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姆審巫案」:一場離經叛道的美國版「叫魂」

2020-12-19 新京報網

撰文 | 楊長雲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可能是因為學習、研究城市史的緣故,我養成了對地點的敏感。很多年以前,當「塞勒姆審巫案」出現在我眼前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即是塞勒姆作為地點引起的。我對它的興趣,也恰好是在我讀完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卡洛·金斯伯格所撰的著作《夜間的戰鬥:16、17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之時。爾後,我查閱搜集了許多有關於這一巫案的論著資料,但擱置很久。


2012年,《美國研究》雜誌第一期刊發了我的同門師弟李文碩的文章《17世紀塞勒姆審巫案起源初探》,獲益良多的同時,我也頗感此文有鞭策之效,深責自己落筆太慢。所以,當新經典文化的社科圖書編輯向我推薦他們新策劃出版的《獵巫:塞勒姆1692》時,我欣然答應為此書寫一個書評,算是彌補當年的遺憾。


《獵巫:塞勒姆1692》(美)斯泰西·希夫著,浦雨蝶、梁吉譯,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2020年


塞勒姆女巫案:

一種不可觸碰的恐懼


1692年1月下旬,解凍期剛把新英格蘭從異常寒冷的冬天復甦過來;彼時,印第安人正在兇殘地攻擊緬因的約克縣。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麻薩諸塞的新總督威廉·菲普斯爵士從威廉三世那裡獲得了新的特許狀,準備起航,他意在使這塊殖民地擺脫無政府狀態。正是在這個時候,塞勒姆村牧師塞繆爾·帕裡斯一家出現了奇怪的事情。


第一個遭受折磨的,是牧師十一歲的外甥女阿比蓋爾·威廉士;很快,同樣的症狀出現在九歲的貝蒂·帕裡斯身上。這對表姐妹說有「隱形的東西」對她們又咬又掐。她們先是痛苦號叫,接著逐漸失語,身體瑟瑟發抖,腦袋感到眩暈。她們一瘸一拐地走路,身體又不時變得僵硬。兩個女孩都沒有發燒,也非患有癲癇。身體失去活動能力,雙手瘋狂擺動。女孩們突然開始說愚蠢、荒誕的話,時而躲到角落,時而鑽到椅子或凳子底下,其中一個掉到井中。


阿比蓋爾還試圖飛到空中,甩著手臂,發出飛起來的響聲。在17世紀,疾病是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疾病更是受到大範圍的關注。好奇者和祝福者都蜂擁而至。等到帕裡斯牧師受夠了兩個女孩怪誕的行為之後,他找來了醫生。然而,在醫生診查過之後,卻給出了超自然的解釋:「惡魔之手」在背後操縱一切。這樣的解釋嚇壞了這對表姐妹,使她們的症狀進一步惡化。


在女孩們亂吼亂叫一個多月後,帕裡斯和妻子要暫時離開塞勒姆,便將孩子託付給他們的近鄰瑪麗·西布裡上門照顧。瑪麗·西布裡當時已有六個月身孕,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很好奇兩個女孩的異常行為,於是決定安排一個秘密實驗,以揪出藏在黑暗裡的女巫。在她的指示下,帕裡斯的印第安奴隸約翰將女孩們的尿液混入黑麥麵團中,放在爐上烤制。隨後,西布裡把這塊蛋糕餵給狗吃。這種反魔法的方式是一種古老的英式秘方,據說是將女巫引到狗身上,或者將咒語轉移到狗身上,也有說是用這種方式燙傷女巫。


在塞勒姆女巫審判期間一名女孩被指控。


不管是哪種目的,這一舉動把帕裡斯氣得臉色鐵青,也給西布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女巫蛋糕」卻據說奏效了,幾天之內,貝蒂和阿比蓋爾就說出了幾個名字。女孩們說有三個女巫在塞勒姆活動,她們清楚地看見這些女巫乘著杆子在空中飛行。


很快,恐慌籠罩在麻薩諸塞所有的村鎮,其間夾雜著各式各樣的謠言、添油加醋的小報故事、若隱若現的黑影、風聲鶴戾的印第安人邊界……鄰居相互舉報、丈夫舉報妻子、子女舉報父母、女婿舉報嶽母、孫女舉報祖母,等等,農夫、石匠、牧師、高官,各個階層都牽涉其中,從6月的第一次絞刑到9月的最後一次絞刑,十四個女人、五個男人和兩條狗因為巫術被處死。


美國作家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非常深入詳細地複述了1692年的這場塞勒姆審巫案;但她不是按照「時間、地點、經過」把故事層層推進的方式敘述,讀者甚至在這本《獵巫》中找不到對這一事件本身簡要的完整梗概。她把牽涉其中的人物、地點、時間、過程和原因等分解到故事進展的各個階段中去。與其說是「敘述」故事,不如說是在「分析」故事。將讀者帶入到不可觸碰的恐懼中:誰在陰謀暗害你?你會是個巫師,自己卻渾然不覺嗎?無辜的人也會有罪嗎?在那個舉報盛行的夏末,還有人會自認為安全無虞嗎?


60歲的Bridget Bishop是塞勒姆獵巫審判中第一個被處死的女性。


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

她的罪行卻是宗教的


如今,塞勒姆已經成為一個隱喻性存在,還是一個人們防控「超自然疫情」的疫苗,以及笑柄。當恐慌擊潰理智,當我們反應過度或矯枉過正時,當我們抓捕或交出外來者和煽動者時,塞勒姆會瞪視著我們。我們從這場似是而非、自欺欺人、反烏託邦的癔症狂歡裡看到的每個鮮活的個體,不正是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自己嗎?


這是一個反轉的警示故事:一個孩子行為不端,受到懲罰的卻是她周圍的世界。我非常同意希夫的話:「無論是幻想還是交談,受害者都以侵略的警告、歷史預言、《聖經》意象和本地緋聞的方式提供了他們從成人世界吸收的東西。」他們對周圍的世界尤其敏感,知道乞丐「女巫」莎拉·古德外套上有一個洞,知道蒂麗芙倫斯·霍布斯的胳膊上有一個傷口。然後,問題不是他們為何傳播荒謬的故事,而是1692年的人們為何會相信這些故事?


女巫(巫師)究竟是什麼?17世紀的任何一個新英格蘭人都可以說出來。無論是塞勒姆審巫案中的原告或被告,還是捲入其中的法官或者牧師,他們對女巫都有同樣的想像——就像麻薩諸塞2月的洪水一樣惡劣。他們也會援引英國博物學家約瑟夫·格蘭維爾的定義:「憑藉與惡靈的聯盟,女巫可以或似乎可以做奇異之事,已知的技術和自然之力對此無能為力。」巫師通過籤署契約獲得將自己變為貓、狼和野兔的能力。他們對黃鳥情有獨鍾。巫師不限性別,但通常為女性。巫術通常在家族的母系支線中延續,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卻是宗教的。


希夫對女巫做了認真的歷史考察,證實了大西洋兩岸巫術存在的普遍性。如果說人人都可能成為巫師,但有一些「天賦秉異」的人尤其會被視為巫師,他們在超自然力量的幫助下,紡織出的毛線比平時要多,完成家務的時間也創造了紀錄;他們還會迷惑動物,過於熱切地關心鄰居的疾病,或是奉上有毒的藥劑。現代社會中常常出現的「劣幣驅逐良幣」,在1692年的新英格蘭地區,即演化為這樣的故事:當你的鄰居因為你在農田裡收穫更多的時候,他們認為你借用了魔鬼的力量;當你的兄弟同樣使用家中的騾子磨麵粉,卻總是無法超過你磨的數量的時候,他會向父母告發你用超自然的力量迷惑了這頭騾子。


一個缺乏安全感的族群,居住在變幻莫測的荒野的危險邊緣(時刻提防著印第安人和法國人的襲擊),而且那種末日來臨的專制主義壓力,始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凡此種種,使人們習慣於將眼睛望向客廳的陰暗處、望向森林、直奔不安分的靈魂。人們互相監視著,舉報鄰人任何異常的行為。無論仰望星空,還是端詳鄰居,當我們身處1692年的時候,我們都像塞勒姆村裡的那五百五十多名村民一樣,保持著「神聖的警醒」,成為一雙雙盯著別人的眼睛。


塞勒姆事件中的「女巫」審判。


假若身處1692年的塞勒姆現場,

我們會是誰?


那麼,我們會是誰?是帕裡斯牧師家裡的兩個女孩嗎?她們和其他很多17世紀新英格蘭的女孩子一樣,是容易被撒旦法術蠱惑的人。這些清教徒的女孩,哪怕有筆且會寫字,也沒有機會留下隻言片語。她們整日都要擠奶、繞線、制黃油、除草、洗衣、做蠟燭。只有魔鬼出現的時候,女孩們才能清晰地說出她們的願望。從魔鬼許諾給女孩的事物中,可以窺見17世紀少女們夢寐以求的東西:華美服飾、出國旅行、時髦書籍、休閒時光、黃金、丈夫,以及家務上的幫忙。


17世紀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徒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著女孩們的形象。清教徒女孩的理想形象應該是「謙虛、虔誠、勤勉,且不知疲倦。她說話時既不唐突也不囉唆。她每天會讀兩次《聖經》。她父親是她的君主和法官,有絕對的權威。她對父親言聽計從,在二十多歲後對新婚丈夫同樣如此。」完美女性的夢想——虔誠、勤勞、靦腆、順從的女性——如同17世紀的醫療箱一樣珍貴。或許正是這種父權家長制的壓力使女孩們走向癲狂,他們組成核心群體、假傳神諭。她們抽搐、推搡,在巫案中扮演獵犬、預言家、民間醫生、道德權威和殉道者的角色。只有當這些孩子意識到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時,她們方亂了分寸,像瑞典曾經發生過的那樣,承認自己只不過覺得好玩、撒了謊。


我們可能是如阿比蓋爾·霍布斯和安·多利弗一樣與繼母不和的人。新英格蘭女孩正值青春年少,卻穿著暗褐色的衣物,在細緻的肖像畫中與她的母親十分相似。很多孩子在母親分娩的時候成了孤兒,他們的出生殺死了母親,令他們內心愧疚不安。這便導致了一種世俗的恐懼:「惡毒的繼母」。繼母會利用有用的手段,重新排列每個孩子的受喜愛程度和錯綜複雜的繼承順序。詹姆斯·貝利牧師和帕特南家族控告安·帕特南的繼母,其原因便是她騙走了丈夫留給女兒們的遺產。阿比蓋爾曾向她的繼母、塞勒姆審巫案中的受害人蒂麗芙倫斯·霍布斯潑水,聲稱這是為這個異教徒洗禮。


塞勒姆女巫審判案畫作。


當1692年的巫案發生時,阿比蓋爾這個任性的少女舉報了她的父母,並因此而高興。當然,希夫還揭示了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阿比蓋爾在緬因當僕人。和繼母關係不和、顛覆叛逆的形象,使像阿比蓋爾這樣的女孩儼然「無家可歸之人」。由於各方面原因,新英格蘭地區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離開家鄉,借宿他處。其中有一部分孩子成為僕人。像阿比蓋爾這樣的女孩成為僕人後,還要避開男人們猥褻的雙手,或是男主人的性侵。男主人和女主人毆打女僕的現象也比比皆是,理由多種多樣:她們不懂禮貌、毫無秩序、謾罵他人、面色陰鬱、粗俗輕佻;或者因為她們沒照顧好女主人;或者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安·多利弗和阿比蓋爾一樣,與繼母不和。一位塞勒姆居民報告說,她因為憂鬱而長期心靈受創,她已經失去理智。1692年,塞勒姆到處都是復仇女神。


我們也可能是目中無人的布裡奇特·畢肖普。她是塞勒姆鎮中的中年居民,大約五十歲出頭,有過小偷小摸的經歷。她與丈夫鬧得不可開交,後來丈夫離奇死亡,令人懷疑。她又與鄰居和繼子爭吵不斷,最終因巫術受審。她被指控在五個女孩身上施展了巫術。在審判中,這五個女孩,其中一個人說,畢肖普從紡車上把她拉下來帶到河邊,威脅要淹死她;另一個人說畢肖普吹噓自己殺了人;第三個人則講述了一個受害人的鬼魂故事;小貝蒂·帕裡斯和小安·帕特南則只是講述了4月份審訊上受到的折磨。連阿比蓋爾的繼母也出來揭發畢肖普,說後者用鐵棒打她,逼迫她收回供詞。她們一起參加帕裡斯家草地上的「女巫集會」。


法庭聽審了其他的一些指控,均與陰謀、小偷小摸的行為無關。誇張的是,一個水手講述道,有一個安息日,太陽剛剛出來,他就被吵醒,發現畢肖普站在床邊。她微笑地朝他頭上打了一拳,就從窗口消失了。這種意淫手法在現代也並不少見,男人們不斷塑造風流女人的形象,又不斷地幻想得到,在得不到的時候毀掉。從史蒂芬·休厄爾的法庭記錄可知,畢肖普雖然已屆半百,但「曾經美豔動人」。陪審團逐漸相信:畢肖普似乎習慣流連於年輕男人的臥室,讓他們喪失行動能力,無法說話,這些症狀通常與另一種「魔法」手段手關。她放蕩輕佻,在男人的心中閃耀著迷人的光彩;他們可以準確地回憶起她的衣著。


另一個受審的蘇珊娜·馬丁也因為美豔有著同樣的遭遇。人們控告這個矮小而傲慢不恭的埃姆斯伯裡寡婦,她的乳房在早晨豐滿挺拔,到了下午卻變得又小又癟。控告者說她在白天哺育妖精。她們都為自己辯解,而且最終法庭的起訴原因也絕非她們勾引男人,而是對村裡的女孩實施巫術。儘管如此,不論是男人們的「因愛生恨」,還是女人們的嫉妒,或是村鎮中年輕女孩與年長女人之間的競爭,性在這場獵巫中顯然也被充分放大。在1692年一整年中,有些人說女幽靈經常上床騷擾男人,但在可見的世界裡,往往是男人們總是有意無意地溜到不屬於自己的床上。


表現塞勒姆女巫審判的畫作。


知識分子被處決,

總督也被「惡魔」迷惑


在希夫的講述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喬治·伯勒斯。也正是在讀到關於他的故事的時候,我寫下這兩句話:伯勒斯儼然是代表正義、道義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化身。現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在這場審巫案中找到自己。我們可能會是喬治·伯勒斯,又或者是與伯勒斯交心的十七歲少女瑪格麗特·雅各布斯,後者感情充沛,多愁善感,雖然被桎梏於汙穢惡臭的塞勒姆監獄,但最終還是保持著一顆良善的心,不斷懺悔、認錯。


伯勒斯是唯一一位因巫術被絞死的哈佛畢業生。四十二歲的伯勒斯最後受審,首先被處決。他平靜地走上梯子,再次表明自己是一個叛逆者。他站在高處,腳下是他曾經的親戚和教民,他的脖子上套著一根絞索,突然慷慨陳詞。他把《聖經》背得滾瓜爛熟,超越了自己所能。伯勒斯深諳布道,講得莊嚴熱切,抑揚頓挫,激發了人們對他的敬畏,「仿佛看見了閃電的降臨」。


一位目擊者稱,那個星期五,伯勒斯說的話贏得了「全場的敬慕」。伯勒斯用盡最後一口氣,將自己託付給上帝。他潸然淚下,說了最後幾句話,耳熟能詳,令人心悸:「我們的天父,遠在天堂的主。」他以此開頭,一字不差地背誦了《主禱文》。「巫師」伯勒斯如此真誠,令人質疑審判的公正性,一度引起人群抗議。科頓·馬瑟這隻狡猾的狐狸不得不向人們保證,對伯勒斯的判決是公正的。多年後,科頓·馬瑟轉向醫學,提倡預防接種,以此種方式對這個錯誤做出自己的回應。


我們可能都是科頓·馬瑟或者麻薩諸塞的新總督菲普斯這樣的人,既不可能預料到超自然事物的襲擊,也以道聽途說的故事來解釋來自無形世界的攻擊。菲普斯曾經寫道,剛抵達麻薩諸塞時,「我發現這個省被最可怕的巫術或惡魔附身反覆侵襲,已經蔓延到幾個城鎮。很多可憐人被超自然力量折磨;有些人被硫磺燙傷;有些人的身上被針扎;有些人被推進水火之中;還有些人被拖出家門,越過數英裡的樹梢和山峰。」


美劇《塞勒姆》中的女巫形象。


無論是菲普斯,還是馬瑟,都沒有見過這些現象。當這場審巫案掀起的軒然大波漸漸平息時,許多人是否相信自己真的看到蒂麗芙倫斯·霍布斯橫在房梁上,約翰·普羅克特坐在法官的大腿上呢?當人們閉上眼睛,卻能看見東西時,誰能來證實真假?不管是那些女孩的異常舉動,還是菲普斯的振振有詞,希夫認為,這些正符合19世紀神經學家讓-馬丁·沙可及後來的弗洛伊德所稱的「癔症」。擊垮這些女孩的可能是她們的靈魂狀態,瑣碎的家務,父母過度關注,或是疏於關心,無論何者,這些「惡魔」均是神經過度疲勞製造的。


我們還可能是在被指控是巫師後有能力逃走的菲利普·英格利希和瑪麗·英格利希夫婦,或是陰鬱好鬥、蓬頭垢面的女乞丐莎拉·古德,心直口快、喜歡虛張聲勢的酒館老闆約翰·普羅克特,他們都被控犯有巫術罪。也許相反,我們是那些告密者、舉報者、審巫案中的原告。比如據稱能預測未來、看到出生前之事的小安·帕特南;或是一人就指控了七十人使用巫術的瑪麗·沃爾科特。


案件結束後,犯罪現場

只留下一個卑鄙的超自然形象


由於地理環境、天氣原因、政治色彩、社會失序、經濟競爭等原因,1692年塞勒姆審巫案中的人們表現異常,但只消一年,這些曾經揭發鄰人、親朋種種「惡跡」時仿佛過目不忘的人突然集體失憶了。就好像所有人只是突然從同一個超自然的夢中醒來,用力擺脫那些荒誕不經的故事。老安·帕特南因為邊界的土地糾紛指控麗貝卡·納斯,因為她的丈夫反對帕裡斯和詹姆斯·貝利。在這個糾葛裡,經濟利益和政治關係、教職爭奪纏繞在一起。惡意和誘惑是用無形的墨水寫就的;人們無從知道17世紀塞勒姆村的這些人內心真實的想法。


當然,我也注意到,在1692年,等級觀念是相當強烈的。地位差別無時無刻不在顯現:在家裡,在安排座次時,或是在大街上。塞勒姆村的女孩們對眾人的背景都很了解,深知誰的社會地位高,誰的社會地位低。華麗的著裝是富人的特權;她們觀察到的富人著裝有多漂亮,魔鬼允諾她們的絲綢和衣服就有多漂亮。在巫案的審判中,司法是公正的,但懲罰依社會地位而定。


塞勒姆女巫博物館 Salem Witch Museum。


1692年逃走的疑犯要麼有錢,要麼和願意合謀的牧師關係密切。而巫術據說本身也有等級和家長制度。女巫從一個比男巫更厲害的人那裡獲取法力。塞勒姆審巫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美殖民地獨立前、政治文化成熟過程中,精英統治與大眾民主之間的暗中較量。而顯然,只有窮人、農夫、乞丐、奴隸、游離主流社會圈之外的異見者等社會底層成為犧牲品。正如希夫總結的那樣:「塞勒姆的巫術到底造成了什麼?沒有重要人物因此而受到損害。」


1692年沒有兇手,也沒有後果。犯罪現場只留下一個卑鄙的超自然形象。生活在328年後的我們,當遭遇極端狀況時,也不敢說比1692年的人們高明多少。就拿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來說,它所引起的恐慌和有些人曾經一度對雙黃連口服液的「崇拜」,不能不說是面對不確定時,人們本能地求助於超自然力的荒誕做法。無論何種情形,的確,魔鬼需要與有意識的人類勾結才能行惡。那麼,我們究竟會對應1692年塞勒姆村裡的什麼人?不妨翻開斯泰西·希夫的新書《獵巫:塞勒姆1692》去尋找答案吧。


撰文 楊長雲

編輯 徐偉

校對 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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