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與《琴聲如訴》| 黃葒

2020-09-07 文匯報

本文節選自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寫作的暗房:杜拉斯傳》(黃葒著,「筆會」獲授權首發)。這本傳記著力想還原的,是印度支那湄公河畔的瑪格麗特如何「生成」紙上的「杜拉斯」的過程,展現的不僅僅是杜拉斯自身的傳奇——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糾葛,更是一個樸素的、關於寫作的故事,看女作家如何用文字構築起自身的神話,一點點壘起抵擋時間侵蝕的堤壩。圖為《琴聲如訴》法語版封面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文壇出現以阿蘭·羅伯-格裡耶、娜塔莉·薩洛特、米歇爾·布託、克洛德·西蒙等為代表的「新小說派」,公開宣稱與巴爾扎克為代表的19世紀的現實主義傳統決裂,從情節、人物、主題、時間順序等方面入手,致力於探索新的表現手法和語言,以挖掘事物的真實面貌。在《懷疑的時代》中,娜塔莉·薩洛特指出:「時代的懷疑精神是小說家不得不盡他『最高的責任:不斷發現新的領域』,並防止他犯下『最嚴重的錯誤』:重複前人已發現的東西。」他們不結社,也沒有共同的文學宣言和綱領,只是這一批思想和傾向相近的作家大多都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他們的作品。

午夜出版社於1941年創立,這家出版社思想解放,很快就成了一群年輕作家嘗試小說革新的實驗場所。尤其是1955年阿蘭·羅伯-格裡耶擔任午夜出版社的文學顧問後,這家出版社自然而然成了他為新小說派搖旗吶喊的主陣地。

就整體而言,新小說派在思想上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柏格森的直覺主義、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影響,在文藝上繼承了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主義的觀點及創作方法。在被貼上「新小說派」標籤的作家筆下,小說的情節不再完整清晰,時間順序被打亂,內容缺乏確切性,現實與夢境隨意切換交織,對所反映的客觀事物往往也不作任何處理與編排,只是如實記錄,忽略對人物的刻畫,但對物的描寫卻極盡所能,往往採用「中性」詞彙以免沾染上主觀色彩。就像阿蘭·羅伯-格裡耶在《為了一種新小說》中說的那樣:既然「世界既不是有意義的,也談不上荒誕,它存在著,僅此而已……因此小說家的任務就是寫出眼前所見的事物」。

傳統小說是對現實的濃縮,常採用全知視角,有頭有尾,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新小說」則是對現實的截取,常採用中立的、局外旁觀的多重視角,用冷靜、準確、像攝影機一樣忠實的語言對人生的「一瞬間」進行記錄。淡化情節、淡化人物,注重對事物的客觀描繪,用一個更實體、更直觀的世界,去消解人為賦予世界的意義。雖然情節簡單,往往會挪用通俗小說或偵探小說中的元素,但因為敘事打破了時空束縛,大量運用場景、細節、斷片,難以再拼湊出完整的、有連貫線索的故事,只能靠讀者自己在迷宮般的(互)文本和(潛)對話中發揮想像,對「不確定的世界圖景」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儘管新小說的人物往往缺乏個性,內容也多為生活瑣事,但小說家常使用詞語的重複、不連貫的句子、跳躍的敘述和文字遊戲,把語言試驗推到了極致,從而使作品變得晦澀不明。

《琴聲如訴》電影海報

在某種程度上說,《琴聲如訴》是瑪格麗特·杜拉斯為新小說和午夜出版社量身打造的,不僅午夜出版社社長熱羅姆·蘭東(Jér?me Lindon)多次熱情邀請杜拉斯加盟午夜,阿蘭·羅伯-格裡耶更是花了兩年時間遊說,尤其是當後者讀到《琴聲如訴》的開頭,杜拉斯以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在莫裡斯·納多(Maurice Nadeau)的《新文學》(Les Lettres Nouvelles)雜誌上。羅伯-格裡耶被這女作家短短幾頁所營造出來的濃鬱的悲劇氛圍震撼到了,「敘事的力度中蘊藏著一種顛覆的力量」,他鼓勵她從另一個「不那麼傳統」的方向繼續寫下去,並且很明確地建議她刪掉幾段報刊上那類幼稚煽情、你儂我儂的文字,杜拉斯聽從了他的建議,花了三個月時間就寫完了羅伯-格裡耶跟她「私人訂製」的小說。

創作《琴聲如訴》對杜拉斯而言,是一次「深層次的斷裂」,「漸漸地,她的內心與世隔絕,被一種更廣袤的孤獨所佔據。此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一出拉辛的悲劇,像是在幽暗的迷宮裡又跨出了一步,飽含著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命運的力量。她未來的作品的語言將一次又一次重複,成為想像出來的跳板,觸及事物的終極奧秘,同時甩掉風景、肖像與描寫,直接奔向核心與要害。」杜拉斯不像以前那樣寫作了,她的語言變得越來越簡潔凝練,字數越來越少,沉默越來越多,一切都在明與暗、進與退、遺忘與重複、孤獨與等待、欲望與背叛、愛情與死亡之間糾纏。人們把她歸入新小說派,歸入「目光派」,因為她的視覺寫作將讀者置於窺視者的位置,有點像羅伯-格裡耶的《橡皮》和《嫉妒》。

《琴聲如訴》的扉頁寫著「致G. J.」,他是瑪格麗特·杜拉斯當時瘋狂愛著的情人熱拉爾·雅爾洛(Gérard Jarlot),「一個英俊、陰鬱、迷人、古怪、學識淵博的男人,職業是記者,也是個作家」。一個「說謊的男人」,一個情場老手。「二十歲就出版首部小說《白色武器》的天才作家,但他已經結婚,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是維昂和阿拉貢的朋友,喜歡爵士樂和藝術;他的生活是一輛瘋狂的賽車,帶著他的情人呼嘯而過。」1955年聖誕節,母親去世前夕,瑪格麗特在一場節日舞會上結識了熱拉爾·雅爾洛。她四十一,他三十三,兩人相差八歲。他們在一起說了很多話,舞會結束他提出送她回去,她拒絕了。他不死心,從朋友那裡打聽到她的地址,給她寫了一封信,上面寫著:我在某某咖啡館等你。他等了八天,每天都來,在咖啡館呆上五六個小時。杜拉斯每天都出門,但故意不去約定的咖啡館一帶,「我非常渴望新的愛情。第八天,我走進了咖啡館,就像走上絞架一樣。」他在等她,對她說他會永遠等下去。她信了,他們在咖啡館談情說愛,把酒言歡,喝到爛醉如泥。他們一起做愛,喝酒,瘋狂的愛情:暴力、酒精、情慾。瑪格麗特受到了雙重誘惑:迷戀他健碩的肉體,也無法擺脫對酒精的依賴。

《琴聲如訴》脫胎於他們的故事。故事是從一節鋼琴課開始的,孩子每周五到鋼琴老師家學琴,年輕的媽媽始終陪著,孩子聰明且有音樂天賦,但在專制的母親和刻板的老師面前總表現得異常沉默、異常頑固和叛逆。

那一天,樓下街上突然傳來一聲女人的呼叫,不遠處的咖啡館裡發生了命案:一個女人死了,兇手是她的情人,男人顯然還愛著死去的女人,而女人也顯然是甘心赴死。第二天,媽媽又帶孩子去濱海大道散步,走過第一道防波堤,來到第二拖船停泊港,又來到鋼琴老師那棟大樓前面。孩子問不學琴,為什麼還來這裡?媽媽說,為什麼不?就當散步。母子倆走進那家咖啡館,走到櫃檯前,只有一個男人在那裡看報。她要了一杯酒,又要了一杯酒,抓著酒杯的那隻手抖個不停。那個男人放下報紙,開始和她搭訕,「她並不覺得有什麼可奇怪的,不禁又意亂心慌。」他們聊起前一天發生的那樁命案,為什麼兩個相愛的人,會用這麼慘烈的手段去解決「愛情的難題」?為什麼一百多年過去,「包法利夫人」依然還要選擇「一死了之」?

她,安娜·戴巴萊斯特,進出口公司和海岸冶煉廠經理的太太;而他,肖萬,冶煉廠的職工,他曾在經理在家中舉辦的一年一度的招待會上見過她,「穿了一件袒胸露背的黑色連衫長裙」,在她一半袒露在外的胸前,戴著一朵白木蘭花。這已經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兩人不知不覺宿命般地走上了命案中那對男女曾經走過的路。木蘭花樹在這個時節,「花開得太盛,在夜裡讓人做夢,第二天還要使人病倒。」不能承受的花香,不能承受的欲望,又一個「愛情的難題」。

或許只是不想重複一成不變的生活,一個個寂寞空虛的日子,接下來的七天,他們每天在咖啡館見面,有時候聊天,有時候沉默,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是不能不來。」「我來,和您的理由一樣。」暗夜裡,隔著圍牆、隔著鐵柵欄的愛在滋生,宴會上的女人心緒不寧,男人孤獨的身影在鐵柵欄和海灘上走了幾個來回。同樣絕望的愛情。

最後,安娜·戴巴萊斯特太太一個人去了咖啡館,她說:「這個星期以後,我就不來了。」「這樣,肯定比較好,」他回答。她說,我堅持不下了。男人說,我也累死了。工廠的下班時間快要到了,咱們再也沒有多少時間了,他說。她說,我害怕,但她終於吻了他,他們的嘴唇疊在一起,「冰冷顫慄的手按照葬禮儀式緊緊捂在一起一樣。」他說,我真希望您死掉,她回答,已經死了。心已死,就這樣,她親手埋葬了剛剛萌芽的愛情,感情走到了危險的邊緣又無奈地繞了回來,回到循規蹈矩的生活,回到她母親和妻子的角色。

王道乾在《琴聲如訴》的譯後記中這樣闡釋女作家的文學主題:「瑪格麗特·杜拉斯小說中展現的世界,簡括說來,就是西方現代人的生活苦悶、內心空虛,人與人難以溝通,處在茫然的等待之中,找不到一個生活目標,愛情似乎可以喚起生活下去的欲望,但是愛情也無法讓人得到滿足,潛伏著的精神危機一觸即發,死亡的陰影時隱時現。」其實,杜拉斯小說中的人物一直都在可怕的現實和無望的等待中掙扎,像《道丹太太》中的門房太太和清道夫加斯東、《工地》上沒有姓名的一男一女,《廣場》上的旅行推銷員和年輕女傭,《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後》……

杜拉斯把一些渴望對話、默默等待的人物寫進小說、搬上舞臺(《廣場》於1956年被改編成戲劇在香榭麗舍劇院演出,《成天上樹的日子》1965年在奧岱翁劇院上演),關心這些「現實的湧動,記憶的湧動」。去傾聽這些「被生活拋棄的人」的憂慮和不幸,傾聽他們內心無盡的孤獨,傾聽「所有被壓迫的人所共有的沉默」,傾聽被消磨的生活,傾聽常常不被別人和社會關注的普通人的聲音。

《琴聲如訴》電影海報

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執導電影《琴聲如訴》,於1960年上映,根據杜拉斯的同名小說改編,讓-保羅·貝爾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嘴唇像兩瓣橘子」讓娜·莫羅(Jeanne Moreau)主演,後者憑藉該片獲得坎城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我個人很喜歡一張或許是唯一沒有用電影劇照的藍綠色的海報,畫面簡潔而直白,一場「飛蛾撲火的愛情」。


作者:黃 葒
編輯:謝 娟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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