同一天，北京首都機場開闢國際航班停靠專區。次日，北京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決定啟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作為首都機場疫情高發國家入境北京旅客轉運集散地。
3月16日0時起，所有境外進京人員均轉運至集中隔離點，進行14天隔離觀察。
地壇醫院單日篩查人數突破300例。「連吃口飯都不踏實，因為你在吃飯時，你的兄弟在替你戰鬥」。
疫情不斷變化，隨之而來應對政策、隔離措施，甚至往返醫院和隔離點之間車輛保障都跟著變。
動態疫情防控下，王凌航手機每天都被打得滾燙，還是有大量問題迎面撲來，等他一一解決。
他給大家下命令，「以不變應萬變，以萬變應萬變：不論各方面情況怎樣變，臨床醫務人員立場不能變，百密不能有一疏；也不能急躁，隨機應變處理問題」。
理解大家焦慮心情，王凌航內心承受著最大壓力。持續高壓下，王凌航血壓飆升至160，頭重腳輕，好像頭上扣了口鍋，心臟卻咚咚咚狂跳。堅持兩天後，他被告知必須馬上接受手術，否則隨時可能因陣發性心動過速猝死。
心臟射頻消融手術後，王凌航被院領導強制休息。他沒有回家，在辦公室裡補看關於疫情的專業論文。
到晚上實在忍不住，王凌航偷偷溜到感染急診門口，南門院子裡依舊燈火通明，救護車川流不息，歸國人員還在不斷被送來進行核酸檢測，他的兄弟們仍然緊張忙碌、擴音器裡喊人的聲音越發嘶啞……他站在那裡，久久凝視。
三天後，王凌航重返篩查現場。至3月23日0時（北京時間）起，新的防控措施出臺，所有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班均須從天津等12個指定第一入境點入境。
王凌航和同事戰鬥告一段落。「我們核心工作是不漏檢，守好第一道防線。我們做到了。堅持奮鬥的每一天，我們都在創造歷史。」
幹勁沖天的小夥子
1998年，王凌航大學畢業，進入北京地壇醫院，被分配到普通感染內科。
北京地壇醫院前身是1946年設立的北平市傳染病醫院，是北京第一所傳染病專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國立傳染病學科醫院之一，承擔除結核病以外37種法定傳染病診治任務。
從分配到普通傳染內科第一天起，王凌航就開始找尋屬於內科醫生的價值感。他想起大學時一位老師說過，「外科大夫靠手藝，內科大夫靠思維。除常規診療操作外，最重要就是能對病情準確判斷」。
他還記得大學時有位病理學老師講，「所有分科裡，有一個科室很有成就感，就是傳染科。
比如一個患流行性腦膜炎的孩子，來時可能昏迷、血壓不穩，經過一晚上青黴素治療，第二天就神奇地站在你面前。很多傳染病有特效治療，掌握之後很快就能治好病人。」這讓王凌航著迷。在科室丁靜秋主任引導下，王凌航刻苦補學傳染病學知識。
一次值夜班，王凌航收治一位從非洲回來的患者，剛來時有點發燒，但意識清醒。晚上九點多，患者出現「命名性失語」。「比如你拿出鋼筆問他，這是幹什麼的？他知道是寫字。你再問這叫什麼，他卻答不出叫鋼筆。」
王凌航想起丁主任說過「西非回來首先考慮瘧疾、瘧疾、瘧疾」，趕緊給患者驗血，血液中發現大量瘧原蟲。患者當時已經不能口服藥，王凌航就給插了胃管，又找來一個小碗把抗瘧藥片研磨好，用生理鹽水攪拌成勻漿，再通過胃管輸進患者胃裡。「本來可以找護士做這些，又想自己守著患者觀察藥效，索性一個人完成。」
第二天一早，病人醒來，「命名性失語」症狀消失。丁主任查房後不吝表揚這個年輕人，「小王晚上沒叫二線，自己就把患者病情搞得挺清楚，治療也及時，效果挺好。小王不錯！」王凌航說那種成就感刻骨銘心，熱情和使命感瞬間被激發。
普通傳染內科兩年，王凌航把該看的專業書看完，「好好學習，進步神速」，對常見傳染病診療駕輕就熟。
他發現自己面對重症傳染病救治時還有太多不足，在輪崗時主動申請到感染病重症監護病房工作。
五年ICU住院醫生涯，危重症救治專業知識在王凌航心中織成一張大網，病人哪裡出問題，他都能夠迅速對號入座解決。
地壇醫院郭利民時任重症監護室主任，「技術非常好，要求也很高」，重症病人腎透析時，他親自配置透析處方。王凌航看著學著，還覺得不夠，2001年報考北大醫學院腎內科碩士研究生。憑著一股子熱情，王凌航在北大醫院腎內科主任王梅出診時跑到門診部，自我介紹後說：「王主任，我要考您的研究生。」
在王凌航記憶中，自己當時有些誇海口，王梅聽後看著這個幹勁兒沖天的小夥子，頗為驚訝。考研成績優異，王凌航順利進入王梅導師門下，專攻血液淨化方向。
大半年時間，王凌航每天早上6點半到北大醫院透析室，一邊管理慢性腎病患者作血液透析，一邊收集數據搞研究。
幫助危重症患者與死神抗爭
2003年春天，地壇醫院ICU主治醫師王凌航挺在北京抗擊「非典」最前沿。「當時還是愣頭小夥子，難免手忙腳亂。現在不會了。」
自那年4月21日起，北京「非典」病人波峰不斷往上走，地壇醫院5天內收治176例病人，佔北京市「非典」病人數五分之一。
當時地壇醫院一臺CT機都沒有，時任院黨委書記劉建英回憶，「設備和人員都不夠用，救治壓力非常大」。在外就讀在職研究生的醫務人員紛紛主動回來，到一線參加救護。
4月27日，王凌航也從北大醫院趕回參戰，換上防護服進入重症監護室，負責診療本院五位感染「非典」肺炎護士。
院領導要求治療不能出問題，心理也不能出問題。王凌航悶在防護服裡跟同事三班倒守在病房，不分晝夜，為昏迷病人進行深靜脈導管，持續監測、調整呼吸機參數，「沒日沒夜地幹，沒有一個臨陣退縮，最終這幾位護士痊癒」。
直到此時，王凌航父母才知道地壇醫院是傳染病醫院，兒子在傳染病醫院工作，而且在抗擊「非典」一線，是電視新聞報導中那些穿著白色防護服、戴著護目鏡與病毒短兵相接的戰士之一。
經過抗擊「非典」考驗，王凌航體會到傳染病醫生的職業責任感和榮譽感，感染科重症監護室歷練，又讓他「內心增添幫助危重症患者與死神抗爭的底氣」。
碩士畢業後，他婉拒導師直接轉博的建議，回到地壇醫院感染科。「非典」後，傳染病工作受到重視，地壇醫院硬體設施「鳥槍換炮」，整體實力提升。
2006年，王凌航受命赴法國勒芒醫院進修氣管鏡檢查技術三個月，回地壇醫院建立氣管鏡檢查室，為愛滋病合併肺部機會致病病原感染的檢測提供有力平臺，迄今完成鏡下檢查400餘例。
2008年9月24日，投資10億元建成的地壇醫院新院正式啟用，地壇醫院成為北京市首家整體遷出五環的市屬醫院。200多間負壓病房隨時待命，應對突發傳染病疫情。
第二年五一小長假期間，甲型H1N1流感防控警報在北京拉響，5月16日，一例發熱病人咽拭子標本流感病毒核酸檢測發現甲型H1N1流感病毒可疑陽性，從美國回來的18歲患者已在地壇醫院住院，地壇醫院新院投入使用不到一年就迎來硬仗。王凌航再次披掛上陣。此後，他還多次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國內傳染病防控工作。
2014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帶來一場瘟疫災難。作為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第三批赴幾內亞醫療人員，王凌航參加抗擊伊波拉戰鬥。
在幾內亞期間，王凌航發揮英語和法語雙語優勢，參與7期世界衛生組織區域性抗擊伊波拉協調會，與參會各國代表及當地衛生主管、協調官員交流，了解第一手疫情信息。
王凌航說，中國在獅子山建設移動檢測實驗室等工作都在世衛組織會上被提到和肯定，切身感受到祖國強大，承擔了更多的國際責任。
不輕信結論，不固守經驗
歷經2003年「非典」、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一直在臨床一線的王凌航開始透過疾病本身，探尋醫學與生命科學深層要義。
2010年，地壇醫院與英國牛津大學開展合作共建，從院內選拔一名醫生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任感染一科副主任王凌航脫穎而出，到牛津大學攻讀臨床免疫學博士。
來到牛津，最大困難在於他發現自己難以用專業詞彙與導師、同學完整討論交流，甚至不會用實驗室最簡單的加樣槍，這意味著一切從零開始。
壓力最大時，他曾懷念「舒適區」，又立刻告訴自己不能後退，當他「故作鎮定地站在大家面前做完第一次全英文實驗室報告」，自信開始慢慢建立。
王凌航研究免疫遺傳因素對疾病特徵影響，將愛滋病患者感染後基因序列測定作為研究重點，通俗講就是「同樣感染愛滋病毒，有人很快發病，有人長時間不發病，如果病毒相同，那麼人體內哪些免疫因素決定每個人疾病表徵不同」。
他幾次回國實地採集樣本，在連續失敗之後，找到分離兩種相似度高達97%以上的基因全長測序的新方法，共發現12條新的KIR3DL1等位基因，這一發現豐富KIR基因資料庫，填補該領域空白。
博士四年，王凌航說自己世界觀得到重塑。他不再輕易相信結論，而是藉助常識判斷，運用邏輯分析，經過專業考量，再選擇相信與否。他也不再固守結論和經驗，而是在技術快速發展中，運用信息不斷更新自己，「建立一套新思維模式」。
還有對醫學科學精神理解的升華。在臨床，王凌航眼中患者是個體，他喜歡守在病床邊看治療效果。讀博士時，王凌航感受到另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突破臨床層面，應該用哪些手段和方法將臨床觀察到的問題再往前推進一步？「這突破了我治好一個病人之後，大家高興地慶祝一下的層面，而是上升到宏觀，思考臨床個案對這一疾病整體診療能夠貢獻什麼」。
獲得博士學位，王凌航重返地壇醫院，並在感染中心建立P2+實驗室，將科學探索精神帶到更多臨床醫生身邊。
實驗員楊思園眼中，王主任充滿職業激情，總有好的科研想法。比如流感季，一些病人化驗流感病毒結果呈陽性，還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流感症狀，但流感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王主任會從患者臨床特點讓我們設計其他模型進行研究，總之不能輕易放過」。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王凌航回家次數屈指可數，「孩子在家實在情緒煩躁時，我就回去陪一下，一起看個電影聊聊天，然後再回來，一般也就半天時間」。他心思都在疫情上。
在新冠肺炎疫情國家診療方案基礎上，王凌航參與制定「北京方案」。他和年輕醫生說，診療方案只是綱領，要學會獨立思考，要一個病例一個病例地研究探索，「通過臨床患者探尋疾病本質，通過疾病診療想到醫學本身，通過對疾病研究推動人類健康事業發展」。
[本文刊於《中華兒女》雜誌2020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