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前言
唐代後半期的普遍叛亂不僅破壞了社會與政治秩序，也危及文人精英固有的特權與地位；使他們逐漸了解到，文學才能與儒家素養對於當下混亂的治理毫無作用。一些文人精英意識到要想恢復他們的政治影響力，需要從軍事下手。
如同知名文臣司空圖所言，「將儒」是復興儒道的首要方法，也就是說，儒者想要撥亂反正，必先控制和統率軍隊。然而，文臣在九世紀後半期嘗試統兵的結果是徹底慘敗。至此，文人再也沒有方法能夠阻止武人憑藉武力，影響歷史的走向。
02文人與武官共事，感到不適
多數武人權貴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文人精英有極大的差異。由於擁有不同的價值觀、習慣與嗜好，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雙方的差別也很容易呈現出來。一個有趣的互動，發生在朱溫與一位高階文官薛昭緯之間。朱溫曾與薛昭緯談到鷹隼，薛昭緯盛讚此鳥之強健。朱溫很滿意他的回答，猜想薛昭緯一定也喜愛飼鷹，因而贈予他一隻。薛昭緯非常珍惜朱溫的禮物，告訴他的手下：「令公所賜，直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韝袋中。」想將鷹隼包裹收藏，正顯示薛昭緯對於飼養鷹隼毫無概念。為了畋獵而飼養鷹隼，對武人來說是稀鬆平常之事，文臣卻很少這麼做。薛昭緯對於鷹隼的認識看來是從書本得知，他也許知道鷹隼的特色，卻不知道該如何照料它們。
從文人的角度來看，武人的某些習性令人生厭，甚至無法忍受。例如，出身盜匪的武將王建在九世紀八十年代晚期曾與宰相韋昭度聯手，共同討伐抗命的節度使陳敬瑄。但是，王建與韋昭度的文人僚屬很快就發生了齟齬；由於王建與他的士兵都剃掉自己的頭髮，臉部和手腕上滿布刺青，文人們認為他們近似鬼怪而不像人類。
此一事例顯示，文人即便與武官們共事，也感到很不舒服，更不用說當他們的下屬了。另外，對於新崛起的武人統帥而言，文人精英的社會地位與聲望是他們最為缺乏的，因而熱切期盼與文人建立各種關係。對建立這些關係聯結的渴望，反映在陝州節度使王珙與文官王祝的互動上。
王祝出身於知名世族，於唐昭宗光化元年奉詔進京，途經陝州，王珙很慷慨地款待他，並以同姓為由，希望與王祝建立親屬關係。不過，王祝看不起王珙的武人身份，因此冷淡以對。為了說服王祝接受他的建議，王珙在家中舉行盛宴，在席間向王祝行禮，說道：「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居子侄之列，即榮幸也。」王珙極盡謙卑地強調，自己雖為武人，但已擔任節度使，希望王祝能考慮視自己為「子侄」輩。但是，王珙的謙卑言辭卻換來王祝堅定的拒絕。王珙對此倍感憤怒，要求王祝即刻離開陝州，接著派出手下的士兵在半路上屠殺了王祝與他的所有家人。
朝廷得知王祝被殺，卻無力查辦。王珙試圖與一位名臣建立擬血緣的關係，反映出武人對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王祝的拒斥顯示，他不願武人借結拜之名而利用自己的郡望美名，致使整個宗族蒙羞。王珙殘殺王祝，正說明武人不顧一切地想獲得文人的認可，一旦不遂所願，便殘酷地對待那些觸怒自己的人。不願意屈居武人之下的文臣，唯一的脫逃辦法是徹底退出政治的舞臺。
九世紀後半葉，由於唐廷已被跋扈的武人節度使完全掌控，許多朝臣自行從現職中脫身，並設法遠離京城。為了改變此種趨勢，朱溫在天祐二年強迫唐廷發布詔令，要求各地節度使立即將居住在其境內的朝臣遣送至京城。但是，有些人仍舊拒絕前往，朝廷在無可奈何之下，只能將他們從官員名冊中除名。因此，在十世紀的前半葉，武人對於政治的高度掌控，確實讓部分文人不再追求仕宦生涯。
03武人節度使粗暴對待他們的幕僚
但對於仍有政治野心的文人來說，投身軍旅提供了另一條通向權力的途徑。例如，沒能通過科舉考試的謝瞳，後來成為朱溫麾下的一名武官。另一個例子是焦繼勳，他在決定放棄文藝的學習，轉投軍旅時說：「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顯然是以東漢班超「投筆從戎」為典範，以從軍作為求取功名之途。
由此可見，唐末以來的戰亂，致使出任武官被視為求取權力、聲望及財富的捷徑。然而，或許是因為長久存在於文人與武人間的隔閡，實際上並沒有太多擁有文藝背景的人求取武職。對於許多拒絕放棄固有身份和地位的文人來說，擔任節度使的文職幕僚，提供了一條更好的途徑去獲取政治影響力。這些文職幕僚為節度使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包括文書寫作、外交談判、財政管理，有時候還插手軍事謀略。
文職幕僚的多樣任務明顯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與武人的關係。這些文人經常伴隨其武人上司往返於各個戰場，或為了外交任務長途跋涉。他們不僅放棄了原本穩定且舒適的生活，甚至將生命暴露於敵軍的威脅之下。在這個時期，各種軍事衝突與外交談判變得普遍且頻繁，參與其事者的風險也益發增高，以致在戰鬥或執行外交任務中喪生，是這類文士經常遭遇的結局。
尤有甚者，他們好鬥成性的上司也很不容易討好。許多武人節度使粗暴地對待他們的幕僚，往往因為小小的冒犯而進行嚴厲懲罰，甚至是處死他們。文人幕僚甚至會淪為他們上司失敗政策的替罪羔羊。舉例來說，當華州節度使韓建在天復元年因戰敗向朱溫投降時，朱溫指控他脅迫唐昭宗的罪過。韓建為求自保，便回答說：「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為之。」將自己的過失全推到從事李巨川的身上，致使朱溫處死李巨川，卻赦免了韓建。與一般文官相比，節度使幕僚的一個特色是參與軍務。為了迎合上司的需求，擔任節度使幕僚的文人往往積極介入軍事事務，並嫻熟於軍事策略及戰鬥技巧，這些事務都是他們的前輩設法逃避的。通過這樣的軍事參與，這些十世紀的文人幕僚較為接近唐代前期文武合一的理想。
儘管如此，時空環境的差異仍很明顯。有別於世紀曾統率大軍的文臣，十世紀的文人鮮少真正在戰場上擔任軍隊的統帥，他們對軍事力量的掌控也不能長期延續。少數能參軍事事務的文人幕僚，所扮演的角色多半局限於提供建議，這反映了唐代滅亡以後，職業軍人繼續把持、壟斷武力的事實。只要他們的軍閥上司成功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權，這些文人幕僚的回報就會非常可觀。十世紀前期的政治變遷，經常採取一個類似的模式：一位節度使推翻前中央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接著將自己的節度使府幕僚置於新政府中的最高層。
04文臣的地位不受某一王朝的興衰影響
後梁的敬翔、後晉的桑維翰、後漢的蘇馮吉等人的仕宦生涯皆是如此，他們以節度使的心腹幕僚，成為掌控朝政的重臣，並憑藉其權力取得龐大財富。不過，這些朝廷要員的實質影響力，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捲入政治鬥爭，致使其政治生涯經常伴隨所建立的王朝一同終結。相對地，大多數朝廷文官的命運，依循一個完全相反的模式。
十世紀的皇帝們不僅需要熟悉禮儀的文臣，也需要援引世族子弟或具有全國性聲望的文人，將其政權合法化為正統王朝。這些文臣精英扮演象徵性的角色，為新王朝提供一種合法性的外貌。他們與統治者的關係往往若即若離，而缺乏實際的影響力，許多文臣只擁有官銜，領取俸祿，而無實際的職掌與權力。此種與政治權力的疏離，卻有助於這些文臣的地位不受某一王朝的興衰影響，而能歷仕多朝。
參考文獻：
《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