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泉平定冠山書院牌坊 牛力 繪製
中國歷史上書院的出現
是對官辦主流教育的一種反拔和補缺。
西漢，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將儒學意識形態化為政治權術，
使儒學第一次與民間自由傳播相剝離；
到南宋，
朱熹理學被官學化，
第二次的儒學意識形態化，
使民間儒學自主發展進一步缺失。
書院的出現，
基本旨於抵消與弱化對儒學的意識形態化。
山西歷史上，
有200多所書院，
而且山西境內最早的書院早於南宋，
出現在唐代。
唐憲宗時有靜林書院（今介休境內），
北宋靖康年間有雄山書院（今長治縣境內）。
同全國書院歷史發展脈胳一致，
山西書院也是明清最為繁盛。
其中，
國保文物陽泉平定冠山書院的演變史，
較為典型地體現了
山西乃至中國書院的興衰演變史，
其文化影響至今不絕。
一
平定冠山的書院史
冠山位於山西陽泉平定縣城西南四公裡處，主峰頂狀似冠，故名。站在冠山之巔，陽泉市區盡收眼底，縣城全貌一覽無餘，古人贊其為「群山之冠冕，亦即州境之嵩、泰、恆、華也」。
冠山書院使自然風光雄奇秀美的冠山獨顯深厚的人文歷史風韻，起於北宋，勃於金（與南宋同期），興於明清，亦在清中葉後進入教化功能衰落的階段，既是中國書院發展的縮影，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統治下儒家文化傳承的持續性。
▲陽泉平定冠山書院牌坊
宋代全國書院711所，山西僅僅有4所，位於冠山的冠山精舍一支獨秀，這是冠山書院的最早形態。《平定州志》記載，北宋宣和年間建於平定州城西南八裡的冠山精舍，為「元中書左丞呂思誠父祖數世讀書處」。
據《金史》記載，呂思誠的先祖呂宗禮，系金天會九年進士，曾任遼州司侯判官，著有《沾山集》，其子，其孫也舉進士，其孫時敏的孫子呂允曾任平定知州，其子就是呂思誠。
其時家庭輝煌至極。根據舊志記載：中書左丞呂公即呂思誠（1293-1357），依照元世祖「先儒教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立書院令，在冠山精舍舊址重修書院，以宰相請賜題額，造燕居殿，設宣聖孔夫子肖像，以顏子與曾子配祭。另築會經堂以及德本、行源齋舍，書院藏御賜經籍，圖書萬卷。呂思誠在《松峰書院記》中說：「昔者，思誠立書院於冠山，奎章閣學士院奉中書禮部移文，宣慰司下冀寧路指揮，平定州儲書萬餘卷。」成為當時山西境內顯赫一時的最大書院，藏書量堪比其時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史稱「呂公書院」。
明弘治十一年，平定知州吳賢在冠山呂公書院遺址的石洞前構築正堂，東西作翼堂，稱「名賢書院」。書院無存，留有《冠山名賢書院詩碑》，為明代山西布政司左參汪藻在弘治十三年所作七律，詩云「林皋松老荒書屋，洞口桃花羨武陵」。
明嘉靖九年，時任甘肅臨洮太守的平定人孫杰，字高嶺，從小在冠山書院讀書，考中進士在外居官20餘年，回歸故鄉後在舊地鑿夫子洞，並在洞左建高嶺書院，聚書萬卷，校勘其間，教學生氣。據載，高嶺書院曾經「聚生徒數十百人，群居講習大較，以明道修身為體，以濟世接物為用，是以達人高士彬彬輩出，書院之名稱重海內。」
因書院的位置居於名賢書院之上，當地人也叫它「上書院」。歷五百年滄桑，高嶺書院昔日的輝煌已經不復存在，留下來的只有字紙池和夫子洞兩處遺蹟。字紙池尚在，旁原有「敬惜字紙洞」，不知其建於何年，但據光緒23年碑文可知，原建的字紙洞「因年遠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今復開一洞，添築焚化字紙池。」現在存留的，也正是後來修築的那個「焚化字紙池」。
▲焚化字紙池
高嶺書院舊址不再，但是夫子洞保存完好，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內的「夫子洞」坐北朝南，一石鑿成，洞內居中為孔子雕像，左右是其弟子顏回和曾參，形象地再現了孔子傳道授業解惑的場景。
院東地上自然生成的巖石上鑿一池穴，刻有「硯池」二字，院西矗立的巨石上刻一「墨」字，形如一錠黑墨。院東天然壘就的石牆上刻著「雲中坐論」四字，夫子洞前的石坊上刻有一副對聯：「於此尋孔顏樂處，超然得山水真機。」於器物于格局中見儒學風骨精神。
清乾隆年間，郡人張佩芳任壽州時與多人募資，在冠山資福寺東面修建槐音書院。也稱作下書院。
▲硯池
▲「上書院」院西矗立的巨石上刻一「墨」字
▲石牆上刻著「雲中坐論」四字
現存的是清嘉慶十一年，平定人孫裕重建的崇古冠山書院，格局規制，保存完整。
據嘉慶年間的重修碑文記載，當時全國較著名的書院有常州的邑山書院，池州的齊山書院，曲阜的尼山書院，而「在太原，唯冠山書院顯於當時」。
書院主體院落建於冠山腹部，坐西朝東，靠山臨谷，是個內外二進式的院落。內院正面月臺上有西窯五眼，居中者一明兩暗稱「崇古洞」，洞內立有孫裕親書《書院留贈石碣》。月臺下北窯三眼，額書「新德」；南窯三眼，額書「廣業」。彰顯著古人德業並重的育人理念。院中明清兩代碑刻眾多保存完整。起步登山處有清代修建的資福寺，寺院正對一座古戲臺，上有楹聯「傳五萬裡人情多少，奇觀廿二史；繪四千年物色分明，俗說十三經」，通過對聯的內容突顯了冠山儒學教化的氣質。
▲資福寺
▲寺院正對的一座古戲臺
寺廟西南有深澗，上有石橋，是登山要津，民間稱其為狀元橋，也可看作是書院建築的組成部分。橋旁有清泉一泓，水味甘冽，四季不涸。井邊有一塊巨石，高約一人，闊有兩倍。石上有清初傅山先生篆書題刻的四個大字，有人識其為「豐周瓢飲」，有人辨其為「禮周瓢飲」，首字爭議各有典出，「瓢飲」二字則確定無疑。鄉人視其為鎮山之寶。
▲傅山先生篆書題刻的四個大字
出書院南行數十步便是仰止亭，是由致仕歸籍的鄉宦竇璸在67歲所建。竇璸人稱竇大人，平定東關人，早年研習儒業，後考中武進士，曾任乾隆皇帝侍衛，後任江西鉛山營都司，湖廣、廣東等省提督等職。
古書院背後，是一帶陡峭的山坡。拾級而上，但見翠綠叢中有一組規模不大卻極為精巧的二層建築，上為文昌閣，下是呂祖洞。呂祖洞內供奉的是傳說中的八仙之一呂洞賓。呂祖洞上面建有文昌閣，閣內供奉的文昌帝君，既是慈祥孝親的楷模，又是主宰文運的神靈。
道脈坊位於冠山書院南端的夫子洞下、仰止亭南，建於乾隆辛卯（1771）年，迄今240餘年，是冠山現存的最古老的牌坊。此坊橫額題刻「道脈」二字，石坊另一面橫額題「石室薪傳」：「薪傳」就是薪火相傳之意，「石室」是中國第一所官辦學校的名稱，由西漢時蜀郡太守文翁創建，所以也稱「文翁石室」。文翁石室就是現在成都石室中學的前身，自公元前141年創立後，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唯一的連續辦學兩千多年而未曾中斷也未曾遷址的學校。
從夫子洞向東而下，半山腰處是1992年新築的「德馨亭」。亭內立一圓柱體「集資興學紀念碑」，記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縣人民助教興學之義舉。此亭一基六柱，重簷二頂，古樸典雅，秀麗端莊，有冠山「小天壇」之稱。
冠山還有一景，便是散落於繁茂樹木中的巨石鐫刻，不同朝代，各家名儒，留下儒學教化的歷史印記。據《平定州志》記載，「狀元」石由金代平定州刺史趙秉文的好友、狀元楊雲翼題，「仰止聖真」由明代嘉靖時山西參政前提學副使古鄢陳棐書；「雲中坐論」「心目豁然」「達觀」「龍驚」，皆由明萬曆間松巖山人葛思茂書；「高山大川」由王雲鳳書，「兆我生徒」由河東王廷對書，「白巖」乃喬宇自篆其別號，又有「靜修」為喬宇書，「一望無際」缺題名，「白雲深處」、「遠塵」也為葛思茂書，「仰之彌高」為清人張諴書，還有傅山的「瓢飲」石，文脈傳承，盡顯石上。
▲「仰止聖真」由明代嘉靖時山西參政前提學副使古鄢陳棐書
▲「心目豁然」，明萬曆間松巖山人葛思茂書
▲「仰之彌高」為清人張諴書
二
冠山書院的人物與影響
冠山書院傳承興續不絕與平定綿延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歷代書院又培養了許多治學治世的人物。
冠山書院相關人物大致分為三類，一類就是各個時代書院的建造者或者山長。如呂思誠及父祖，明弘治平定知州吳賢，明嘉靖平定太守孫杰，清乾隆郡人張佩芳，清嘉慶平定人孫裕，光緒年間任書院山長的王登瀛等；
一類是在書院學習或盤桓過的文人名士。如明朝喬羽、延慕竹，清代傅山、陸深、竇璸、張穆。另據縣誌不完全統計，金、元、明、清四代，平定中進士131人，舉人680人，各類貢生785人。比如父子進士耿裕、耿九疇，兄弟進士李愈、李念等；
第三類是在平定留下印記對書院發展有間接影響的歷史文化人物。如唐代韓愈，宋代司馬光、韓琦，金代周昂，元代元好問，明代薛瑄、王世貞、張三謨，清代于成龍、陳廷敬、金農等，都在冠山所在地平定有佳作。清康熙帝路經平定州，夜宿柏井也留下《過故關》《過平定州》及贈縣令的《禁園秋霽》等。
1、書院締造者或山長
第一類人物中首先就要提到呂氏家族，特別是金代呂思誠，修冠山書院，無存。據《金史》記載，呂思誠的先祖呂宗禮，系金天會九年（1131）進士，曾任遼州司侯判官，著有《沾山集》；宗禮的兒子叫仲堪，舉進士；仲堪的兒子叫時敏，也舉進士；時敏的兒子單名劍，為千夫長，卒於國事；劍的兒子是德成；德成的兒子叫呂允，曾經任平定知州；呂允的兒子就是呂思誠。呂氏累代居官，數世奔走仕途，到呂思誠輩，家族輝煌至極。呂思誠在元代泰定元年（1324）中進士，始授遼州同治，後改任景州莜縣尹，後升為翰林院檢閱官及編修，之後歷任侍御史集賢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湖廣參政、中書參知政事、左丞轉御史中丞等職。呂公在任翰林院期間，曾總裁宋、遼、金三史，有《介軒集》、《兩漢通紀》、《正典舉要》、《嶺南集》等著作傳世。呂思誠病逝後贈齊國公，諡忠肅，葬於平定城北三岔口，後人尊稱其為「呂公」。
孫杰，在冠山建高嶺書院，主體無存。孫杰字朝用，生於明代成化年間，從小在冠山讀書，弘治三年（1490）舉進士，歷官郎署，出任陝西臨洮府知府。孫杰當年在冠山求學的時候，就有志興復冠山書院而未能如願，等到他在外居官二十餘年致仕歸裡後，書院已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汪藻督建修復，但他依舊常懷建書院、崇聖賢之心，因為冠山書院不僅是他當年求學的地方，也是孫氏家族祖孫五代讀書成名的地方。辭官回鄉的孫杰開始在冠山選址建造書院。明嘉靖五年（1526）春，孫杰偕同其弟寓居於冠山書院，每日聚朋邀友且吟且酌，尋訪舊遊之地，遍求佳勝之所，最終選定了冠山書院上面偏南一隅的一塊巨石，「遂捐貲命工琢為洞，肖夫子象，以顏子曾子配。又疊石為二洞，以備士類息偃遊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裡。」石洞鑿成後，孫杰請白巖山人喬宇為「夫子洞」與左右兩翼壘砌的「聖跡」二洞篆額並作記，所以後人也稱其為「夫子聖跡洞」。嘉靖九年（1530），孫杰又在夫子洞北邊建成「高嶺書院」。根據明代白金撰文的《新建高嶺書院碑記》記述，高嶺書院力效「白鹿」「嶽麓」「石鼓」等著名書院，「群居講習大較，以明道修身為體，以濟世接物為用」，力求「高士彬彬輩出」，讓書院之名「稱重海內」。這篇碑記稱，書院落成後，「聚書萬卷，勘校其間，嚴規範以導迪子孫，立文會以旁招才俊；暇則一觴一詠，綸巾野眠，宴如也。郡士夫題之榜曰『高嶺書院』，蓋乾坤樂事盡在山中矣。」「公也，進則堯舜其君民，退則孔孟其後學，是蓋天地一元之心也」，給予孫杰極高的評價。
孫裕，建崇古冠山書院，為現今遺存。孫裕是平定西關人，曾授同知銜，性寬宏，好義舉，曾經捐錢為河下村民掘井汲水，創建五渡山道以便行人，州志記載他「尤喜培養學子，獎勵讀書，合資翻修聖廟西之義學，並捐銀購地百畝作為義學經費。」急公好義之舉多為鄉人傳頌。嘉慶丙寅年（1806），奉直大夫孫裕開始在呂公書院原址復修書院，到第二年秋天落成。當孫裕重新修復冠山書院之時，在平定上城已有官辦的冠山書院，為避重名，遂改稱「崇古冠山書院」。清代嘉慶十二年（1807）秋，正當孫裕崇尚儒學、復興書院、舉行落成慶典的時候，傳來了當年鄉試平定大捷的喜訊，一舉十五人金榜題名。那一年，是平定讀書人在科舉考試時期錄取人數最多的一年，當時一般的縣好幾年也許才能考中一個，而平定竟然一次就有十五人中榜，佔到當年全省得中者的五分之一強。這十五人後來大都被委以重任，政績卓著，詩文傳世，其中有四人中了進士，張觀藜還被譽為「北方大儒」，他培養的學生壽陽祁寯藻，後來成為四朝文臣三代帝師，大名鼎鼎，令後人望塵莫及。
▲崇古冠山書院內部
據縣誌記載，光緒年間任書院山長的是王登瀛。他是冠山腳下冠莊村人，出身書香門第，據其家譜考證，王登瀛是冠莊村東王家族十一世「成字輩」人，弟兄五人起名均有「成」字，唯獨登瀛不按譜序，疑似其後來因冠山「登瀛坊」而改名。王登瀛是光緒十五年舉人，未入仕途而在冠山書院以講學授徒為業；其子王樹聲從小耳濡目染，舊學基礎深厚卻勇於接受新潮，毅然放棄科考老路，成為冠山書院改為平定中學堂後的首批學子，辛亥革命後曾任平定第一完全小學校校長（當時周克昌為女校校長），其孫王汝楨曾是舊制平定中學的教師。如今的後人王世茂依然執著地研究冠山文化特別是冠山的書院文化，成為當地冠山文化研究第一人。
2、學習盤桓過的文人名士
明朝喬宇與書院淵源深厚。喬宇（1464-1531），字希大，號白巖，明代平定州樂平（今昔陽）人。明成化二十年(1484)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遷光祿卿，歷任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嘉靖十年卒，諡莊簡，有《喬莊簡公集》、《遊嵩集》等留世。喬尚書為文出入《六經》，詩多自得語，書通篆隸，晚年精於鑑賞，今平定、昔陽、和順、井陘等名勝地多有其題刻。冠山「夫子洞」、「訪呂公書院舊址」、「左丞石庵」等，均為其墨跡。喬宇還親書一首七律《雪中訪左丞呂公書院舊址》，其中一句「傍險欲尋歸隱洞，凌高還上讀書臺」，不僅意境高遠，表達了文人儒生慎終追遠的情懷，而且成為後人考據金代呂公書院的重要史料。喬宇還作了《新修夫子洞記》詳細記敘了當時孫杰在冠山選址、鑿洞的前因後果，留下了寶貴的書院史料。
▲《雪中訪左丞呂公書院舊址》喬宇 書
延慕竹是平定州志的首創者。延慕竹就是延論，字元納，號慕竹，平定人。曾在冠山書院讀書多年，十八歲考中秀才，明萬曆十四年（1586）中進士，歷任陝西雩縣、會寧知縣，秉公理事，清正自律，很有政聲。後調為睢州判官、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中、江西僉事。在任期間，生活儉樸，不貪不染。後任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職。延論的文章頗有聲名，致仕回鄉後於萬曆二十年（1592）被知州宋沛聘用，創修《平定州志》，對平定文獻史料的輯存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此前二百餘年，平定州事漫無稽考，「所存者僅元左丞土風一記而已」，況呂思誠的《土風記》畢竟只有564字，布局不分條目，起首導論，依次記述平定的沿革建置、山水祠廟、疆域民風等，尚未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藝文諸方面，確實說難稱為志書。所以，人們長期認為延論為平定州志的首創者。
明代陸深對高嶺書院情有獨鍾。陸深（1447-1544）字子淵，號儼山，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至今在滔滔黃浦江水與大海相融處有一塊灘地，由於當年陸深在那裡的吟唱，人們便將其稱為「陸家嘴」。陸深以文章有名，又善書，登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二甲第一，授編修，史載其「為詞臣冠，著作宏富，有《儼山集》一百卷行世」。他在嘉靖初年督學山西期間曾撰《河汾燕閒錄》二卷。在冠山上留下了《高嶺書院孔子洞銘》和一首七律，也是後世研究高嶺書院的寶貴史料。
傅山父子與冠山書院也頗有淵源。據載，作為反清復明的愛國名士，傅山不只一次登臨冠山，在書院盤桓，與同道中人共商復國大計，儘管大業未競，卻為冠山增色不少，吸引了全國名流駐足冠山。狀元橋旁的巨石鐫刻「豐周瓢飲」或稱「禮周瓢飲」就是當年傅山先生所題寫。1984年移到橋西山隅，並築亭「瓢飲亭」。表達了明末愛國儒士不攀附權貴，不耽於物質享樂的高尚氣節。其子傅眉（1628-1683），字壽髦，一作壽毛，傅眉擅長於詩詞、書畫與篆刻，詩書效法其父，古樸而有真趣。崇古書院北側牆外的是有名的「左丞石庵」。三塊砂質巨石兀然橫臥，成「品」字形，其中一塊南向開一拱形洞口，內鑿一石室。洞口上方有白巖山人喬宇篆刻的「左丞石庵」四字。今人推測其為呂公讀書或避雨之處。鑽入洞中讀書，朗朗書聲，餘音迴響，自然妙不可言。巨石西側刻有傅眉的一首五言律詩。
但是陂陀石，頹唐總可人。
風霜容磊落，煙雨滲精神。
不肯孤花壓，誰能亂木因？
點頭汝信我，各各會其真。
借物抒懷，高度讚頌呂思誠光明磊落的人格和剛正不阿的品質，也表達了當時文人儒士的精神追求。
竇璸文武大才。竇璸（1719-1806）字文貽，號欲誠，平定東關人。早年研習儒業，鑽研經學，後來因為羨慕其族叔花翎侍衛竇寧衣錦還鄉，遂棄文習武。乾隆六年（1741）中武舉，次年聯捷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兩次隨皇帝狩獵。歷任江西鉛山營都司、臺灣城守營參將、紹興協副將、登州總兵、湖廣提督等職。花甲之年仍同廣東將士身宿海邊，力壓英國戰船的囂張氣焰。竇璸退休回原籍後，十分熱愛家鄉的教育事業，置辦大批教學用具贈給書院，並在冠山上修築「仰止亭」，優悠林泉，訓課子孫，從不幹預地方政事。據傳，為感激竇璸的恩德，臺灣民眾在臺南鄭成功延平君王祠內為他立了塑像；紹興一帶百姓也亦因其治理水患有方、肅清盜匪有功而稱頌其為「全越福星」。
3、對冠山文化傳承有影響的人物
曾任平定刺史的趙秉文。趙秉文（1159-1232），金朝著名學者，字周臣，晚年稱閒閒老人，磁州滏陽（今河北磁縣）人。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進士，歷任邯鄲、唐山、大興縣令。泰和三年（1203）任平定州刺史，修湧雲樓，建湧泉亭，為政寬簡，累拜禮部尚書。趙秉文「歷五朝，官六卿」，朝廷中的詔書、冊文、表以及與宋、夏兩國的國書等，多出其手。所草擬的《開興改元詔》，當時閭巷間皆能傳誦。他學識廣博，著有《易叢說》、《中庸說》、《揚子發微》、《太玄箋贊》、《文中子類說》、《南華略釋》、《列子補註》等，且善詩文書畫，前後主掌文壇四十年之久，成為金代中後期的文壇盟主，《金史》本傳稱其為「金士巨擘，其文墨、言論以及政事皆有足傳」。 乾隆版《平定州志》記載：「趙秉文，……文章德業為時推重，至今人猶慕之。」
寫過著名的「雁丘詞」的元好問。（1190— 1257），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早年在文學創作上受到過趙秉文的影響，其後又博採眾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成為金代最享盛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他為趙秉文寫墓銘，寫詩填詞追憶他的功德，這就是後人所說的「元趙風流相尚」。在天興二年金朝國都汴京失陷，元好問和金朝百官一同被蒙古兵解送山東看押，直到金亡後，才重獲自由。時年45歲的元好問最嚮往去的地方就是山西平定，因為這裡曾是他祖上居住過的地方，更是他的恩師趙秉文做平定知州八年之久的地方。因此元好問獲釋後，一路辛苦奔波來到平定。元好問曾寓居平定十餘年，遍遊平定的名勝古蹟，對古州的歷史文化傾注滿腔熱情，寫下了難以數計的詩篇。其中，有詠娘子關的詩《遊承天懸泉》，還有詠故關、詠藥嶺寺、詠天寧寺等，篇篇都是古州文化寶庫中的珍品，為平定「文獻名邦」的名符其實貢獻不小。
此外，還有在平定留下遺蹟的諸多名人文士，出生平定的歷代先賢儒士，不勝枚舉，其當時和後世產生的影響都成為冠山書院文化得以傳承的文化背景與文脈支撐。
▲冠山書院小徑
三
冠山書院文化的當代價值
人類不僅僅生活在一個受制於因果關係的自然世界中，更躍遷到一個人文世界的「意義系統」中，康德曾以「自然」與「自由」區分之。價值形態正是這個「意義系統」的骨架，支撐起整個「意義系統」的各種脈絡，承載傳統的智慧，分享現代的文明，指向超越的未來。中國古代書院文化擁有一些同質的價值樣態，比如德業並重的目標追求，自由活潑的為學品格，創新爭鳴的開放氣度，謹嚴純正的治學精神，知行合一的踐履理念。從冠山書院的古楹聯、石刻、碑記中，可以發現冠山書院獨特的文化特徵及當代價值，即儒家道德教化、經世致用的功用。
1、楹聯中的文化價值
崇古書院聯曰「洞口三三，此地宜彈琴鼓篪；虯枝兩兩，其中可翔鶴遊麟」，槐音書院聯曰「東壁圖書儲漢魏；西園翰墨染梁陳」，夫子洞聯曰「於此尋孔顏樂處；超然得山水真機」。
聯中皆有典故，《詩經·小雅》「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篪」為雅好，「麟」是瑞獸，表達了當時知識分子向內追求風姿高潔，向外則尋求入世從政實現抱負。《晉書·天文志上》有「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西園」漢上林苑別稱，為貯存翰墨之處。二聯一下子就把書院功能和價值展現出來，便是藏書養墨，靜心讀書寫作之處；而「漢魏」「梁陳」借指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名士頻出，學術繁盛之期，表達了對當時冠山書院教育的信心和預期，也反映出當時書院教育對活躍學術氛圍，培育教育人才的強大作用。
何為「孔顏」之樂？夫子洞聯更是將書院文化的價值根源表達得入木三分，《論語·述而》這樣描述孔子「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學習和教學是孔子最大的快樂，都忘記自己變老了。書院就要實現這樣的功能，讓學子拋開一切世俗紛擾，醉心致知；讓老師不受外在事物影響，一心授教。各在其位，各盡其責，正是君子之中道。顏回之樂，人們更是耳熟能詳，《論語·雍也》載「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回堪稱古今儒生之典範，為人謙遜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他異常尊重老師，對孔子無事不從無言不悅。孔子贊其最多，不僅贊其「好學」，更稱其為「仁人」， 孔子常稱讚顏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顏回之樂就在讀書求學格物致知之中，完全在精神境界中暢遊。
書院文化倡導的就是如此高潔的精神境界，不如此無以修身，更談不上齊家治國平天下了。向先賢聖人學習，學經典求知識，向自然生態學習，存敬畏規言行。「超然得山水真機」，只有將人的物質存在跳出物質世界之外，不再受制於物質欲望的束縛，才能如一花一木般自在於生態系統之中，才能領略自然之美，感受到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存在，從而用大智慧和整體性思維來領悟儒學真諦，傳播和踐行儒學。
2、石刻中的文化價值
隨處可見散落林間的巨石鐫刻是冠山書院文化的獨特呈現，「雲中坐論」、「心目豁然」、「達觀」、「龍驚」、「禮周瓢飲」、「兆我生徒」、「仰止」、「靜修」、「遠塵」、「白雲深處」、「仰之彌高」、「英雄進步」留下了冠山古代學人儒士的心思理路。
▲隨處可見散落林間的巨石鐫刻
「達觀」一是說遍覽，縱觀。《書·召誥》：「 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一是說豁達，胸懷寬廣。晉陸雲《愁霖賦》：「考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一內一外，向內修心以明朗，向外求知以豐盈，正是儒家內外兼修的學術追求。
「仰止」語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詩經·小雅·車轄》。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專門引以讚美孔子：「《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此處石刻「仰止」就是直白地表達了先師孔子的景仰，明確地提出了書院教學的目的，就是追求達到聖人先賢的要求，哪怕不能達到，也要全心全意地去追求。求其上，而得其中，若只求其中，或可得其下，就沒有境界和追求了。可見當時冠山的師生文人對自己有較高的要求，這也是冠山文化得以綿延的人本根源。
「仰之彌高」語出《論語·子罕第九》，顏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表達了對於孔子之道的讚嘆，此處石刻仍然表達出對先師的景仰，並借顏回事跡表明冠山師生之心跡，那就是要努力攻讀，深入研究，力求達到極高水平，不負先師教誨。
「禮周瓢飲」同樣表達了對孔子「克已復禮」的心意與實踐的頌揚與贊同，對儒家弟子應當追求精神境界的認同。其他石刻內容莫不表明靜心修習，鑽研學問，摒棄世俗，精進至善的儒家精神，反映出冠山書院綿延不絕的精神內核與不竭動力。
▲隨處可見散落林間的巨石鐫刻
3、碑記中的文化價值
碑記多是明清遺物，明喬宇做《新修夫子洞記》中曰「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工亦不費，太守君取義於此，可謂探本於眾人之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未備者，有裨於後學大矣」。這段話中體現了知行合一的儒家精神，其中禮以義起，正是儒家禮之根本，所謂克已復禮，義為個人德性的重要部分，因為有義在心，所以要修建夫子洞，還儒家之禮制。同時，孔子當年就倡導，既要注重禮制，又要精簡形式，不要在一些儀式典禮中過分奢華，浪費財物。《論語·學而》中說，孔子倡導「制俗以儉，其弊為奢」。
因此，新修夫子洞就就地取材，也不大費周章，只是讓學子們有了明確的聖人畫像可以做為榜樣，與佛道之學區別開來。這樣不僅從學理上體現了儒家理念，而且在行動上讓後輩師生有所獲益。
明白鎰做《孫氏石洞肖像記》中曰「夫道，以中為至；學，以聖為極。……學之者讀其書、觀其容、致其敬、求其心、由顏曾之地以追孔子之極，斯為道之大中，學之大成」。此記不僅為儒生學子確立了學習的終極目標和修習楷模，而且指出了儒學的原則，即致中；學習的過程，即讀書，並向內心求，樹立遠大目標，成就大業。求其心，有了明顯的陸王心學的意向，可見當時冠山書院的教學內容也是與全國同步，與時俱進的。
明白金《新建高嶺書院記》中曰「聚書萬卷，讎校期間，嚴規護以導迪子孫，立文會以旁招才雋。暇則一觴一詠，綸巾野眠……」；又曰「夫仕者有俗吏也，而後明道修身之體微。自夫有腐儒也，而後接物濟時之用疏，聖人內外合一之道果若是乎哉」。反映出當時冠山上高嶺書院的盛況，藏書萬卷，院規嚴格。並且體現了書院文化自由閒適，競爭共鳴的特點。經常召開以文會友的研討與辯論，在爭鳴中解決疑難，精進學問；閒暇時臥於林間，輕搖羽扇，在靜心思考中讓頭腦煥發靈光，有所創新。此種狀態真有魏晉之風，無怪乎平定文脈綿延，文蘊深厚。
清吳安祖《重修冠山書院碑記》中曰「親師取友有其地，賞奇析疑有其人，……無孤陋寡聞之虞，而得收攻錯切磋之益，相觀而蓋爭自琢磨，日進庸可量乎」；又曰「異日經術湛深，明體達用，出則為國家棟梁，處則為當代名宿，是餘之所望也」。同樣表達了書院文化聚賢共進的美好意境，難得的是，此時清朝書院官辦已成常態，仍可有這樣的自由學術氛圍。從碑記中可以充分體現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價值指向，出則為國家棟梁，處則為當代名宿，此句讓人聯想到公元前孔夫子率弟子周遊列國，遊說各國君王採納其政治主張的場景，孔子在魯國做到了大司寇，並且將魯國治理得安居樂業，經世致用始終是他一生的追求。
因此，真正的儒學教育一定不是讀死書，死讀書，而是學以致用，用自己的品行學識影響更多的人，也不是追求功名利祿，光宗耀祖，而是進入政界，用自己的政治見解為人民幸福和國家富強出力。
四
結語
「相較於法律和政治，道德/倫理更能彰顯人類自身的意志自由；相較於宗教神學，道德/倫理更能確保康德所說的「屬人的」自由尊嚴」。這樣的文脈延續使區域內人的存在有獲得自由的可能，並通過輻射和傳播向更廣闊的社會縱深產生影響。《禮記·大學》指出了儒學修煉的一條通達之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冠山書院文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書院做為儒學發展的重要載體從形式到內容都遵循著這樣的思路，其中修身即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核心環節，這一點對當今儒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作者簡介
楊珺，女，山西靈石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是山西傳統文化、應用倫理學等。
王世茂，男，山西平定人，山西師大中文系畢業，中國國學研究會研究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三晉文化研究會古州翰林書院常務副院長。著有《冠山文化概覽》《「文獻名邦」史話》《文話冠山》等。
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題｜平定冠山的書院文化與當代價值
圖｜楊根龍 牛力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或機構所有
輯｜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 南麗江
審核｜方天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