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雍也》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太過質樸而無半點文雅，那麼為人就難免顯得粗魯。而太過文雅卻無半點質樸，那麼為人就會顯得很虛偽。文一半，質一半，文雅與質直的程度剛好相等。這樣的人，才是君子。
儒家的中庸思想，在這句話中可見一斑。「中」指的是不走極端，「庸」指的是不唱高調。既不走極端，又不唱高調，就是中庸之道。
子貢問孔子：「子張和子夏二人誰更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說：「子張過份，子夏不足。」
子貢：「那麼是子張好一些嗎？」
孔子：「過分和不足是一樣的。」
所以，在孔子看來，「過度聰明」與「不夠聰明」一樣不好。很多時候，「過度聰明」會把人引向歧途，而「不夠聰明」的人卻能最終修成正果。也就是說，有時候「過度聰明」還不如「不夠聰明」。
孔融十歲的時候，去當時名氣極大的李膺家做客。要知道，能到李膺家去的人，要麼是才智出眾者，要麼是他的親戚。孔融到了他家門前，對看門的官吏說：「我是李膺的親戚。」 進去後，李膺問：「您和我有什麼親戚關係?」
孔融回答說：「從前我的祖先孔子曾經拜您的祖先老子為師，所以我和您是世代通好。」李膺和他的那些賓客無不對他的話感到驚奇。十歲便這般聰敏，那長大後必定能成一番大事業。
不是這樣的，長大後的孔融，不僅在帶兵打仗時屢戰屢敗，最終還因觸怒了曹操而慘遭殺害，並株連了全家。可以說，他的一生，是「龍頭蛇尾」的。
與孔融相反，曾國藩小的時候資質平庸。曾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曾國藩小時候在家裡背書，在屋偷竊的小偷見無路可走便爬到了梁上，曾國藩在下面背書，小偷在梁上聽，小偷都會背了，曾國藩還沒背下來。由此可見，曾國藩的資質確實一般。 然而，曾國藩憑藉著其刻苦的學習和不服輸的精神，卻最終組建湘軍，鎮壓叛匪，成為了「中興第一名臣，千古第一完人」。
從孔融和曾國藩的人生經歷來看，我們或許能更深刻地理解孔子所謂的「過猶不及」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
那麼，最高明的中庸之道是什麼？ 「極端」不等於「極致」，「極端」是思想方法的問題。鑽牛角尖，一根筋，不開竅，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這是走極端。而「極致」則是指在可能的條件下和範圍內，把事情做得最到位。
所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不提倡在做事時走極端，卻提倡把事情做到極致。這是一種「高端做事」的姿態。
那做人呢？《論語》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子路問孔子說：「老師您如果統帥三軍，那麼您和誰在一起共事呢？」
孔子說：「赤手空拳和老虎搏鬥，徒步涉水過河，死了都不會後悔的人，我是不會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謹慎，善於謀劃而能完成任務的人。」可見，孔子在選擇合作夥伴時，也傾向於那些小心、謹慎、低調的人。
其實，通過儒家經典我們不難發現，中庸之道一直提倡我們以一種較低的姿態去做人。正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總體來看，以一種高端的姿態去做事，以一種低調的姿態去做人，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最高明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