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日文書

2020-12-11 武義新聞網

  □鄢東良

  1.

  己亥二月初,浙中武義久雨放晴。驅車城東郊,我去尋一座名不見經傳被當地百姓稱為龍王山的山,去尋一穴曾震動中國考古界的墓地。儘管我是後來者,只因從這裡出土見日的那兩大張捲軸封紙,它記錄了一位南宋中級官員從中央到地方,從低級到中級歷官及其政務全過程的細節,它為當代史學家研究南宋中後期政治及其它相關領域情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它便是國家一級珍貴文物「徐謂禮文書」,一件七百多年前罕見的古代公務員的紙質文書檔案。

  胡處村,一個至今尚未被現代機械的鋼牙利齒踐踏撕碎的城市邊緣小村莊,靜謐地棲息在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的一隅,古樸古色。

  農人整理侍弄得井井有條的田壠、菜地裡,黃燦燦的油菜花勃發招展,引來嗡嗡的蜜蜂群上下翻飛追逐;五六隻鼓額灰羽的獅頭鵝,在村旁的泥徑上閒逸地踱著八字步,從我的身邊昂揚走過中,嘎嘎數聲粗獷響亮,憨態的模樣很是滑稽可人;村邊道旁有一口大水塘,微風吹過清波漪瀾,把塘邊小山上那片樹林的倒影,搖曳成失真的影像。

  塘邊有位洗完一擔白蘿蔔正欲上肩回村的白髮老農,我遞過一支煙,向他打聽徐謂禮墓地所在。老人指著不遠處一座樹木並不欣榮的小山崗笑曰:「就在對面山上那幾株大些的樹下。可你到了也看不到什麼的。」

  帶著疑惑,我走近小山。山矮無路,我撥開半人高的山茅,扯著灌木伸展出的荊條,不甚費力便來到了山崗中央。

  腳下是一片明顯翻墾過的紅褐相間的山土,面積約四五十個平方。這被人工挖掘過的泥土上散裸著幾塊青灰色的巖石,零星生長著野草。放眼四望,只見這崗上兀挺著一些碗口粗細的苦櫧、泡桐樹,篩落縷縷陽光。任憑我努力搜尋,既無墳塋更不見墓碑,讓我心生遺憾。行前我也有聞,為保護徐謂禮墓,十四年前考古挖掘後,古墓被就地覆蓋了。眼見為實,這是真的。聞得幾聲山鳥啼鳴,忽又一陣山風拂面,我孤身立於此地,不禁湧上幾分複雜的心緒。

  我的眼前幻化出宋時那一支長長的披麻戴孝的出殯隊伍。鞭炮聲夾雜著嗩吶、銅鑼銅釵聲和悲愴的哭聲,交織出喪事的特別氛圍。他的親人們選中了這方風水寶地,從遠方迎回這位葉落歸根的南宋六品官員,希冀他酣睡在這片清靜無擾的山林之中。

  2.

  在到胡處村之前,我已接新落成的武義縣博物館傅館長的邀請,參觀了試展期間的館內文物。我的目光深深地嵌進了那幾排配備了高端衡溫設備的展櫃裡,柔和的燈光下,我貪婪地觀瞻著徐謂禮文書的實物,內心無比驚喜。陪我參觀的館內工作人員對我說,這可是我們的鎮館之寶哩。

  這是一件武義籍南宋官員17卷5萬字的「幹部檔案」。據考古專家學者論證,在它被發現出土之前,全國僅發現過類似的兩件「純本文書」,但前兩件宋代文書,其中一件只記錄了文人之間的應酬往來。另一件所反映的信息又局限於中國西北一隅,並不能與徐謂禮文書同日而語,而且前二者都不是從墓葬中獲得。徐謂禮文書比起前兩種文書更全面和深入,它涉及宋朝中央制度的核心內容,謂之前所未有的發現名副其實。

  3.

  何謂「文書」?古往今來,文書形式上指的是公文、書信、契約等等。內容幾乎囊括政治、經濟、軍事、商業、公關、民情民輿。大可涉及國內國外,小可涉及單位、個人。武義徐謂禮文書即是一件記載他從政三十多年的個人工作履歷檔案。

  毋庸諱言,比起古代文學裡那些文採斐然字字珠璣的詩詞歌賦來,這件南宋官員的工作檔案是枯燥乏味的。然而當我面對它的時候,仿佛那位身著朝服,輾轉數省市任職,一生勤勉工作的宋代出色的「公務員」,正從一行行端莊秀麗的楷體字中朝我走來,沓沓的足跡,依稀可辨。我想握一握他的手,但須臾間卻又不見了他的身影。

  徐謂禮短暫的一生,風風雨雨行色匆匆。

  19歲的他,從南宋首都臨安的「糧料院」到「金銀鋪」,「發運使司」,他管過糧倉,管過交通運輸,管過銀行。27歲返京後不久,朝廷派他去江蘇吳江任職縣丞(相當於現在的副縣長),成為一名從京城下到地方的掛職幹部。自「從九品」幹到「從六品」,由於工作業績出色,朝廷先後提拔他為「權知信州」(信州為現在的江西上饒市,權知信州一職相當於上饒市市長)和「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相當於現在的泉州市市長)。雖然在他的從政生涯裡有過唯一的一次遭到罷黜,但短暫的一個月後,他又被派往新的崗位繼續工作。

  聖旨送達時,這位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散朝大夫」已重痾纏身、身心俱疲,再也無力到江西赴任。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幾,囑咐身邊的人把他帶回浙中安葬老家武義。徐謂禮的仕途和生命在53歲時戛然而止。那是公元1254年,距南宋亡國還有25年,內憂外患的大宋江山風雨飄搖,大廈將傾……

  4.

  如今,這件刻錄了徐謂禮為官履程印記的工作檔案,毫髮未損如同昨天,幸運的有了一個永恆的歸宿,這是他生前絕對沒有想到的。

  在我國古代,對「檔案」各個朝代的稱謂是極不相同的。譬如在商代被稱為「冊」,周代稱為「中」,秦漢時稱作「典籍」,漢魏以後才出現「文書」、「文案」、「案牘」、「案卷」、「簿書」等稱謂。直到清朝後才確立了「檔案」的正式名稱,並一直沿用至今。我聽到過史學界對檔案定義的諸多爭議,但多數學者肯定檔案是指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各種形式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原始記錄」。

  這次我親眼見到的徐謂禮文書,在墓葬中是被他的後人用蠟封之術處理的,被嚴密的包裹成兩張捲軸。紙張厚實且精細,竟然與現代的「牛皮紙」有些相似。史學家們唏噓「宋朝之後再無宋朝」,烈商、禮周、暴秦、強漢、雄隋、盛唐、富宋、蠻元、剛明、奴清,宋朝是中國有朝有代以來最富裕的朝代,這得益於宋朝極度發達的工商業和科學技術。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這三大發明改變和加速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造紙業的發達和先進,讓宋朝的紙幣(交子)亮相世界貨幣舞臺,成為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紙質貨幣,徐謂禮文書紙張之精美,即是對宋朝精湛的造紙工藝的最好佐證。

  5.

  限於學識,我對這件古代文書檔案中出現的許多內容懂得很少。對其中的「告身」、「錄白敕黃」、「錄白印紙」這些措辭就覺得生澀難懂。費力查閱了許多文獻資料和專家著述,才得以逐一理解,為此我也想在文中作一普及。

  構成徐謂禮文書的三大部分中的「告身」、「敕黃」、「印紙」究竟是啥意思呢?簡單說來,告身就是南宋時對官員的委任狀,民間通稱「官告」,是由朝廷有關部門籤署的官員任命的職級,就和現在的幹部任命「紅頭文件」一樣。而對官員的「差遣」即安排工作崗位,則由當時中央政府最高政令機構的「尚書省」籤發調動命令,是用當時很高檔的黃色綾紙書寫的,代表皇帝的制敕名義下達,故被稱為「敕黃」。而「印紙」就是對一位官員的保狀、薦狀、升遷、任滿交割、功過等的記錄,就像現在的業績考核表,作為幹部提拔任用或者罷免官員的依據。因此,徐謂禮文書的發現,對於後人研究南宋中後期政治歷史和諸多領域,提供了第一手史實,其罕見和珍貴不言而喻。

  對於「錄白」一詞,指的是文書檔案的副本。宋代有關部門或官員上交檔案原件後,需留下底稿,但當時又沒有複印設備,只有官府確認的合法書鋪抄錄,再由官方專職機構嚴格審查和核對原件,「錄白」才能正式成為官方文書的有效副本。由此看來,當時徐謂禮的後人一定是想盡辦法把他的個人履歷資料「錄白」完整,並且保存了下來,不得不讓我肅然起敬。

  6.

  世界上許多珍貴文物的發現,是存在偶然因素的。徐謂禮文書的出土,並非考古人員先手,我說句反意的話,這還得「歸功」於那位王姓盜墓人。

  2005年春至2011年的6年間,一場堪比小說精彩的活劇,從武義這個小縣城一直上演到了北京。

  清人徐珂著過《清稗類鈔》,裡面有一個「焦四以盜墓致富」的故事。那個名字叫焦四的很有名氣的南方盜墓賊,竟能靠聽雨、聽風、聽雷,觀草色、觀泥痕來判斷墓葬的位置,被譽為「南派」盜墓高手。到了民國時期,中國盜墓行當裡已分為南、北兩大派系,即南派與北派。焦四喜歡在雷雨天去盜墓,他會派人分別站在四個不同的方位。雷雨一停,他讓手下人報告,打雷時是否聽得地下有隱隱之聲在應和?焦四就在那個方位找到古墓。這種盜墓方法看似荒誕。實則是一項有科學依據含量的技術。民國時期南派盜墓人中最有名的是一個叫土夫子的人,他採用的是「望聞問切」,看風水,聞氣味結合向當地土著居民了解歷史情況,根據土層就能判斷墓葬年代和大小。

  盜墓是一件風險係數很大的活兒。我讀過的《鬼吹燈》一書裡描寫的魚骨廟下面的古墓地宮中,演繹過「人點燈,鬼吹燈」的驚心動魄一幕,而《盜墓筆記》裡描寫的盜墓賊,不僅要處處提防古墓裡的重重機關,還要與黑道上的勢力火拼。

  而徐謂禮墓的發現純屬偶然。

  2005年春分時節,幾場春雨後龍王山上草木一派蔥蘢。王某荷鋤在此小山上挖筍,小憩時,發現自己正坐在一塊石階上。王某從石階聯想到了古墓,利慾薰心的目光仿佛窺探到了古墓裡閃閃發亮的金銀財寶。他悄悄地下山找到了程姓楊姓兩位朋友,秘商盜墓的計劃。

  星疏月暗,附近的村莊農舍裡的燈光多以熄滅。三人用挖、撬工具馬不停蹄地奮力掘進。天尚未明,手電筒照射下,一座規劃整齊,縫隙處用三合土填補的石制古墓赫然暴露在眼前。

  南方潮溼,照常理歷經近800年的歲月,棺木和陪葬品早該化為粉齏,但徐謂禮棺木與墓室的空隙填滿了大量三合土,把空氣隔絕在墓室及棺木之外,使得墓中一切完好如新。無比緊張惶恐的三人盜出了「徐謂禮文書」、鎮紙、硯臺、私印後倉皇下山。

  7.

  說來不可思議,那幾件價值不多的文物很快得以賣出,唯獨價值連城的17卷徐謂禮文書無人問津,為了儘快脫手這件文物,倒販者為其中的一卷拍照並散發尋找買家。一位北京的文物收藏者雖買下了它,但隨後一想,這紙質的文物出自南方墓葬必是贗品無疑,竟退了貨。

  這幾個犯罪分子怕事情敗露,竟然整整蟄伏了6年。

  有一個人見到了那張徐謂禮文書的照片,他是時任縣博物館館長的董三軍。那年春節前夕,這位年輕的館長在杭州見到了考古專家鄭嘉勵先生,鄭嘉勵敏銳地覺察到其中可能與一件珍貴的文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考古學家的眼光是獨到而犀利的。從那些形式和內容都十分枯燥、在常人眼裡毫無欣賞價值的文字裡,看到了從中閃爍出的熠熠光芒。「南宋時期的文書可查資料鳳毛麟角,沒見過真的文書,要偽造時代風格更是難上加難。」鄭嘉勵先生用他淵博的考古文物學識做出了自己的正確判斷。

  恢恢法網把盜、販文物者縛進了囚牢。被那幾雙黑手挖出土的這件國家一級珍貴歷史文物,僥倖未被損毀一角,不知這是否是幸運抑或是天意使然?這件在考古學、歷史學上佔有極其重要地位的宋代幹部文書檔案昭日面世,真的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

  我記住了那座小山,我記住了一個人。我期盼著那座小山上有一天會聳立一塊讓後人憑弔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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