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徐志摩全集》增補百餘篇佚文,揭秘「快雪同志會」

近日，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重新修訂出版了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全集增補了學界新近發現的百餘篇佚文、佚詩、佚簡，如徐志摩關於社會主義學說的論文、與英國學者奧格登的通信等，對理解徐志摩的人格成長軌跡、生平交遊、學術交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撰文 | 楊司奇

說起徐志摩，人們往往會想起有關他的諸多情事，然而關於徐志摩在二十世紀初期中西文化碰撞中所扮演的特殊歷史角色，大多數人卻不甚了解。徐志摩的詩歌和散文固然在白話文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也佔據重要的一席位置，但他的政論文和諸多雜感、書信所連綴的歷史細節和時代背景卻被人們不經意間所忽略。尤其因為他的早逝，許多資料散佚，人們對徐志摩的認識也多少變得片面而模糊。

近日，商務印書館重新修訂出版了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引起不少關注。不過，如今市面上關於徐志摩的全集和散見的單行本已有很多，商務印書館的這套全集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據悉，商務印書館版《徐志摩全集》由研究徐志摩多年的現代文學學者韓石山編訂，是目前收錄文章最多的一套全集，書系中增補了學界近十幾年間所發掘的百餘篇佚文、佚詩、佚信等，由原來通行的八卷本增排成了十卷本。

在這些佚文中，既有徐志摩關於社會主義學說的論文、與英國學者奧格登的通信原文，又有一系列泰戈爾來華演講的譯文、徐志摩為陸小曼譯文所寫的附註、結婚日記等，既有助於全面理解徐志摩的寫作歷史、人格成長軌跡，同時也對研究徐志摩的生平交遊、中外學術交往、詮釋時代與歷史細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徐志摩全集》

徐志摩著，韓石山編

涵芬樓文化丨商務印書館2019年11月版

撰文 | 楊司奇

01

《徐志摩全集》的曲折出版

其實，商務印書館編選這套《徐志摩全集》，也有一段漫長而曲折的歷史淵源。自徐志摩1931年罹難後，其親友和學界便開始了對徐志摩生前作品的搜集、整理工作。曾任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趙家璧回憶，早在1936年5月他來北京組稿時，就有意編輯出版《志摩全集》，並得到鄭振鐸的支持。回到上海後，又得到茅盾的贊同。當年秋天，趙家璧便與陸小曼一起著手進行，很快編起九卷本的《志摩全集》，若一切順利，1936年下半年便可出書。

不過當年10月，胡適來到上海後，原定的出版計劃改變。得知陸小曼已將《志摩全集》編好，胡適向陸小曼提議，將《志摩全集》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且可預支一筆版稅。陸小曼同意後，趙家璧將全部書稿送給陸小曼，由她轉交商務印書館。當時的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雲五欣然應許，並與陸小曼談妥了稿酬、籤訂了合同。遺憾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志摩全集》的出版工作因時局動蕩而擱置，中間經歷種種變故，好在書稿清樣保存了下來。直到1983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才據此出版了《徐志摩全集》五冊。又過了將近十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徐志摩全集·補遺》四冊。

除此之外，亦有不同版本的徐志摩「全集」散見於世。20世紀60年代末，徐志摩的表弟蔣復璁和好友梁實秋在徐志摩前妻張幼儀的倡議下，主編了《徐志摩全集》六卷，於1969年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20世紀80年代之後，又有四種「全集」出版：一種是上海書店出版社版，將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徐志摩全集》五冊與《徐志摩全集·補遺》四冊合為九卷本《徐志摩全集》；一種是廣西民族出版社版，為趙遐秋等人編的五卷本《徐志摩全集》；一種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為顧永棣編訂的六卷本《徐志摩全集》；再就是由韓石山編訂，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徐志摩全集》，就當時來說，收入的文章最多。

《編輯憶舊》，趙家璧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商務印書館與徐志摩更早的因緣，涉及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地點——「新月書店」。1923年，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陳源等人創建了文學團體「新月社」；1927年，新月書店由多位作家學者集資在上海創立。這家著名的新月書店，當時被梁實秋回憶為「黑黝黝的一間屋子」，以不主動搭理顧客而聞名。1931年徐志摩意外死亡後，新月書店便由商務印書館接管。

轉眼八十餘年過去。近十幾年間，不斷有徐志摩的佚文被發現，學界對徐志摩作品的研究有了不少新進展，其中值得稱道的是由陳建軍、徐志東編訂，20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遠山——徐志摩佚作集》。在此背景下，修訂與補充既有的「徐志摩全集」也被提上日程。韓石山自1997年起開始著手梳理工作，在此前天津人民出版社八卷本《徐志摩全集》的基礎上，多方採集佚文，耗時二十餘年，編纂成了這套十卷本全集。

《遠山——徐志摩佚作集》

徐志摩著，陳建軍、徐志東編

涵芬樓文化丨商務印書館2018年3月版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出版，商務印書館對以往版本的明顯缺漏與錯訛進行了訂正，對遺留問題也做了進一步查證與校改。比如在編校過程中，商務印書館特別約請了四川大學的龔明德老師對徐志摩書信二卷的內容進行了專門校訂。早在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八卷本《徐志摩全集》出版前，復旦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談崢先生就對全集中的西文詞句做了注釋，此次出版十卷本，商務印書館又根據談崢先生整理的《全集英文錯誤》，將他所指出的問題進行了一一更正。

新版全集不分單行本，延續八卷本「全集」的體例，採用分類編年，全部內容按體裁分作散文、詩歌、小說、戲劇、日記、書信、翻譯七類。為了彌補難以顯現徐志摩全部著作系年與無單行本目錄的缺憾，書末專門附上了《著譯系年》與《單本著作目錄》。

02

徐志摩佚文的特殊價值

關於新版全集中收錄的佚文，韓石山特別指出了其中五篇的價值：一首佚詩《遠山》，一篇古文《漁樵問答》，兩篇雜感《快雪同志會記》《新年漫想》，還有徐志摩寫給奧格登的六封信。

韓石山認為，《遠山》一詩的韻律和意境之美，「直可與他的名作《沙揚娜拉》相匹配，只是意境上，更為繁複了一些。不說意境了，只說句式。且看第二節，『江心裡激起一柱的驚濤，在風光中翻成晶縈的珠雨』；《沙揚娜拉》的首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對此，韓石山感慨：「詩，從句式上說，就是一種意象的跳躍與連綴。可嘆的是，當下的詩人，只記住了跳躍，而不懂什麼叫連綴，於是只能讓自己在發癔症，而讓讀者不知所云。」

對於徐志摩的文章，我們會想起他的《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想起他所寫的康橋往事，大都是一些新潮的白話文，但很少人知道徐志摩的古文也寫得很好。韓石山解釋，徐志摩中學畢業上了北京大學預科，回鄉結婚後便再也不去北方，就近去了上海，上了滬江大學（最初叫滬江學院）。在滬江大學，也許是長大了，也許是環境的促成，徐志摩寫了好多篇半文不白的散文，均發表在校刊《天籟》上。這個刊物，起初不為人知。近年來，上海理工大學（滬江大學的校址後來歸入上海理工大學）的研究者從本校存留的資料中，發現了徐志摩的眾多作品。《漁樵問答》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可以看出徐志摩古文功底的深厚。

商務印書館《徐志摩全集》單冊封面

徐志摩寫過很多雜感文章，有生活小事，也有時政雜談。《快雪同志會記》就是一篇生活雜感。韓石山說，「這篇文章作為作品，在徐志摩的作品中不能算重要的。但是，作為徐志摩社會活動的一個印記，卻不能說不重要。1922年底，徐志摩回到國內，很快便進入北京的文化人圈子。他的父親對他期望甚巨，出大資為他在北京揚名顯身做鋪墊。先是聯絡銀行家黃先生在松樹胡同為他辦了個『新月社俱樂部』，廣結社會名流，造成社會影響。而徐志摩也不是個省油的燈，自己還不時組織一些小的社會團體，這個快雪同志會，就是一個帶有遊藝性質的小團體。於此可以看出那個年代文化人的身價與志趣。」

而《新年漫想》在徐志摩的時政雜感中，算是重要的一篇。徐志摩在這篇文章中顯露了一些彷徨時代的灰敗意緒，雖然是談論喜樂的新年，但他卻寫道，「等到成了人，生活的負擔安上了肩背，『年』的面目就會不期然從喜笑轉成憂鬱，從嫩色暗成深色。這一深可就不易再往回淡的了。……這是一種病徵，並且我怕，不是不嚴重的病徵。生活已經皺縮到枯窘的邊緣，想像脫盡了翱翔的健翮。……誰願意無端咒詛自身？誰不願意『悲觀者的結論是沒有充分根據的』？但不幸這時代不但有病而且不淺的徵候已經明顯到不容否認。不說別的，在你我自身的脈搏上，就可以按出這可驚的消息。……小草花，小孩童，我們自身的捲曲，我們自身的臃腫，在這霜濃星澹的冬夜，我不由的感著不易形容的跼蹐，『墮落』。」但是在彷徨中，徐志摩依然對「新年」之「新」抱有一絲盼望。

關於這篇《新年漫想》，韓石山提到，同樣重要的還有一篇叫《年終便話》。「後者刊於前一年的年末，前者刊於這一年的年首。前一年是1927年，這一年是1928年。這個時間段，正是徐志摩與陸小曼新婚後回到家鄉，又移居上海，可說是其時上海最時尚的文學新人，各大報刊請他作這樣的文字，乃在情理之中。可貴的是，志摩沒有寫空泛的祝福詞句，而說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最想說的話，那就是在祝禱民眾生活幸福的同時，沒有忘記叮囑他們，道不在遠，要讓我們的力量回復到本真上來。」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了一些佚失多年的徐志摩書信，比如劉洪濤在加拿大麥馬士德大學圖書館發現的徐志摩致英國學者奧格登的六封英文書信。過去，因為材料有限，人們並不是很了解徐志摩和奧格登的密切關係。經由劉洪濤對這些書信所涉人事背景的考證，徐志摩與奧格登的關係才浮出水面。這六封信由韓石山修訂審校，收入了十卷本《徐志摩全集》中。

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英國語言學家、哲學家、作家。劍橋重要學術、思想組織「邪學社」（Heretics Society）的創始人之一。「邪學社」成立於1909年，主要起因於奧格登等人對校方強制學生參加宗教活動的反感，想要追求一個能夠自由討論宗教問題的空間，其重要活動是邀請文化界名人舉辦演講，蕭伯納、T.S.艾略特、E.M.福斯特、維吉尼亞·伍爾夫、凱恩斯、喬治·穆爾、羅素、維根斯坦等都參加過。

在徐志摩寫給奧格登的書信裡，時時可以看到徐志摩情感的強烈吐露。他直言自己是個「懶傢伙」，嫉妒奧格登的能量，真誠地崇拜他，與他交流對很多事物的看法，甚至毫無保留地透露自己在祖母病逝和失戀的雙重打擊下對自己的厭棄。此外，信中提及的二十世紀的許多著名人物也為學者們研究、深入考證歷史細節提供了豐富的註腳。

韓石山格外提及這段關係的重要性：「這幾封信，要一併看，還要放在一個大背景上看。那就是，徐志摩到了英國進入劍橋大學之後，一心嚮往的英國文化人的社會生活，在他的面前展現出一道燦爛的風光，讓他景仰，也讓他沉醉，甚至入迷。此中的關鍵人物，便是這位奧格登先生。奧格登先生在西方的文化史上，也許不算是個重要的人物，但他組織社團、辦刊物、出叢書的路數，無疑給了徐志摩不小的啟發。他回國後的所作所為，若要找一個理想化的標杆，那就是這位奧格登先生。可嘆的是，研究徐志摩的學者，尚未注意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