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懂茶的朋友問我,「茶禪一味」的歷史脈絡是怎麼回事,是不是榮西法師(1141-1215)到中國求法,得到圓悟克勤(1063-1135)的開示,圓悟手書「茶禪一味」四字,由榮西帶回日本,藏於京都大德寺,肇始了日本禪茶的歷史?朋友曾拜託大德寺的管事人去查,回答是寺藏之中沒有圓悟大師手書「茶禪一味」的墨寶,而這段傳說或許是後人編造的。
當然是瞎編的,榮西與圓悟相隔一個世紀,怎麼個開示法?佛法再精妙,總不會像周公入夢,在孔子的睡夢中開示吧。那麼,傳說是誰編造的呢?我查了查日本茶學資料,日本學者從來沒有這麼說過。淡交社出版的《茶道辭典》,有「茶禪一味」詞條,說的是村田珠光(1423-1502)在大德寺修禪,體悟了禪道與茶道「不二一如」的精神,再經過武野紹鷗(1502-1555)及千利休(1522-1591)的發揚光大,逐漸(請注意,是「逐漸」)成為日本茶道與禪道結合為一的表述。這三位日本茶道大家,生活在中國明代中葉之後,與北宋的圓悟克勤及南宋來華的榮西,相距三四百年。編造傳說的人恐怕歷史觀念薄弱,才會混淆了宋代到明代的時間差距。
大德寺枯山水庭園
倒是在二〇〇三年中國出版的一本《茶道》中,指出圓悟大師寫了這四個字,被日本僧人攜帶回國,傳到大德寺一休宗純(1394-1481)手中,成了日本代代相傳的國寶。珠光在大德寺跟著一休習禪,繼承了圓悟手書「茶禪一味」的傳統。中國學者的推想,到了「百度百科」,居然搖身一變,成了確鑿的歷史事實:「宋代高僧圓悟克勤以禪宗的觀念和思辨來品味茶的無窮奧妙,揮毫寫下了『茶禪一味』,其真跡被弟子帶到日本,現珍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作為鎮寺之寶。南宋末年,日本茶道的鼻祖榮西高僧兩次來到中國參禪,並將圓悟禪師的《碧巖錄》以及『茶禪一味』墨寶帶回日本,於一一九一年寫成《吃茶養生記》一書,成為日本佛教臨濟宗和日本茶道的開山祖師。」其實,大德寺曾經藏有一幅圓悟的墨跡,不是「茶禪一味」四個字,而是圓悟寫給他弟子虎丘紹隆(1077-1136)的印可文書,與茶道無關。這幅墨跡原來藏在大德寺的大仙院,輾轉到了一休和尚手中,一休轉贈給珠光,成為日本禪道的至寶。這幅墨跡後來從大德寺流出,現在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屬於日本一級國寶。圓悟墨跡的流傳,以訛傳訛,居然就成了「茶禪一味」,也真令人嘆為觀止。
「茶禪一味」在日本茶道史中,演變為明確概念,出現這四個字,是在村田珠光之後,逐漸發展出來的。追溯概念的源頭,與中國唐代禪宗普及飲茶有關,與百丈懷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規》的寺院喝茶規矩有關,更與趙州和尚(778-897)的「吃茶去」有關。趙州和尚的一句「吃茶去」,充滿了禪機,不過,我們得記住,趙州和尚說的喝茶悟道,講的是個人回到日常生活去悟道,不是進入茶道來悟道,與日本發展的「茶禪一味」在具體實踐上是不同的。「茶禪一味」指出,茶道即禪道,禪悟可以通過茶道的體悟程序達到精神超升。這是要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明嘉靖年間)才在日本成型的,而大德寺則在日本茶道即禪道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圓悟克勤墨跡
據說,珠光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習禪,把參禪與吃茶視為一體,奠定了「茶禪一味」的基礎。珠光的再傳弟子武野紹鷗,後來跟隨大德寺的大林宗套(1480-1568)參禪,並且推廣珠光提出的「草庵茶」精神,發揮茶道的禪意。武野過世,大林曾為武野的畫像題寫贊語:「曾結彌陀無礙因,宗門更轉活機輪。料知茶味同禪味,汲盡松風意未塵。」此後,大德寺就一直提倡「茶禪一味」的觀念,成了日本禪茶發展的重要基地。
總之,「茶禪一味」成為具體觀念詞,出現得很晚,概念的雛形來自中國禪寺茶道,卻在傳來日本之後,經歷了長期的實踐總結,出現了「茶禪一味」。
二日本茶之湯文化協會會長倉澤行洋教授,是著名的茶學學者,二〇〇七年曾應香港商務印書館之邀,來參加我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的新書發布會。倉澤先生溫文爾雅,談吐頗有古代學人之風,對日本茶學歷史研究極為精湛,特別注意史實的考訂,所以對我們出版一本詳細考訂中國歷代茶書的工作,大加謬賞,以日本老派學者帶有矜持的興奮,說這是一部「不世出的精審著作」。其實,要說嚴謹與精審,倉澤教授探討日本茶學的歷史,那才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對茶道歷史上的傳說,經常提出質疑。
倉澤研究過村田珠光參禪的傳說,懷疑珠光曾經跟隨一休和尚參禪,更懷疑一休和尚贈送圓悟克勤的墨跡給珠光,就由此創始了「茶禪一味」傳統的說法。他覺得傳說與歷史是兩回事,歷史是真實發生的史實,要有可以稽考的證據。傳說可能是後人無中生有的想像,口耳相傳,無從稽考,但能在後世發揮作用,影響視聽。他明確指出,日本茶道從一休傳道給珠光的說法,都出自後來一兩個世紀的茶書,很可能是後人對茶道最初發生的嚮往,強加到一休宗純與村田珠光這兩位人物的光輝形象身上。例如,藪內竹心(1678-1745)的《源流茶話》說:「珠光乃居住於南都稱名寺的僧侶。他參禪於一休和尚,悟得教外之旨後,將作為參禪印可的圓悟禪師的墨跡懸掛於方丈之中,爐中煮茶,沉湎於茶禪之味。」這段記載,敘述了珠光向一休和尚參禪悟道的經過,以及得到一休印可,獲贈圓悟大師的墨跡,得以懸掛在施展茶道的茶室中,展現了「茶禪一味」的精神,說得活靈活現。同樣的說法,在早一點的記載中也可見到蛛絲馬跡,如山上宗二(1544-1590)的《山上宗二記》說道:「圓悟禪師之墨跡,堺的伊勢屋道和所有。該掛軸本是珠光從一休和尚那裡獲得的。茶道掛軸使用墨跡即始於此。」《宗湛日記》在天正十五年(1587)有記載,說千利休在閒談中也提到這個傳說。然而,倉澤指出,至今為止,從實證性的歷史研究來看,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上述的傳說。
有趣的是,傳說中珠光從一休和尚得到圓悟墨跡,是因為他參禪悟道,獲得一休的印可,所以一休把圓悟手書的墨跡傳了給他,就好像五祖把衣缽傳給六祖慧能的翻版。這裡就出現了值得注意的傳說形成模式,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歷史人物、文物、事跡,出現了合乎想像與願望的排列組合。從珠光參禪到「茶禪一味」的出現,最合乎後世茶人想像與願望的發展程序是,珠光向一休大師學禪,因為一休不但是日本的禪修大師,還是家喻戶曉的傳說人物,由他把禪道傳給珠光,發揚光大為「茶禪一味」的茶道,真是禪茶有傳承,光芒萬丈長。還有作為悟道印可的信物,就是編寫《碧巖錄》的圓悟克勤墨跡,甚至有人以為寫的是「茶禪一味」四個字。
其實,以圓悟墨跡作為一休傳道珠光的信物,本身就透露了編造傳說的想像軌跡,一心想要在特定的時空拐點上,確立茶道即禪道的歷史淵源。早先傳布故事的日本茶人,或許都無緣見過這幅圓悟墨寶,沒有細讀圓悟書跡的機會,當然也就不清楚圓悟書跡寫的是什麼。這幅字的確可謂印可文書,卻是圓悟印可他的弟子虎丘紹隆參禪悟道的文字,現在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與日本「茶禪一味」的源起毫無關係。北宋時期中國禪宗的悟道印可文書,居然搖身一變,到了十五世紀(相當明代中葉),成了日本參禪的印可傳說,用來支持茶道即禪道的傳承,也真是難為了日本茶道的傳人。
正式闡述「茶禪一味」的著作,在日本出現的時間比較晚,要到十七世紀末的《南方錄》與十九世紀的《禪茶錄》,是兩三個世紀以後的事了。
三講日本茶道,一般總是舉村田珠光為禪茶的開山祖,繼之以武野紹鷗與千利休,從而開創了「茶禪一味」的傳統。我多次指出,珠光、紹鷗、利休三位茶道大師在世時,從未明確提出「茶禪一味」這四字真言,只說過茶道與禪道有相通之處。也就是說,他們在發展茶道的過程中,融入了禪悟的精神,逐漸轉化了日本飲茶之道的脈絡,充滿追求精神超越的悟道意識,同時也影響了後世的茶道儀節。不過,以嚴格的歷史研究角度而言,「茶禪一味」四字真言的出現,是千利休弟子那幾代人在江戶時代總結的教訓,雖然可謂之弘揚師說,卻已經是珠光過世百年之後的事了。
千利休像
珠光作為日本禪茶的開山祖,最重要的貢獻,是超越了當時上層社會精英所沉湎的書院茶傳承,脫離了室町時代茶道儀式的繁文縟節,以及對唐物茶器的懷古依戀,回歸到禪宗一貫強調的簡約美學,相信自己內心呼喚的自然審美品位。他創立的草庵茶,與幕府將軍宮廷書院茶的華麗濃豔形成強烈的對比,把茶道審美的方向,從炫耀茶器與室內裝置的金碧輝煌,轉向內心修養的自然發抒,也就與禪道強調日常生活的精神相通,在擔柴挑水之中可以發現美感的意義。
珠光曾寫過一篇給弟子古市播磨法師的短文,講茶道的精神,譯文如下(多謝沈國威兄指點):
此道最忌我慢我執。嫉妒能手,蔑視新手,最是褻瀆此道。須就教於前賢,隻言片語皆須銘記在心,亦須提攜後進。此道第一要義,乃化解和漢之境,至要至要,此事須用心。當今,初學者為彰顯「冷枯」,爭索備前、信樂之物,無憑無證,自以為珍,真乃言語道斷也。珠光這篇短文講了幾個重要觀點,可以視為日本禪茶的立意基礎。首先,珠光明確指出茶有其「道」。此道的關鍵是心態開放,「最忌我慢我執」,這是禪宗佛學與印度宗派佛學大不同處,因為吸收了中國原始儒家的精神,也就是孔子講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還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態度。如此,在施用「茶之湯」的過程中,不斷開放學習,就能超越習慣性自我認知的限制,進入神思翱翔的悟道境界。具體而言,是對日本本土與唐土舶來的文化,都要有審美的體會,而且有所化解而能包容,有容乃大。有了開放心態的「道」為指導,才不會像書院茶會那樣以炫耀唐物茶器為目的,成了品賞珍貴茶器的集會,也不至於為了追求「冷枯」,而一味強調本土產品,無視備前、信樂茶器質量低劣,敝帚自珍,實在貽笑大方。
其次,珠光對「枯」(kareru)與「冷」(hie)作了文化審美的定位,把品味茶器的美感,與品賞枯山水庭園與書畫的枯淡筆調聯繫起來,更讓人想到世阿彌《風姿花》探討藝能,以「枯木逢春之花」作為表演藝術的極致。「枯」的境界,是簡約美學的極致;「冷」的態度,是矜持審美的升華。要有開放的精神來理解茶道,切忌因循固蔽,絕不自大自傲,但同時要有自信,有強大的心靈才能登隮此道。要成為心的主導,絕不能師心自用,就如古來禪師所說。
沒錯,珠光是在說禪,茶道就是禪道。
四一休和尚在日本是家喻戶曉的傳說人物,頗似中國民間傳說中濟公活佛與徐文長的形象,不修邊幅,滑稽突梯,但又超塵出俗,充滿智慧。日本茶道有個傳說,認為「茶禪一味」始自村田珠光在大德寺向一休和尚學禪,遭到棒喝而開悟,肇始了茶道即禪道的傳統。故事說得活靈活現,是說珠光因為傳承了書院茶的規矩,對名貴的古董唐物茶器極具鑑賞能力,又視若珍寶,有一次正捧著愛不釋手的名貴茶碗喝茶,一休突然大喝一聲,舉起手中的鐵如意,一棒捶下來,把茶碗擊個粉碎。在錯愕的剎那中,珠光如夢初醒,從此大悟,覺悟到茶道的真諦是超脫世塵,不再留戀於物慾的牽掛。
一休宗純像
這個故事很有戲劇性,也合乎想像中禪師開悟過程的風虎雲龍氣象,聽起來過癮,好像就該是一休和尚棒喝傳道的橋段。可惜與歷史的真實情況不符,人物、時間、地點都配不上套,只能算是姑妄言之的傳說。由於大德寺傳承宋元禪茶的淵源,人們想像「茶禪一味」的起源,不自覺就會想到大德寺,聯繫起相關的禪師與茶人,倒也無可厚非,就使得傳說的形成有了著落。大德寺是大燈國師(宗峰妙超,1282-1337)創立的,他的師父則是南宋時期在徑山寺學臨濟禪及禪茶規儀的南浦紹明(1235-1308),因此,大德寺習禪的傳統既有禪道,也有中國傳來的禪宗寺院茶道規儀。把著名的一休與珠光連在一起,以大德寺作為「茶禪一味」風雲際會的聯繫點,也很容易讓人姑妄聽之。
一休宗純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出身極不平凡,是室町時期後小松天皇的皇子,因宮廷鬥爭的影響,被迫從小出家,後來投入大德寺華叟宗曇和尚門下,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悟道,曾寫過一首和歌:「欲從色界返空界,姑且短暫作一休,暴雨傾盤由它下,狂風捲地任它吹。」據說他的「一休」法名,就是這樣來的。正長元年(1428)華叟病故之後,他就離開大德寺,雲遊天下,成為一代狂僧。按照他過世後弟子撰寫的《東海一休和尚年譜》,到了日本文明六年(1474),一休八十一歲(虛歲)時,受后土御門天皇的詔令,任大德寺第四十七代住持,但他晚年住在京都府京田邊市的酬恩庵(俗稱「一休寺」)。一休和尚與大德寺的關係固然密切,時間卻可以確定在正長元年他三十五歲(虛歲)之前,與文明六年他八十一歲之後。傳說珠光到大德寺向一休學禪,是在三十歲左右,已經浸潤於幕府宮廷的書院茶道之後,大約在一四五三年前後,這時的一休和尚正浪跡江湖,與大德寺同門相互攻訐,處於關係破裂之時,不太可能回到大德寺向珠光傳授禪茶之道。
一休宗純遺偈
倒是珠光受教於能阿彌,得以進出室町幕府的書院茶會,對他追求茶道超越精神有一定的刺激與啟發。珠光出身於庶民背景,對日本民間文化的審美意境有相當的體會,感到書院茶會的貴族氛圍不接地氣,而模仿宋元宮廷茶道的精緻點茶又過於繁瑣,引發他融合高雅意趣與簡約審美的契機,從寺院禪茶的規儀與民間藝能的修煉之中,得到審美鑑賞與禪悟超越的結合。室町幕府的足利義政將軍,是貴族化書院茶的愛好者,同時也有獨特的審美眼光,通過能阿彌的介紹,對珠光的簡約茶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珠光問答》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將軍義政公,召珠光問茶事。珠光曰:「一味清靜,法喜禪悅。趙州如此,陸羽未曾到此。入此室者,外離人我,內蓄和德。交接相見處,謹兮敬兮,清兮寂兮,及至天下太平。」源公欣然,相逢恨晚。這段話是珠光茶道「謹敬清寂」的來源,也是千利休「和敬清寂」四字真言的前身。更重要的則是,珠光認識到,趙州和尚「吃茶去」的禪意,是陸羽茶道未曾意識到的境界,也就是茶道不能只是茶的技藝,還得要有禪悅。
五日本茶道集大成的千利休有個弟子山上宗二,曾被豐臣秀吉封為「御茶頭八人眾」之一,是當時著名的茶人。他的命運與千利休有點類似,都是因為個性耿直,堅持自我信念,忤逆了脾氣暴躁的豐臣秀吉,遭到殺身之禍。在他過世前兩年,寫過日本茶道史的重要文獻《山上宗二記》,其中不但明確提出茶道出於禪道的雛形觀念,而且指出,村田珠光、武野紹鷗、千利休是一脈相承,展現了侘茶的精神就是禪悟:「因茶湯皆出自禪宗,故茶人修行以僧人為準。珠光、紹鷗悉禪宗也。」
熊倉功夫寫有《〈山上宗二記〉研究》,其中特別討論了日本茶道傳統中,「一座建立」與「一期一會」概念的出現及其意義。《山上宗二記》提到,武野紹鷗對初學茶道的人說:「做好一個客人,主要在於『一座建立』,但具體做法很多是屬於秘不外傳的。」「一座建立」的主要意義是營造出一體的氛圍,有客觀具體的茶室與茶席的環境,也有主客在施用茶湯時的精神交流,使參與茶會的客人進入一種藝能審美境界,可意會不可言傳。書中還提到千利休的態度:「當時宗易(千利休)則不願意多講這些,只是偶爾在晚上聊天時會涉及一點兒。早晚的『寄合』(日文『聚會』之意)使用新道具或舉辦切茶壺封的茶會時,自不必說,就是一般情況施展茶湯,從進入露地(茶屋的庭園)到退場,主客皆須以一期一度之參會心情來對待。」熊倉認為,武野對茶會的儀式規矩,要求「一座建立」,是比較屬於藝能的審美感悟,而千利休則讓茶會順其自然,帶有充滿禪意的隨興與活潑,同時要參與者體悟「一期一度」(一期一會)的意義,是生命流逝中值得珍惜的聚會,剎那之中體會永恆。
千利休的另一個弟子南坊宗啟記載了千利休的言行,經後人整理成《南方錄》,在十七世紀末面世,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人出席宗易的茶會,問他:為什麼你要親自提水桶,往淨手缽中注水呢?宗易回答說:在露地裡,主人的第一個動作就是運水。客人的第一個動作是用水,此乃露地草庵的根本所在。淨水缽的作用,是讓露地中的問答雙方,互相洗淨世塵的汙染。」故事的主旨是千利休規劃飲茶的環境,精心設計經營茶屋與庭園,目的是為了隔絕塵緣,進入飲茶的清修境界,也就是禪宗精神超升的境界。《南方錄》還記載了利休的一段話:「小茶室的茶湯,是指佛法修行得道的第一事。居美屋、食珍味為樂,乃世俗之事。居處以不漏為宜,飯食以吃飽為足。此乃佛之教誨,茶之湯的本意。運水、取薪、燒水、點茶,供佛、施人、自享、立花、焚香,皆是效法佛祖之行。」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禪宗日用悟道的痕跡,搬柴、運水、吃飯、喝茶,飢來吃飯困來眠,一切順應自然,不加意勉強,便可隨緣悟道。
從珠光、紹鷗到利休,可以看到,唐宋寺院茶規與禪道簡約審美觀對日本茶道的啟示與影響,但是,這三位茶道大師都不曾明確提出「茶禪一味」的理論。他們是以自身對禪修的體會,融入「茶之湯」,以實際經驗的表現,促成了茶道與禪道相結合的歷史進程。「茶禪一味」成為明確的理論,斬釘截鐵咬定茶道就是禪道,不允許飲茶還有禪修之外的念想,把茶道當成是靈修的道路,一切儀式與程序都是宗教修行的過程,要到十九世紀初《禪茶錄》的出現。此書一開頭就說,「茶事以禪道為宗旨」,通篇都在闡述「茶禪一味」的道理,甚至強調沒有禪意,就沒有茶之湯:「茶意即禪意,故除去禪意則外無茶意,不知禪味亦難曉茶味。」
到了《禪茶錄》的「茶禪一味」,就成了徹底極端的宗教清修,不懂禪就不知茶味。好像人的感官都有礙靈修,只有通過禪修,才能嘗到茶味,才有精神境界的茶味,生命才有意義。不禁令人疑惑,兼有精神性與物質性的茶飲,色香味俱全,有口感有喉韻,讓涉及感官的六根得到審美提升,若是完全轉化為宗教禪修,為什麼還要喝茶?光是禪修,不就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