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中學課堂必放的兩部電影之一（另一部是《放牛班的春天》），徹底「泛雞湯化」之前，《死亡詩社》曾在上映伊始時，在中國造成了我們如今難以想像的巨大影響。
有天涯網友在回憶當年某高校的文化生活時描述，《死亡詩社》在當時因為「講述的是一種反常規的教育方式」，「充滿著瘋狂、反叛，這與當時學生的精神氣質非常接近，它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2019年，是《死亡詩社》上映30周年。
30年過去，如今《死亡詩社》似乎隨著時代變遷藏起了自己鋒芒畢露的一面，人們大多只願意記住它讓人淚眼模糊的盛大結尾，而這支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讚歌，因為愈加難以真實地觸碰，而漸漸成為一個遠去的夢。
一
1959年，全世界都不再好好讀書的年代正在醞釀之中，這恰是暴風雨前最為沉悶難捱的年頭，而《死亡詩社》中的男孩們又正好被父母送來最為嚴肅教條的預備學校。
美國哲學家、教育學家約翰·杜威早在19 世紀末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繼續接受教育」的觀點，然而半個世紀過去，標榜「傳統、光榮、紀律、卓越」的威爾頓預備學院仍在進行著目的明確的刻板教育。
開學典禮後校長諾蘭與家長們的熱情寒暄讓人一陣惡寒，以升入名校為綱的教學方針背後，潛藏著制度、家庭與社會的密不透風的共謀。
照本宣科、循規蹈矩、抑制天性，這裡要培養的是一個個進入社會後即插即用的工具。
二
彼得·威爾導演的作品中，永遠存在著天性與制度的激烈碰撞，於是有了基汀老師這樣一個與預備學校的信條徹頭徹尾唱反調的老師形象。
他甫一登場就用戲劇化的方式抓住學生們的注意力，在逝去校友們的照片前如鬼魂般低吟——「及時行樂」。
他的教育方式內藏著導演威爾的神髓——沉悶的舊式教育多鐵板一塊，他傳道授業的欲望就有多強烈。
彼得·威爾更大膽地去掉了原劇本中基汀得絕症的設定，將他對個性教育的追求塑造得更純粹——尋找為何而生，不是因將死的自我，而是因欲重生的自我。
「我們讀詩寫詩，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員。而人類充滿了熱情。醫藥、法律、商業、工程，這些都是高貴的理想，並且是維生的必需條件。但是詩、美、浪漫、愛，這些才是我們生存的原因。」
惠特曼一脈自由奔放的詩歌成為完美的載體，基汀希望學生能從對這些浪漫主義詩歌的感觸中生發出掙脫桎梏、尋找自己聲音的自覺。
三
威爾鏡頭下的基汀成功點燃了火種，但也引起了自上映起就未曾停息的爭議。
他這樣大膽介入學生觀念塑造的教育方式，是否在製造著另一種凌駕與盲從？
尤其是尼爾自殺的悲劇，難道也是個性解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基汀老師對於片中1959年的學生乃至社會來說幾乎是一個架空般的存在。
他雖然源自編劇湯姆·舒爾曼以自己少年時期一位老師為藍本進行的再加工，但卻被附加了太多超越這個時代（或早於這個時代）的想像與寄託，語焉不詳的經歷背景，更加深了角色單純的理想化色彩。
有趣的是，羅賓·威廉士之所以接下了這一角色，也是因為基汀像極了他學生時代夢想能遇見的完美老師。
因此與其說《死亡詩社》是一場過激的教育試驗，不如說它更像一次成年人的反躬自省，在基汀老師不避耳目甚至略顯誇飾的教學中，那些迫切點燃的人文主義光焰，每分每秒都帶著對年輕人們滿溢的傾訴欲，和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覺悟。
四
解放與監視，沉默與規訓，洞穴中的浪蕩詩會與經院般的金科玉律，在種種強烈的對抗之下，《死亡詩社》已經不能簡單地被視作一部少年成長的悲劇，而是具有了更多解讀的可能性。
然而影片激情擁抱的古典人文主義與浪漫主義，無論在故事發生的1959年，還是在影片上映的1989年，乃至30年後的2019年，都從未成為世界的主流，風笛奏響的湖邊校園，詠唱個性、天真與美德的語文課堂，從來就是一個現實之中無處容身的烏託邦。
及時發布熱點影事
有態度的原創影評
貼心的觀影指南
與微信用戶實時有獎互動
2019年第8期《環球銀幕》
快速購買長按或掃描下方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