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激蕩於理想與現實之間》：解讀當代美國政治與社會

塞繆爾·亨廷頓是20世紀美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最知名和最受推崇的政治學者。他的著述一出，往往是洛陽紙貴，風行全球，不僅改變學術研究的焦點和思路，也影響各國的政策討論與選擇。在他豐富的著作譜系中，本書通常不屬於最受關注之列，但在當前的世界政治氣氛下卻非常具有閱讀價值和思考啟迪意義。

一

本書以往沒有走到聚光燈下，當然不是由於它的質量，而是歸因於它的題材。此書不像《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樣，直擊世界政治潮流的變化，以全球視野討論普遍性問題，因而迅速激發熱議。它分析的對象主要是美國政治，而且在行文當中又不像亨廷頓教授早期的《士兵與國家》或晚期的《我們是誰》一樣，直抒胸臆，放言無忌。在本書中，讀者看到的是中年亨廷頓——成熟而通達，充分了解政策與社會現實，但仍不失理想與樂觀，在不和諧的嘈雜當中尋找穩重的節奏，為常識與共識開拓發聲的渠道。這樣的亨廷頓，浮躁的閱讀心態恐怕欣賞不來。

而對於想深入了解美國、特別是想真正理解當代美國政治與社會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則是絕對不應錯過的。它所書寫的20世紀60年代正是現代美國與後現代美國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的美國是WASP文化居核心地位的清教倫理之國，在此之後則是多元文化主義佔據主流；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和政治家總體而言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和信任，在此之後則受到嚴厲批評和嚴格監督，從總統到國會各種政治機構的信譽一落千丈；在此之前，美國外交相對超脫於國內政治的紛擾，對外戰爭一度在愛國旗幟下得到不假思索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後外交領域再無特殊待遇，反戰反幹預的聲音此起彼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經歷了1965—1975年反戰（反對越南戰爭）和反文化（挑戰WASP文化傳統）兩大運動的洗禮，美國才一變而成我們現在習見習聞的樣子。美國進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分野也是從那個時代延續至今，當前大部分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爭議課題追根溯源也是產生於那個年代。

亨廷頓此書恰是對這個動蕩年代的總結和剖析。依據亨廷頓的部分觀點，特別是他後期關於世界政治的某些主張，有些學者喜歡把他定義為保守派政治學家。其實亨廷頓終其一生都是民主黨人，在美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堡壘——哈佛大學任教，在70年代末期與布熱津斯基一起加入卡特政府的外交團隊工作。他這種中間偏左的政治底色在本書中得到充分展現。他不僅客觀、忠實地記錄60年代的變革訴求和政治爭論，而且總體上對發起變革的年青一代持肯定態度。儘管他本人因為對美國政府開展越南戰爭建言獻策——如支持在南越強制推行「戰略村」——而受到反戰學生的「衝擊」，但他仍樂觀地評價時代變遷，稱60年代「是抗議的時代，也是重申道德的時代，人們激情勃發，無論是好是壞，都在努力去實現美利堅信條的原則與價值」。

二

作為構建分析理論的大師，亨廷頓自然不會滿足於對60年代進行就事論事地評估，而是把它置於美國政治歷史的視角下，探尋長期的規律性解釋。在他看來，60年代的爭論與動蕩是美國經歷的又一次「信條激情時期」。在此之前，美國政治已經出現過三次類似的激情時期，分別為1770—1780年代的美國革命建國時期、1820—1830年代的傑克遜民主時期、1890—1910年代的進步運動時期。在這些時期可以看到普遍社會動員和大眾熱情參與，看到激烈的爭論與衝突，看到政治制度被震撼和重組。在習慣漸變改進的美國，這些特殊時期尤其引人注目，不容忽視。

亨廷頓認為，造成信條激情時期的是美國政治理想與美國政治現實之間的鴻溝。而鴻溝的凸顯並不是由於美國人過於務實，而是因為美國人過於理想。普遍公認的是，與歐洲相比，美國的政治哲學並不成熟，政治理論的思辨深度和體系化程度經常受到批評。但也正因為如此，對政治理想的闡釋權並不掌握在學院派知識分子手中，而是通過社會的共識和認同成為大眾信念的核心，進而保持空前的信念強度。亨廷頓對美國政治這種理想追求高度推崇，聲稱「失去自由民主理想，失去為實現自由民主理想而付出的努力，美國就會變成沒有存在意義、沒有集體認同、沒有政治文化甚至沒有自己歷史的國家」。甚至認為美國人如果放棄政治理想就是放棄民族認同的核心，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美國人。

但是美國式的大眾化解讀方式，使對自由、民主、平等、個人主義等核心價值的追求從根本上帶有反政府、反權威的特色。民眾對既成體制的懷疑根深蒂固，自由的政治理想與半自由的政治體制之間始終存在緊張關係，美國的政治氛圍也就註定不和諧。根據亨廷頓的分析，面對這種緊張關係美國人形成了四種應對模式：道德主義、犬儒主義、冷漠自滿、自欺欺人。在四種回應中，只有道德主義選擇正視理想與體制現實之間的鴻溝，並努力消除裂痕；其餘三種則分別採取否認、忽視、忍受的態度。很明顯，亨廷頓更支持道德主義的應對方式，這也是他對60年代的政治風潮給予正面評價的理論依據。

在亨廷頓看來，30年代新政的意義都不能與60年代相比。前者的特徵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致力於應對經濟問題，而不是滿懷激情地重申道德價值。後者才是真正的信條激情期。他描述了60年代的抗議政治、揭露政治和權威侵蝕現象，但認為紛繁擾攘之後留下了「更為平等的社會、更為開放的政治」。他承認公眾變得世故、政府日益缺乏權威，但對美國隨後的政治發展還是抱有充分的期待。

三

一個好的理論假設肯定是既對其關注問題有解釋力，又對相關領域及未來變化有分析預測能力。亨廷頓教授在本書中提出的信條激情周期理論就達到了這個標準。在本書出版後的35年裡，美國政治理想與體制現實之間的緊張關係始終存在，美國民眾的應對方式也不出亨廷頓所料，經歷了裡根—（老）布希年代的犬儒、柯林頓年代的自滿、小布希年代的自欺欺人，而始終不能緩解認知失調引起的挫敗感。歐巴馬上臺似乎帶來了開啟道德主義追求的希望，但受到金融危機的拖累和政策視角的局限，他在施政過程中甚至無法複製新政式的革新。

今日重譯重讀本書，更是實際驗證信條激情周期理論的大好時機。川普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意外獲勝，不僅顛覆了之前絕大多數民調結論和媒體的普遍預測，而且使美國各界的體制精英瞠目結舌。那麼，短期政治分析忽略的信號，35年前提出的長期歷史模型有可能捕捉到嗎？在本書終結的第八章，亨廷頓教授自我設問：美國傳統的應對理想—現實張力的模式會不會發生變化？他進而提出三種可能的演進路徑，其中的第三種情況倒是可以為目前美國的政局提供歷史視角的解讀——由於美國分裂、虛弱的政府無法令人滿意地應對挑戰，歷史與進步衝突的加劇可能導致越來越強的挫敗感，最終可能導致人們強烈要求拋棄虛弱無效的政府，以更具權威性的結構取代之。「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極端主義可能會產生一股追求獨裁效率的逆流」。

當然，亨廷頓教授當年提到的只是一種理論可能性，究竟會不會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兌現、能夠兌現到什麼程度都還有待觀察。可以肯定的是，按照本書給出的14條標準，川普上臺不是第五個信條激情期的開始。在今年選舉過程中充斥著對既成體制的不滿，但沒有訴諸道德義憤，反而是以破壞道德束縛（如政治正確標準）為榮；獲勝的一方充分表達對掌權者的敵視，但同樣對婦女、少數族裔、司法公正等社會改革運動充滿輕蔑；政治參與脫離了利益集團的常規路線，通過非傳統渠道表達，但是獲勝方改革的主旨並非限制權力，選舉的結果也很難帶來政黨政治的重組而是進一步製造社會衝突和對立。亨廷頓在本書中曾經大膽推測，美國的下一個信條激情期可能在21世紀20年代出現。如果重起亨廷頓於地下，他也許會提醒我們：大幕尚未開啟，不要被正劇之前的墊場戲迷惑啊。（朱文莉）

（本文為《美國政治：激蕩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序言）

《美國政治：激蕩於理想與現實之間》

［美］塞繆爾·亨廷頓 著

ISBN：978－7－5166－3030－3

新華出版社 2017年7月

定價：59.00元