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100周年誕辰。
■ 「杜拉斯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啟動儀式暨文學交流沙龍」在京舉行
從左至右分別為主持人、趙玫、徐則臣、林苑之。
昨日是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100周年誕辰。昨日下午，「杜拉斯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啟動儀式暨文學交流沙龍」在京舉行。本次沙龍由法國駐華大使館、法國文化中心、作家出版社與北京儒意欣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聯合舉辦，是今年中法建交5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
杜拉斯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藝術家，對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女性文學影響巨大。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專員易傑(Nicolas Idier)昨日發言稱，杜拉斯佐證了中法文化交流的經歷。在翻譯家與出版社的貢獻下，杜拉斯被一代代的中國讀者接受並重讀，「我們現在紀念杜拉斯這樣的作家，證明了中法兩國深厚的文化交流。」
兩個瑪格麗特之一
「20世紀的法國文學有兩種傾向，可以以兩個瑪格麗特為代表，一是瑪格麗特·尤斯納爾，一是瑪格麗特·杜拉斯：一個古典經典，一個前衛時尚；一個博學理性，一個敏感感性；一個宏觀宇宙，一個內心身體；一個遁世，一個介入；一個具有文學的總結性，另一個則強調文本的創造性。」昨日沙龍上，法語翻譯家餘中先說。
瑪格麗特·杜拉斯生於1914年4月4日，親身經歷了風起雲湧的20世紀。對於20世紀的法國社會尤其是二戰後的法國社會，杜拉斯介入頗深：總統密特朗是她非常親密的朋友，作為文化界人士，她始終面對現實政治發言，寫過不少政論文章。但在文學創作中，她始終獨立，有自己的文學立場。「杜拉斯寫歷史的時候，總是切一個小塊進入。比如說她寫二戰，她絕對不會直接揭露二戰德國跟法國的關係，她會以她丈夫為題材，講一個從集中營出來的故事，集中於人的身體的痛苦；講亞洲，就講母親的小故事，乃至像《情人》就是她自己私密的小故事。這是杜拉斯非常可貴的一點，她經歷了那麼多歷史，她不去做所謂的宏大敘事，而是永遠紮根於自己的身體寫作，她面對自己最真實最深處的感性，並以此作為出發點。」北京大學教授、法語系主任董強表示。
因為對自身的文學風格、感覺系統的忠實，杜拉斯的小說未必是最好讀的類型，相對而言，讀者接觸最多的《情人》反而是其中比較清晰易讀的特例。「她的作品很多讀者可能讀不懂、讀不出味道，大家就會想，是不是翻譯翻得不好，或者杜拉斯水平就這樣了，但事實上，這是她用她全部的作品建立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的語庫、敘事，她的人物、意識在這個體系中循環，只看一本兩本可能無法接觸到真正的杜拉斯。」杜拉斯譯者胡小躍介紹。
相比許多依靠情節完整、結構嚴密來推動的小說，杜拉斯的作品更充滿了情緒、感覺、腔調，乃至個人姿態。作家徐則臣認為，用詞、句子、形象、故事來建構小說，類似於用磚塊鋼筋混凝土來造房子，有章可循，心裡有數。但如同杜拉斯那樣，依靠感覺情緒等很難把握的要素來建構小說，面臨的難度非常大。「我作為一個青年寫作者，很早就學會怎麼把故事編得好看，怎麼在故事裡講出道理，但像杜拉斯那樣，能夠把自己對人對事、對人生對生活的感性的東西，通過一種非常獨特、非常個人化的表達，徹底盡力地挖掘出來，這一點連許多成名作家都是無法做到的。通俗地說，杜拉斯表達的東西其實就是兩個字：藝術。」
獨特的表達方式
如果把宏大敘事與個體敘事分別作為男性與女性寫作的標準，那麼杜拉斯往往會被視為女性寫作的典範。作家徐則臣在現場表示：有的女作家是女作家，有的女作家是男作家，有的女作家既是男作家，又是女作家，而對於杜拉斯，他評價為「她的確是一個作為女作家的女作家」。
因為百年誕辰，杜拉斯不少簡短的名言又開始流傳，徐則臣以此舉隅：「那些金光閃閃的話裡沒有幾句是有嚴格邏輯、因果關係的。特別像一個小女孩在任性發脾氣，說一點類似撒嬌的話。但的確說得非常之好。男作家說話前會想我想表達什麼，這個東西是否有意義，能否經得起推敲，但杜拉斯不，這就是她的表達方式，她言行合一。」
女性作家的觀感又與男性作家不同，作家趙玫藏有杜拉斯的全部著作，在她看來，杜拉斯典型的短句，可能是她身兼新浪潮電影編劇與新小說派作家兩種身份的緣故，「她小說中的短句類似於電影劇本，但她把這種描述變得具有文學性，充滿意象。」
青年作家文珍則並不認同「小女孩」的比喻，在她看來，杜拉斯有許多簡短而準確的表述，「她看上去任性的敘述，其實是襯託人物對愛的無望很好的註腳。比起『小女孩』，杜拉斯筆下的人物，更像是一種為愛迷茫、為愛書寫以及為愛回歸的形象。」
「杜拉斯的小說裡面充滿了不客觀或對政治的淺薄見解，但是她非常真誠地寫作，沒有要爭取什麼樣的地位或者要追求怎樣的邏輯思想性的自覺，她只是有這樣表達的才華，然後書寫了下來。」 文珍說。
杜拉斯在中國
杜拉斯在中國的影響長盛不衰。1984年《情人》獲龔古爾文學獎後，她的作品被大規模引進，影響了1980年代文學尤其是先鋒文學。王小波曾譽之為「現代小說的最高成就者」。1992年《情人》改編為電影，小說更成為文藝青年的必讀之作。在上世紀90年代後尤其世紀之交的「身體寫作」中，杜拉斯更被國內女作家頻頻標舉為偶像。
杜拉斯首度見於中國讀者，是1980年《外國文藝》發表了翻譯家王道乾所譯的《琴聲如訴》，趙玫表示，自己先讀《琴聲如訴》後讀《情人》是非常重要的，《琴聲如訴》讓她感受杜拉斯的先鋒性，對寫作有很大的影響。
董強介紹，在上世紀80年代，杜拉斯獨特的創作觀、文風被介紹到中國，給他們帶來了全新的創作可能性。「這是一種全新的寫作概念，杜拉斯的寫作成為一種真正的創作行為，簡潔凝練，看似無心，但具有非常強的意象性。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文風，至今影響著許多的年輕作家。」
但對無意先鋒實驗的其他讀者來說，感覺或許不同。餘中先回憶，1984年《情人》剛在法國出版時，他的導師、翻譯家陳佔元就有一本，「他說我們原來對杜拉斯的想法，可能從這本書開始要改變。」
餘中先讀過之後表示贊同，「之前的寫作方式很前衛、很先鋒，包括她的電影作品，如果《廣島之戀》還能懂一點，後來《印度之歌》、《卡車》之類，簡直是讓人看不下去的極端的文體實驗。但到《情人》之後，馬上給人風格一新的感覺，像我這樣原來喜歡讀薩岡的人，都去讀杜拉斯了，她引領了當時的風潮，發行量也相當大。」
身為《人民文學》編輯，徐則臣認為，杜拉斯這樣的小說或作家在中國，絕不可能獲得她在法國這樣的文學地位：「我們有自己的一套文學標準，這樣的小說發一篇可以，全都這樣，我肯定發不了，因為讀者不會買帳，批評家不會買帳。她用這種方式寫了這麼多年，而且一直寫下去，簡直如入無人之境的寫作，如果她考慮市場或者是考慮其他的東西，她不會這樣寫。這是她最不簡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