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前言
唐乾符二年以後,由於中央權威的式微及軍事強人的擴權,政府的正常運作被嚴重幹擾。絕大多數收藏在長安的檔案與書籍在動亂中遭到毀壞,經驗老到的官員也在由唐入梁的政權移換中喪命,以至於到了十世紀前期,關於唐代傳統的可信資料嚴重短缺,進一步導致禮儀與政治運作經常違背了傳統的規範。
尤有甚者,君王對於文職管理的關注有限,及藩鎮的跋扈,使得重建一個有效率的官僚政府成為極其困難之事。但是,儘管身處如此艱困的環境中,部分文臣仍日試著維護儒家傳統與唐代的政治慣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在宰相李愚的建議下,明宗要求各級政府依照唐代的律令規定,恢復固有的職掌。
02唐室首次出現系統性恢復唐代制度的設想
限兩月內鈔錄及粉壁書寫須畢。這是唐室中衰後,首次出現系統性恢復唐代制度的設想。通過將每個政府部門的相關規定執掌書寫於官廳的牆上,朝廷希望每位官員熟悉執行其職務的正確程序與內容。但是,詔令頒布的兩年後,明宗辭世,後唐政治陷入動蕩不安,此一改革也就難有成效。一些朝廷儀式與行政程序依然違背傳統,在明宗朝之後不斷引發官員的譴責。在後唐滅亡後,恢復舊制度的嘗試仍間歇性地出現。例如,後晉天福五年,一度廢除翰林學士院,遵循《唐六典》的記載,將其職權移轉回中書舍人之手。
依照朝廷詔令所言,此一改變的動機是:「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規。」借恢復中書舍人原有職權的機會,朝廷想要宣示遵循古制的意向。與維持文治傳統密切相關的是歷史記錄的保存。每當朝代轉換之時,保存前代的記錄不僅是政府的例行工作,也是任何時代文人的重要任務。當朱溫建立後梁,新建立的政府即著手編纂唐代歷史,以及有關本朝的記錄。朱溫過世後,他最倚重的心腹敬翔接到命令,要他撰寫一部完整記錄朱溫如何擴張勢力,至其最終取唐而代之的編年史。
由於唐政府收藏的書籍與檔案多數已亡佚,後梁朝廷嘗試從民間取得資料。即使軍事危機一直延續,後梁政府修史的努力也並沒有受到影響。當末帝龍德元年二月,梁軍正與李存勖的部隊沿著黃河激戰,梁廷依舊發布敕命,鼓勵官員、士人上呈有關其祖先的傳記至史館,以協助編纂有唐一代的歷史。類似的修史努力,在其後的政權也持續進行。官修的唐代歷史最終在後晉開運二年完成。在修撰前代歷史的同時,本朝的歷史則以皇帝為主體,將其在位期間的重要事件,以編年的方式整理成《實錄》而保存下來。
03官學教育步履蹣跚,私人教育持續發展
另一個與文治傳統延續密切相關的事項是學校教育。在唐代,由於教育百姓被認為是政府的重要責任,除了在京城設置太學等官學外,各地州縣曾廣泛置學,並以國子監統籌教育事務。當中央權威在世紀晚期逐漸式微時,官學系統隨之失去功能。直至天成三年,後唐朝廷指派宰臣兼掌管國子監事務,國子監的功能才被重新恢復。後唐在都城重新建起三間官學,招收二百位學生。與唐代的學生數額相比,只恢復了一小部分,但已是重要的開始。
可惜的是,這些恢復官學的努力僅是曇花一現,沒有任何記錄可以證明官學在後晉與後漢仍在運作。不過,儘管重建官學的成效相當有限,國子監執行的另一項工作卻有效地促進了世紀儒家教育的發展。長慶三年,遵循宰相馮道及李愚提議,國子監開始雕版印製九經,並計劃將之販售給百姓。天福八年,九經中的五部印刷出版;至廣順三年,整項計劃完成。
九經印製的工作跨越了二十二個年頭及四個不同的朝代,體現了五代時期文官無視朝代更迭頻繁,仍持續為維繫文教做出貢獻。儒家經典刊印,使學生更易於獲取書籍,幫助儒家學術向更為廣泛的讀者群傳布。因此,儘管官學教育在五代步履蹣跚,私人教育仍得以持續發展。對於研習儒學的士子,科舉考試為他們提供獲得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途徑。
依循唐代的傳統,世紀前半葉的王朝每年舉辦考試,進用文官。即便在通過考試以前,參與科考的士子也受到官員們的敬重。例如,在後唐同光年間,中進士的桑維翰就是得到張全義的幫助。張全義是武人出身的高官,當時受封為齊王,擔任河南尹,桑維翰的父親桑拱則在其轄下擔任客將。當張全義得知桑維翰將應舉時,感到很高興。
儘管自己是武人出身,張全義對將要應舉的桑維翰給予特別禮遇,特別以客禮相見,並大力推薦,而使其得以中舉。某些節度使不具備張全義的權勢,無法直接幫助考生中舉,但提供大量錢財,資助這些考生進京參與考試。五代時期科舉考生的特殊地位也反映在他們的莽撞行為方面。每當考試結果公布時,考官往往封閉貢院大門,禁止人員出入,以防落第者抗議。考生膽敢公開抗議,原因在於政府不僅敬重他們,也容忍他們的失序行為。即便在後漢時期,執政官員多對文人存有惡感,但考生的抗議仍受到容忍。乾祐二年,曾有一位考生在貢院門外大聲喧鬧,激怒了宰相蘇逢吉。
04科舉的熱情唐代滅亡後重新燃起
蘇逢吉下令逮捕此人,將其送至侍衛親軍馬步司,要求都指揮使史弘肇加以杖責、黥面。不過,史弘肇之子史德琉提醒他:「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此番說辭促使這位考生被立即釋放。當時朝廷以嚴厲手段維持京城的秩序,犯罪者皆送至侍衛軍司以軍法審理,往往慘遭殺戮。但是,科舉考生的特殊身份卻使史弘肇不敢任意以軍法加以懲治,一如過去,抗議的考生得以全身而退。
由於參加考試可以帶來特權與地位,對懷抱求取權勢野心的人而言,研讀儒經仍是通往官職與權力的重要途徑。北宋太宗時代中進士的許驤出身於一個商人家庭,他的父親許唐在五代時至京城經商,見到科舉考生時,忍不住讚嘆:「生子當令如此!」遂決定耗費巨資,培養兒子從事舉業。這則故事反映了社會上富人對於科舉考生的欽羨。也因如此,參與科舉的熱情,雖在唐代滅亡後短暫受挫,卻很快重新燃起。
晚唐政治的動蕩一度使得文士遠離仕宦,考生的人數銳減。後梁開平四年,一位官員表示,他憂心考生的缺乏可能會讓科舉制度無以為繼。不過,考生數量很快在後唐時代回升。到了後漢乾祐二年,一位官員甚至抱怨參加省試的考生數量過於龐大,主張要求地方官員更加嚴格地篩選應舉的士子,藉以終結武人統治。
參考文獻:
《實錄》《新唐書》《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